那年跟叶至诚先生闲聊间,说起过兆言名字的来由:言是那“诚”的一半,兆则为其母姚澄姓氏的一半。这样命名其情感含量是显见的了,却并不知道这“兆言”是否包涵了一种预期,比如寄望这孩子如其家族那样,在“立言”上有所努力有所建树。设若果真寄予了这类希冀,兆言大体算得不负所望。一来,在我所认识的年龄不很大的作家中,推他读的书多,学识上对得住他那文学硕士之“硕”;再则,当写小说成为他“主要的毛病和极大的快乐”,写出几百万字于今或许不能说很难,能够从普及到遍地开花的小说男女中跳脱而出、出落到有那么多人买他的书、有那么多人谈论他和他的作品,就实非容易的事;同时,大家都明白,在文学作坊日见无足轻重地热闹又日见行不由径地寡薄了“文”与“学”的年代,我们会多么看重于、期待于那些有文化、有学问而又不犯糊涂的作家 。
在难免浮泛的印象中,家庭环境和个人出身之于这位小说家其实并不那么重要,从他那里去探访“家学渊源”、“学院惯性”大体会是无益的徒劳。人们喜欢参照了书香门第、学人出身论其“书卷气”,其实这名目说不很清,说那些“书”有“书卷气”,固属有逻辑上的问题,说什么“人”有“书卷气”呢?至少于创作不很搭界。用雅与俗之类去衡度作家也并无意义,俗可俗到下作,雅也不是不能雅成酸腐的。兆言很能让我另眼相看的,倒是他始终普通着,平静着,不随从也不摆谱,不像可疑的“弄潮儿”,热衷于弄出些怪模怪样,不似时式的暴发户,爱去出示什么“学人”状、“学院”态。这人异常习惯把实实在在的话往明明白白处说,他甚至于把自己读书写作的驱动力向“赌气发愤”做过归结,比如说谈起读书——在那举国无意于书且无书可读的年代何以能读上许多书——他竟就具体化地忆及一位表兄,这位表兄的侃侃而谈总是不能自休地广涉中外文学经典,令其气馁也促其发愤;比如谈起写作——何以自己的一些短篇还多有发不出的情况下便写了长篇《死水》——也坦陈过“赌气发愤”这一层因由。我历来不太介意作家们的自白,以为或则会有些名士派似的率性和随意,如福克纳的宣称想写作的人没时间去读评论;或则会有些由刻骨铭心的痛而生发出的“极而言之”,如鲁迅的告诫青少年不读或少读中国书。兆言不属此列,照我看来,在当今有名气的人物之中,他倒是一个异类,连在身价飞涨、大伙儿都乐意挤进去的屏幕面前,也恨不能打上一道堤坝。私下以为这该是事理通达之后修炼成的一种心气平和,在平和的心气里,不会有多少“文人脾气”,也没有那么多的“愤世嫉俗”,他那些应对别人打探过来的话,显然只是执其一端,在“全面”和“深度”上讲究不起,可他没有造作敷衍的故意,完全是坦诚地、贴实地自说自话,显见他作为南京人的素面本色,也很能透露其勤奋自强不甘后人的一种执拗。
不知何故,我一度在面对一些江苏年资较轻而量级较重的作家时,一下子就会把他们跟某种动物对应起来。在那些没多大道理的“对应”中,兆言便是“羊”。这是感觉,感觉通常无法化为道理,一旦化为道理就“大不是那回事”或者至少“不大是那回事”。当然,我原本就是以在“道理”上折腾为业,企图去化解过:跟他早些年留过一撮山羊胡子有关?跟通常有种走在群体前面的“领头羊”有关?跟童话中的羊往往都很有学问有关?仿佛有这类意会,也好像并不是那回事。
比较能够肯定的是,我想到人们在说“猛如虎、贪如狼”、“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的同时,说了“狠如羊”。兆言的狠劲十分了得,他的一种定力狠得厉害,在追求特异性的时尚中,在铺天盖地、此起彼伏的潮流面前,在艺术家的身后一群恶魔不停追赶的情势下,他保持了强大的沉稳,在永恒性、自我性的文学执着上,他不露声色地以化为绕指柔的力度融通进世俗和他者的关涉,跟一切标新立异绝裾而辞地标立出自己,这不能不向“狠”上归结。兆言吸引了众多评家的关注这一事实,也许要比他拥有众多的读者更为重要。我指的是,论者谈“传统”说“现代”,议“流派”论“风格”,差不多要言说什么、例举什么都可以扯上他的名字以及他的作品,他似乎成为麻将桌上的一张“百搭”,人人爱他、可以拿了他派用场,却又分明不曾有过说到“底”说到“家”乃至说出个然和所以然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广受评家瞩目的兆言其实遗落于“评论”之外,“恋家”的兆言说过很希望有读者评家为之归归类,他似乎并未意识到,给论者造成智慧和语言的痛苦就正是他的荣耀,本身就很能昭示其艺术经营上的包举性与亲和力。在我看来,对于文学人和文学产品来说,没有什么比可以被轻而易举地分门别类更糟糕的事情;当然,也就没有什么比给有分门别类癖性的评家带来困难更“狠”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