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毓璜:怀念老陆

　　对于70年代后期以来支撑过江苏文学创作和文学组织工作的老一辈作家，历来多所感戴，他们无一例外地关注过我，关心过我，关爱过我；甚至可以说，只是因为他们的关顾，才改变了我的职业和专业方向。然而，我跟他们的交往却一律是被动的，浅浅而淡淡的。这除了因为自卑，因为向来以为跟作者其人过于热络未见得利于批评，也该和自己的人生态度过于闲散、慵懒有些关系。　

　　与老陆的情形当然也一样，虽然是泰兴老乡，虽然我在盐城的一个县里教书期间，适逢他下放到紧邻的一个县，后来更有江苏作协的相处；然而，始终只为鸡犬相闻的“邻居”；我想，这其间有意无意的那一点“距离”，跟“位置”和“声望”上的差异不无关涉，却又并非仅仅缘自这层干系；至少老陆既不是一个注重人际亲疏、也不是那种有“架子”的人物。 

　　老陆对我的关顾是有些出我意料的。记得80年代初，应邀去苏州参加他的一个作品研讨会，一进吴县招待所就遇到范伯群先生，这并不奇怪，他主其事。奇怪的是范先生的第一句话竟是“好了，专家来了”。一个着名的专家对一个小城来的教书匠如此招呼，虽不甚受用，心里却也明白，一个随意而善意的玩笑罢了，不必介意的。让我有些介意的是，事后会务上的同志告诉我，确定与会者名单时，最后请老陆定几位，他沉思有顷，就点了一个黄毓璜。虽说会务上已经把我列入名单，老陆的点名，无意间便有些“抬举”了一下的意味；范教授的玩笑，大概就包含了这点因由。这让我有些感动，其时，我跟老陆连一句话都没当面说过，他想到我，大概是因为看到我写过一篇陆文夫的创作简论。那篇文字很有点初生牛犊的孟浪，对老陆的小说既谈了“得”，也说了“失”，对于后一层意见，在文学界已然颇为显赫的老陆，想来也是有所认可的了——在好评如潮中，他该不会对一味肯定的文字留下多大印象。 

　　此后，仍然是没有当面交谈过一次，没承想到得80年代中期，我在小城意外地收到作为“主席”的老陆寄来的一封信，并附了几本题签过的赠书；信中提到了那篇文字，证实了我的那种推测。其时，正值他的《美食家》、《围墙》，《万元户》在同一年度的《收获》、《人民文学》上相继发表，《文艺报》计划发篇评议文字，要他自己找一个评家去写。这封信是说明想请我，征询“是否有意？”。当时，看那信上一字不苟而笔笔工整，如同认真作业的中学生作业本本上的书写，心里曾怀疑过：这不能是陆文夫的字吧，难道写信还用了“秘书”？多年后有机会读到他的一些手稿，才知道那正是他的亲笔，他就是这么认真地写字，向来如此、始终如此。 

　　回忆起来，当时爽快应命，并非仅仅感动于他的信托，更因为自己从读中学开始，就差不多一篇不拉地读了他的小说和言论，对老陆的作品很是喜爱很为推崇。老陆是一个并不多见的忠贞的探索者，他把艺术的探索跟社会的探索，人生和人性的探索一体化了，时时让人感触到对于艺术和社会人生的一种坚执，一泓深情，一脉贯彻始终的顶真态度和不肯妥协的求索精神。 

　　私下以为，论者们在充分注意到老陆的小巷格局和平民意识的同时，多少忽略了他深广的浩茫思情和坚执的问题意识。他曾说过：“因为解放初我是当新闻记者的，要我在创作之前不明确宣传某种思想，不提出某种问题是不能的。”老陆以“糖醋现实主义”自况过，意在并不辛辣也也并非苦涩；其实，微笑看待人生是其表，在内里，他确乎总是以一个质疑者、抗争者的姿态，把以忧患为底里的问题意识贯穿整个创作思想和艺术实践的作家。比如，就创作思想和艺术驱动看，他有两个很具体的说法，一个叫“宏观着眼，微观落笔”，就是说让小巷陌接通大世界，把“人生的小问题跟历史的大问题结合起来”；另一个叫做“多弹头弹导火箭，同时击中许多目标”，就是说倡导从题旨的单一性走向繁富化，抓住小事细细地说，说出了、切入了现实的整体和人生的恒久。我想，大哉老陆，面对社会的前行，正是由此不断求得了思想和艺术的拓展，真正地趋向了思想的前锋性并艺术的前卫性。 

　　就创作实践及其效应看，他的问题意识常常不体现为现实的被动反映，而是带着穿透的目光，穿越现实的表象，跋涉进社会人生的底里和被遮蔽的内情，去体味和表现某种错位、困顿、尴尬。他始终不渝地 怀了热切的希冀，关注着人的现实和现实的人，字里行间饱绽着对于社会群体抑或生命个体的深情呼唤。早年的《小巷深处》，就突破了共和国建国之初文学单一的讴歌模式，冷峻地作出了人应该怎样对待在社会行走的人的思考。后来的《唐巧娣翻身》、《小贩世家》、《特别法庭》、《一路平安》等篇，“现实”都是作为基点和起点而展开的，“问题”都从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切入到历史与心理的深层。社会和人生的种种悖论在其艺术运筹中，常常构成一种“反拗”和独到。当社会正忙着为知识分子、为资本家“落实政策”的时候，他以他的艺术创造痛切地为坐而论道的一群画像，入骨地为我们总是自搬石头自砸脚的愚蠢写真；当表现富裕之路蔚成文学的大观，他发人深思地表现了一个被掏空的“万元户”和一个万元户的被迅急掏空。从社会角度看，也许我们看到的只是作家的超前意识及其跟时尚对视的姿态，而从作家主体和艺术本体看，我们都分明可以触摸到一种独立的精神和一种指向社会与人的终极追问。 

