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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美皆:一个现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

        2013年05月24日 11时51分 

          学者王尧 

          王尧的长篇散文《一个人的八十年代》,从边缘化的个人经验入手,写了乡村、城市和大学中的“我”,让人看到了一位知识分子的心灵史。我常常觉得,所谓“宏大叙事”,遮蔽的往往比彰显的更多,因为它的姿态太高了,极容易造成“灯下黑”。而边缘叙事的价值所在,正是使“灯下黑”成为“显学”。《一个人的八十年代》的宗旨,就是追记被八十年代宏大叙事挤压掉的个人经验。 

          王尧十五岁高中毕业,成为所谓回乡知青,辗转于各村担任代课老师,然后,又由乡村走向大学。这种乡村经历是典型的高加林式的,但是,与高加林对于乡村的抵触甚至仇恨不同,王尧对于乡村的感情基本上是和谐的。这里有他年少时的激情,有他田间劳作的快乐,他写插秧和收割,都是那么令人信服地快乐,可见他对乡土的感情之真。 

          王尧曾言:“农业文明、乡村政治、革命的日常生活和传统的伦理道德等塑造了我的青少年时期。”“重忠孝仁义礼智信,本质上还是个传统的人。”“我性格中的温良恭俭让是主要的。这影响到我的研究和写作,思想表述有时过于温和、迂回和宽容,与这一点有关。”此乃信言。尽管有时仍然被认为不够中庸,但本质上,他的确是一位比较传统的知识分子。因为,他的文化的根系在乡村,传统的乡村文化成为他非常重要的一个精神坐标。正如他自己所言:“我基本上是成年后走出村庄的,故乡不是背影,而是我不时遭遇到的一个‘对象’,我今天对许多中国问题的困惑,与我对故乡的认识有关。”如果没有走出乡村,我猜想,他也会成为一位乡村精神领袖,一位为尊一方的开明绅士,一位耕读传家的白嘉轩(《白鹿原》)式的人物。在当今中国的知识分子中,这一点是比较少见的。 

          对于故乡的事情,至今他还有一种贴己的关怀,比如,他请当地领导好好保护镇上的一条古老的石板街;再比如,村里的小学被撤,他在意到失落的程度。实际上,对于乡村,王尧的感情是复杂的,一方面,他的叙写使他的乡村更像乡村,值得留恋;另一方面,他追寻的箭头又执着地指向外面的世界,他的人生选择足以构成对乡村的否定。 

          《一个人的八十年代》中,与乡村对举的城市是苏州。苏州城里没有王尧的根,但他依然对苏州的日常生活进行了文化上的细密观照与深邃思考。“当雨天从这些院子走过时,我的一个奇怪的念头是,走到人家的房间里去,打开他家的箱子,我想闻闻箱子里的味道。千年以前,这座城市就是这样的味道。”这就是一个文人对一座城市的探寻,同时也象征了这个文人与这座城市的关系。 

          《一个人的八十年代》写大学其实就是写知识分子,王尧本身在大学中,近几年又一直在做知识分子研究,对于大学以及知识分子问题有切肤感受和深入思考。王尧进入大学时就已经比较成熟了,他的阅历与品德使他成为学生干部的首选,沿着班长、系学生会主席、校学生会主席、市学联主席的路子一直往上走,他几乎成为职业学生活动家,还光荣地出席了全国学联代表大会。毕业时经省教育厅特批,王尧留校做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他是一名非常优秀的辅导员,被他“辅导”的学生是幸运的。王尧做学生工作,是怀着一种兼济天下的使命感、一种纯正的政治热情去做的。他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学生工作者,这让我想起年轻时的格瓦拉。他说,“即便在今天,我自己的许多想法已经发生了大的变化,但我仍然谨慎地对待理想主义,而且总觉得自己的血液在澎湃。我有时甚至认为,我们这一代人中的一部分,也许是对曾经的真正意义上的革命怀有理解和敬意的最后一代知识分子。”这是肺腑之言。王尧还说,“政治理想与入世情怀在很长一段时间影响了我对道路的选择。”在他的语境中,我看到“政治”这两个字居然散发着新鲜水果般的光泽,实在太罕见了。因为,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政治”其实常常是“政治生活”的代名词,很难摆脱肮脏的面目,而他所谓的政治,是政治理想,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以及政治热情。 

          占据王尧精神体系之核心的,就是一个“儒”字。他的重视农业和乡土,都是儒的体现。他的淳厚也属于儒家的修养。儒家的传统情怀就是入世情怀,儒家的政治理想就是治国安邦平天下。由此可以理解他在学生工作中所倾注的热情了,他是实实在在地当作一种事业去做。从屈原到李白到“五四”精英们,兼济天下一直是知识分子的公共理想。王尧所拥有的,就是中国古代传统的“士”的理想,应该说,他是一位接受过现代文化洗礼的士大夫式的文人。在中国的国情下,完全现代的知识分子是不足为训的,他们可能有瑰丽的理想,却什么都做不了,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也许更为合宜。学术的王尧一直没有忘记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和使命意识。他的字里行间,渗透着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忧时感世的情怀一脉相承。他为乡村“人文”结构和根基的流失溃败而担忧,为大学的行政化而担忧,为文学价值的边缘化而担忧,为思想力和个人品格从文学作品中消失而担忧,他还不无担忧地指出了学院派重视文学史研究而忽略当下创作的局限。我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数次停下来,沉默或叹息,文字中的沧桑和伤感,还有那些留白处的无声的叹息,如深谷大雾,聚拢且弥散,其忧思嗟叹却又哀而不伤的行文尺度令我心折。 

          王尧是一位具有古君子之风的现代知识分子,人情练达而又不失内心的庄严淳厚,批判但尽量以柔克刚不露锋芒,偶尔的书生意气仗义执言,是由于文化上的愤激和忧患。这么多年,他一直没有偏离文化的方向和内心的追求,而且努力尝试将思想与现实的陆地接壤,这是知识分子行动力的体现,是将坐而论道过渡为启蒙和引领的切切实实的社会担当。以“沉潜”的方式来保持自己的特立独行,是知识分子长期不变的选择。王尧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我喜欢《一个人的八十年代》这样思想与才情完美结合的文字,而且,王尧的才情是偏于温情的,体现出男性的醇厚与宽仁,即便批判,也从不刻薄。以学者身份立世而又能写出上乘散文随笔的人并不多,他算是一个。带给我更大惊讶的,则是他还在写一部长篇小说,在挑战一种有难度的写作。 

          阅读《一个人的八十年代》,就是阅读王尧的精神世界,乡村、知识分子、理想主义、感伤,是理解这本书也是理解王尧的关键词。我对学术的王尧是钦佩,对散文随笔的王尧则是喜欢。他的学术论文和散文随笔,是可以相互阐释的互文,而又以后者更见性情,正如他自己所言,“在学术以外的一些文字,和我的性格特别吻合。”学者写作往往不是袒露而是遮蔽自己的灵魂,进入到一个学者灵魂的那种震颤、惊悚、热烈、沉重或真挚的体验是难得一遇的,对于学者写作的阅读因此成为一种没有冒险的旅程。王尧不是这样,他说,“我获得了一种叙述的自由,这个自由如同我在村庄前的河流中舒展身体。我和许多已经称为知识分子的人一样,这些年来包裹得太紧了。我想裸露自己。”这么多年的学术操练丝毫没有磨灭他的感性和才情,这简直是一桩接近圆满的功德了。

        文章来源: 责任编辑:陈进 【打印文章】 【发表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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