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清平：我走过的弯路

　　没有思想就没有作家。　

　　始终伴随我走过人生道路的，是我不断地思考，不断地用文字记录着我的真情和思想。罗素说过：“许多人宁愿死，也不愿思考，事实上他们也确实至死都没有思考过。”人生，经过思考才会像咀嚼过的橄榄回味无穷，人生，经过思考才会如雨露滋润的花朵芬芳迷人，而没有经过思考的人生是毫无意义的。因此，我庆幸自己在学会生存的同时，还学会了思考。但是，思考后的选择却有很多条路可走。回顾我走过的文学之路，有坚持小说创作的体验，也有弯路多变的教训。 

　　我对文学创作的爱好发端于小说。 

　　开始写作时几乎每周都能捣弄出一两篇小说。但在捣弄一段时间小说后发现，单调的生活和单纯的阅读无法创作出真正的小说，屡战屡败的教训迫使我不得不思考，是自己的才能不济还是选择的路径太难？我不自量力地以为是我选择的路径出了问题。身无武功的人耍起钢鞭来总是把自己打得皮开肉绽，而大多不怪自己武功不行而去怨钢鞭太长太软。我现在想来当时自己弃小说而去大体相当于这种人。事实上，人间万事出艰辛，世上没有一件轻而易举就能获得成功的事情。我在小说创作没有明显成效后转而兼写了散文和所谓的纪实文学。我以为散文写作发乎情，止乎理，操作相对容易。其实要写得好，写出传世佳作也绝非易事。受当时教科书上散文的影响，我的散文免不掉套用卒章显志的模式。不错，散文果真发表容易得多。几乎出手就没有落空的。然而，写的多了，即使发表了，也打水不浑，自己终究觉得还是没多大出息。自己绝对写不出名家名篇那种散文来。我发现，所谓散文其实更像是边角料，是一些名家的闲情逸致，即便是散文大家也很少起步于散文。那么，身处乡村一隅的教书匠能在散文这条道上走出去吗？纵然发表了，也顶多在报屁股上补白而已。下里巴人那点情调怎么能引起人们的兴趣呢？ 

　　于是我又琢磨起其它形式。 

　　就像初入武门的小伙子，总想把十八般武艺全学到手，成为身怀绝技的高手。那时所谓的纪实文学很吃香，几乎哪家报刊都发那种稿子。我便跃跃欲试地从事纪实文学创作了。开始我以为纪实文学应当是报告文学的一种，必须像散文那样尊重事实。于是为写一篇反映农村拐卖妇女的纪实作品，我不惜花了半年多时间，发动我教过的几届学生帮助调查，自己实地采访了几十个被拐的妇女，历尽千辛万苦写出了《远征军和他们的“女俘”》，几经辗转发在《垦春泥》上。后来发现人家此类的东西写得并没我这么苦，似乎只需剪剪贴贴，拼拼凑凑就可以成为所谓的纪实文学了。于是，我把自己在农村生活时受到的家庭势力压迫的刻骨铭心感受整理成《族权，复活的幽灵》，居然在当时全国发行量最大的《南方周末》整版发表，且配发了评论。那时大邱庄、南街村等农村典型特别火爆，编辑谭庭浩先生对这些典型有过深刻思考，认为族权的幽灵并没有因经济的发展而彻底消亡，恰恰相反，却在现代农村死灰复燃了，严重禁锢着农村民主和文明的推行。也许我的稿子正合他意。他非常认真地把我的一万多字的稿子删节至七千字左右发了个整版，并亲自写了评论。此稿发表后先后被《党建文汇》、《报刊文摘》等多家报刊选摘。其时我已改行进了家乡的县计生委工作。恰逢全国上下狠抓计划生育工作，我几乎每周都奔波在农户与农户之间，从门前晾晒的尿布以及女人小东西上寻找超生户的蛛丝马迹。当我看到那些蓬头垢面的农村妇女走进手术室时，我油然而生同情之心。为什么我会动了恻隐之心呢？因为那些所谓的超生游击队比起一支超生正规军来实在算不了什么。在尽心尽责动员农村超生户去做手术的同时，我也耳闻目睹了许多超生妇女的逍遥法外。此前春晚上的《超生游击队》小品差不多成为我们工作对象的范本，但我想，其实在超生游击队的背后掩藏着一支庞大的”正规军”。不是吗，那些城乡有头有脸的人物哪个不生了二胎三胎？他们的准生证是哪来的？有谁去追剿他们？于是，我根据工作接触的真实情况创作了《超生“正规军”》。稿子发向许多报刊后却命运不济。因为我的稿子不仅唱了反调，而且抹黑了基层党政干部形象。还是编过我稿子的江苏人民出版社的沈耀才先生理解我，又毅然把稿子发在他编的《垦春泥》上了。 

