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蓓佳：人这一辈子

　　最后一次见到陆老师，刚好是一年前，不是大暑就是小暑的天，总之印象中就是热。法国的出版家毕基埃先生和《美食家》的法文翻译者陈丰博士访问江苏，到了苏州这一站，提出想见见陆先生，我就帮他们联系，又带着他们去了。那时陆老师人极瘦，气喘得厉害，从楼上下来，举步维艰，但思维清晰，谈兴正浓。家中只两个老人，一个中年的阿姨，桌上是中午吃剩的饭菜，用纱罩盖着。楼前小花园里的树木花草未经修剪，有一点芜杂。一切一切，多多少少的，透着一种世事沉淀后的苍凉，或说是平凡家居的温暖。这样的两种感觉，应该彼此矛盾，可是那一天却是奇怪地搅和在一起，留给我无法磨灭的印象。　

　　在我们这一辈的作家中，我读陆老师的作品是比较早的。六十年代，《人民文学》杂志上，我读了他的《葛师傅》和《二遇周泰》。不是有意识的阅读，那时候我没有这么高的资质，仅仅是我父亲数年中一直订阅这本杂志，我经常从他的床肚下的书堆里偷出杂志看，就记住了这两篇小说。很喜欢。非常喜欢。小时候我有个偏见：写工厂生活的小说脱不了一股油污味儿，陆老师的这两篇没有，相反，留给我的气味，是一股茉莉花的清香。成年以后，新时期以后，我接着读了陆老师的几乎所有作品，仍然认为小时候读过的几篇最好。陪伴一个少年成长的清新之气，从来没有随岁月流逝而消解弥散。 

　　陆老师是泰兴人，六十年代曾有一段时间下放锻炼，去到泰兴的一个类似于“大寨”的公社劳动。无巧不巧，我父亲在泰兴文教局工作，也在同时同地点下放。父亲是文学爱好者，就此跟省城作家陆文夫结识。文革结束后，陆老师回泰兴探亲，顺便去我家做客。每次陆老师跟我在会议上碰到，总要问候一声：“你父亲还好吧？”陆老师病重和去世时，我适时告知远在深圳的父亲，父亲回我手机短信，悲痛之情溢于言表。 

　　1991年，我跟随陆老师和王蒙老师去新加坡参加国际笔会。那一次是我跟陆老师朝夕相处最长的日子。我们从一早坐在新加坡国立大学餐厅外的阳伞下吃早餐开始，到晚宴结束各自回房，每天在一起谈天说地、朗读作品、给中学生做文学报告、品尝榴莲、观光散步，竟相处出了一点点父女间的亲密。那一次他的夫人管阿姨随行，我们三个人东张西望漫步在新大校园里，不知道的人真以为是一家子。此后又有很多次开会相遇，不是人多混乱，就是时间短暂，匆匆地说几句话而已，再未有深谈机会。陆老师去世后的一天一夜中，曾有很多个电话打到我家里，执意要我概括对陆老师印象。我想来想去，觉得用“智慧”这个词比较合适。无论为文还是为人，写作还是生活，智慧这个字眼儿用在他的身上，应该是恰如其分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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