　　应该说，老陆的创作不能不有不可避免的局限，他是一个极富自知之明的作家。记得在一个外地的宾馆里喝了点酒以后的老陆，拉上我到他房间聊天。这是他跟我在其创作上唯一的一次促膝相谈。他说，他知道，自己终久成不了大家，因为大家是一座山，基座很大，我们有多大？他说，他知道他的作品很难留之长远，摆不了多久。当下不免感觉着他有点求之过高，责已过苛，可并没有觉得这是他“伟大的谦虚”，他是否有感于自己一直不能不专注于“现实问题”而影响了超越的气度和力度？一时说不准什么，只是问了声：“《美食家》呢？”他微微一笑说：“哎，那篇还可以”。 

　　也许由于《美食家》的影响极大，圈内圈外的朋友便有意无意地把这篇小说的名目跟作家其人联系起来，人们似乎把老陆其人跟其笔下的艺术形象一锅煮了。老陆虽然在他的作品中寄寓了“批吃”的愚蠢、“倡吃”的也愚蠢这层命意，可他毕竟是懂得吃的。一次在苏州王四酒家同桌进餐，就见过厨师拿着一碗不知是豆腐还是什么的来到桌边，恭敬地向老陆征询烧法。可依我看来，把老陆看成吃的精灵是大谬不然的。那年作协大年初开主席团带上书记处的会议，彼时南京还如小城那样，饭店大年不开伙，从外地来与会的只有老陆，吃饭得有个着落。到了中午，我随便说了声到我家（其实是我在作协机关内的临时住处）去吃饭吧，老陆随口答应了。我声明没什么好菜，他只问花生米有吗？我满口说有。就这样，包括两位作陪的，每人还摊不到两样家常菜，拿上一瓶低度双沟就热热火火地吃了顿饭。熟悉老陆的朋友都知道，老陆吃上不讲究，带上他吃饭很可放心对付。酒和花生米似乎是必要的或者毋宁说只要有这两样就成。我们家乡有“花生米子搭搭酒”的说法，老陆在吃上大概是保持了老家素朴而洒脱的传统风格。 

　　宣传部和江苏作协为作家们办的好事中，突出的有为老作家出文集。老陆生前婉拒了为他编纂出版文稿，却在高晓声去世之后，带着病弱之身为其多方张罗出版文集。我记得他的认真，记得他两次当面要我为老高的文集写篇序文，说老高是有分量的的作家，从评论的角度写得详尽些。彼时，老高声望高的同辈朋友都还健在，自度由我来作序非所宜当。可老陆顶真异常，不肯通融，文集付印前又派人几次三番来敦促。回想起来，终究勉为其难地应命，其实是不忍幸负了他那感人的热忱和期望。 

　　祘起来，这件事就是老陆对我为数不多的委托中的最后一次委托了。如今，再怎么希望老陆来委托我一些什么，那怕是让我有些犯难的事，也已然没有可能了。好在老陆要托付于人的，大体都只是他生前宣称过“九灾十八难，不死还要干”的文学上的事体，活着的人不难领悟，去努力把他无声的委托办理得妥帖一些。我虽已然年近古稀，想念他，缅怀他，也该当以他的这句话来激励自己疲苦的身心吧。 

　　老陆病危期间，我不时打探，却没有去看他，不是不忍面对英俊的老陆完全脱形的面容，只是感到没有很大的必要了。在我的想象中，关心和探望老陆的人一定会很多，会络绎不绝。几次抑制去苏州的冲动时，都想到一件事：那年跟作协的两位前任领导去苏州办事，顺便去看看病中的老陆，临时想到买点水果带去。不料，车子刚在一家水果店前停下，就有一位警察走过来“开票”。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登门探望老陆，觉得“晦气”间鬼使神差地念叨了一声：对不起，款照罚，我们急于去看病人陆文夫，请允许买好水果。不料，老陆的名字一出口，警员愣怔了一下，竟就合上票本扬长而去了。到了老陆家，闲话间不免把这细节讲给他听。老陆笑起来，说还有更有趣的，便讲了一件冒名顶替他的家眷而让罚款的交警不了了之的事。 

　　今夏，我去参加了告别老陆遗体的仪式，其时，细雨淋蒙，灵堂的里里外外挤满了人，不只有官员，生前友好，更有不少向记者自陈跟老陆素不相识的读者。联想之下，感慨系之，苏州警民对老陆关爱若此，说明的已经不只是文学的力量。老陆创造一生。临了终究未能如我们期盼过的那样，再创造一次属于他自己生命的奇迹。然而，他该走得坦然：他走之先已然留下了，留下了他生命的重量，留下了将长照并滋养后人的文格和人格的力量。 

　　2005年9月于金陵客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