　　带有编造痕迹的所谓纪实文学和不能虚构的散文曾为我在家乡赢得了微不足道的名声，但是，它们也给我带来不少麻烦。特别对我想达到的作家境界不仅没有缩短距离，似乎反而背道而驰大相径庭了。它们总是有点雾里看花似的朦胧，总是有点隔靴搔痒般的无奈，终究不能自由驰骋自己的想象，不能淋漓尽致地表达自己的思想。终于有一天我发现古人果真比我高明，说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千真万确。人们总想文武双全两全齐美，事实上根本做不到。没有放弃就没得到。有所为，有所不为。既然爱好文学，就应当知难而进，选择最具代表性的文学样式捣弄下去。可能是受到某段相声的启发，我担心起有人会在以后评价我说，“你呀，小说没有纪实写得好，纪实没有散文写得好，散文没有诗写得好，诗没有格言写得好，最终不如什么都不写得好。” 

　　一个人毕其一生也不可能穷尽世间技艺，成为万事通，只能在某个领域甚至某个领域的一个方面胜人一筹。受此想法影响，记不得是哪一年了，我断然中断了纪实和散文写作，决心与纪实和散文一刀两断，势不两立，从此潜心致力于小说创作，哪怕在小说创作上一事无成，也不成功便成仁地一条道走到黑。 

　　但是，在我此后坚持文学创作的过程中，我还走过一阵子”弯路”。面对人生道路上的各种诱惑，我像龟兔赛跑时左顾右盼的兔子，总不能专心致志从一而终地坚持一个方向。那大概是1994年前后，我因工作关系接触了一些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的事情，而此时同行中有人说我除会捣弄点狗屁小说其实什么都不会。我知道后就不信这个邪，想出口恶气，决心弄出几篇经济论文给他们看看。现在想来，我根本不应当较那个劲，我不得不承认自己当时的确对经济工作一窍不通，不仅没有学过什么经济学，而且对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也只刚刚接触，略知一二，但是，我居然不知天高地厚地捣弄起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的论文了。第一篇论文其实只是一篇调研报告。令我没想到的是，当我漫无边际地把它投出去不久，居然在《经济日报》上分两期大篇幅头条发了出来。几乎同时，原国家体改委主办的限发至县处级的《改革内参》也全文发表。《内参》除我的文末没有作者介绍外，其它均有介绍，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这对我的自信无疑打了一针强心剂。于是，我一发而不可收地写了六七篇，居然都发在《经济日报》等中央级大报大刊上。我欣欣然自己俨然是一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专家了。这里有个小插曲。当时家乡县城有一家企业刚改成股份制公司不久，主管局就在一夜之间撤换了董事长。对照刚刚颁布实施的《公司法》，我以为主管局的行为是一种非法和无效行为。我以此为由头写了一篇稿子发在《经济日报》上。不料被撤职的董事长晚上找到我家，盛赞我深明大义，为民作主，并想借我手中之笔为他官复原位助一臂之力。可笑的是，主管局长居然也拐弯抹角托人宴请我，并在背后调查我写那篇文章的背景，问是否有政治交待。结果两人都没有得逞。我不过是一介书生，探幽发微地写点没用的文章，既未奉命，更不代刀。只不过以浅薄的文字反证一下国法的无奈，伸张一下百姓的正义，根本不可能为流俗小人们助纣为虐。《经济日报》是国务院主管的大报，而且理论版面不多。一个县政府办的秘书稿子在短短几个月内多次赫然登上《经济日报》，在家乡那个县城简直轰动了。当时的县报记者采访我，称我是”文学道路上走来的经济学者”，我不敢妄想成为经济学者，把他稿子的题目改了一个字，变”经济学者”为”经济学子”。记者为了丰富那篇人物报道的内容，居然找到了《经济日报》发我稿子的编辑陶国锋先生。后来我看到陶国锋先生写过的很多文笔犀利很有份量的长篇报道，但当时他与我素昧平生，至今也未曾谋面。当时陶国锋先生接受我们县报记者电话采访时说，我的稿子鲜活，是许多理论家写不出来的。我想这算是对我所谓的经济论文的最中肯的评价了。其实，我的那些论文顶多只是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的一些现象和我当时想法的真实反映，根本没有理论基础，更不可能有理论价值。之所以能在中央级大报上连篇累牍地发表，不是我初生牛犊不怕虎，破罐破摔地把一些阴暗面抖了出去，就是《经济日报》当时稿荒，因为有一次我的同一篇稿子居然在同一天《经济日报》的不同版面上出现了，让我不得不怀疑《经济日报》饥不择食。但是，说实话，发完那几篇所谓的经济论文以后，我突然对那类玩艺儿再没了兴趣，对那些所谓经济学者们的言论也从此失去了兴趣。我想如此容易捣弄的东西肯定还是成不了大器，还是回过头来写我的小说吧。 

　　于是，我便在工作之余死心塌地追逐灵感的召唤，静心从事小说创作，陆续又发表了三部长篇和几十篇中短篇小说，并且先于本书的许多文章出版发行了。 

　　我非常庆幸这段”弯路”走得不远。 

　　如果一直走下去，也许说不定能在仕途上闹出点名堂。因为后来听说基层某人忧国忧民地写了几篇调研报告，被中央看中调往京城高就，成为炙手可热的农村问题专家。我走过的所谓”弯路”也许可能就是一条”正路”。但是，成功不可复制。别人成功的光明大道，我走起来可能就是死路一条。要想用文章作为敲门砖，那也绝对不是我写的那类文章。我要是想用才华和心血去换取上司的好感，我也不会忍辱负重地去捣弄什么文学。自古刘项不识字，斗鸡走狗胜读书。对付官场那点破事哪里需要像潜心创作那么劳精费神呀。哪怕有一点非分之想，我也不会放弃有些领导规劝我写点”正面”文章的机会的。但是，这些年来我几乎就没写过什么指向明确的歌功颂德的文字。因为我对那些具体的人和事总是提不起兴趣，有时甚至想起来就会恶心，哪里还能去书写呢。与此同时，我知道再写所谓的经济论文可能惹事生非，而且再写下去真的需要理论功底了。而我不能不承认自己在经济理论方面知识匮乏。如果不及时弃暗投明，肯定写不出那么多小说了。我的这个选择是对是错，我说不准。今天回过头来看那些所谓的经济论文，几乎有点好笑，但不可否认，从中依然可以看出我对时事的敏感，似乎还可以窥见我那么一点点”位卑未敢忘忧国”的郁闷。 

　　我曾在《孤独的馈赠》中说，孤独与生俱来地伴随着我。寂寞与孤独如影相随。一个没有寂寞孤独感的人不会成为作家。并不是说作家一定要离群索居，遗世独立，不食人间烟火，而是说作为一个作家必须时刻保持清醒头脑，用普度众生的菩萨般心肠去审视人间百态世间万物，欢天喜地，但不以物喜。悲天悯人，但不以己悲。米兰.昆德拉说过，作家都是害群之马。我理解这是说作家与众不同之处在于跳出群体意识，始终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神圣使命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正因为作家必须时刻保持这种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他有时显得与众不同甚至有点另类就不足为奇了。那么从作家本人来说，他保留一点曲高和寡和高处不胜寒的寂寞孤独实在不是他为人的罪过，而是奉献的需要。”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春蚕用死向人们奉献出美丽，蜡烛以自身灭亡给人们带来光明。作家没有这种精神怎么能奉献出美好的精神食粮呢？而要达到这种境界，耐住寂寞，饮尽孤独，在所难免。记得曾读过柳青的创作谈说，作家是老实人的事业。多少年后我笃信这句话千真万确。守不住清贫，耐不住寂寞，忍不了孤独，哪能配做作家。我有时甚至想，假如一个作家用他的毅力和智慧去从事别的事业，可能会比做一个作家更容易成功。年轻时憧憬作家的神秘神奇甚至神圣，哪想到会如此艰辛艰难甚至艰险。永远在创新，永远在突破自己。有什么工作需要如此的寂寞枯燥孤独清贫？ 

　　回想这些年来，我虽然身在官场，却一直关注着农村和工厂。农村是生我养我的地方。回想起农村生活，真的很无奈，有时还很后怕。假如走不出农村，那就只能永远固步自封。但是走出农村，而忘掉农村，那必将成为无根的浮萍。走出农村且悲天悯人地关注农民，将成为我文学创作不竭的动力。而我之所以关注工厂和工人，大多是由于工作的关系。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的工作与工业关联。我以为，改革从农村走进工厂。农村改革几乎一夜之间就完成了，非常简单。而工厂改革却经历了左一轮右一轮的，似乎永无止境。为什么工厂的改革如此艰难呢？我想，农民一旦获得赖以生存的土地就牢牢地拴在了土地上，即使外出打工也摆脱不掉农民工的身份，而工人一旦失去工厂尽管有许多条谋生之路可走，但由此引发的一系列诸如稳定等社会问题就非常棘手。农村改革是把土地还给千家万户的农民，工厂改革却要把工厂合法弄给少数管理层而把许多工人赶出工厂。一得一失。自然得者皆大欢喜，失者不知所依。所以农村改革一蹴而就，工厂改革反反复复。我多年服务工业经济时就痛心疾首感觉到，失去工作的工人没有农民日子好过。一工一农，国计民生。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作家都不会漠不关心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底层工人和农民。他们中间有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他们的痛苦理所当然就是我们的痛苦。一个还能用手中之笔书写些微思想的作家不关注民生疾苦，沉湎于风花雪月，那不是作家的悲哀就是时代的不幸。 

　　我庆幸自己这么多年来始终保持着用文字记录情感和思考的习惯，更庆幸自己及时刹车，毅然决然放弃散文纪实和所谓论文的写作，专心致力于中长篇小说创作。回想起来，从小说出发，转了一大圈又回到小说上，是不是起了弯路甚至走了歧路呢？也许那些零星的文字现在看来不忍卒读了，但还是起到练笔作用的。当我再次写起小说时，我感觉对文字的驾驭并不那么艰涩了。因此，我有理由相信，即使过去走了弯路，但近年来的弯路超车，迎头赶上，我也有了小说创作上的收获。目前，我已出版十多部小说，其中《骗商》《干部家庭》《秘书们》《官场玩偶》等成为畅销书，虽然来得晚了点，但还算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