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退稿信

　　在我书桌的抽屉里，有一只较大的信封，里面放着的全是当年初学写作时，各报刊编辑部随同稿件退回时亲笔写的回信，信的落款，大多是盖编辑部的公章。偶尔有几封信是编辑署了名的。记忆中，还有许多退稿信是千篇一律印在纸上的，上面写几行文字：某某同志，来稿收悉，经我们研究不予刊用。现将来稿退回，希望你继续来稿。对这部分退稿信，我没有留存。那几行不冷不热的官样文字，实在难以激发起投稿者将其保留珍藏的欲念。 

　　现在留存的20份退稿信，都能撩起我对过去学习文学创作的那份回忆，那份眷恋，看到自己走进文学殿堂前行的一步步足迹。想必每一个初学写作者，都会经历退稿这一关，越过了这个坎，就会有一片新天地了。 

　　留存的最早一封退稿信是《萌芽》编辑部寄来的。那是1963年，我20岁不到，雄心勃勃地给《萌芽》编辑部投稿。因为这本杂志是培养文学青年的摇篮，我按编辑部的地址寄去了稿件。一个多月后，我的那篇稿子，从沪宁线绕了一个圈子，又平平安安发回到我的手中。不同的是编辑在稿件中附了一封《给散文作者的一封信》，是铅印的，写得也比较长。翻过来的第二页末尾，有编辑写的三句话。一句是大处着眼，小处入手，要注意写细节；一句是文字要朴实，改变学生腔；一句是多读些现当代作家的散文名篇。我如获至宝，尽管稿子没有发表，编辑老师的这几句话，仿佛是一盏指路明灯，一下子使我顿悟了不少东西。乃至20年后，我作为青春文学院一名辅导老师，面对当年和我一样大的文学青年，我积自己多年的写作经验，也说出了三句话。搞文学创作的人，一要过思想关，二要过生活关，三要过文字关。思想关是对事物的洞察能力，生活关是对生活的体验深度，文字关是对文字的驾驭能力。没想到我的这一番话，也博得一阵不小的掌声。 

　　印象最深的一份退稿信，是《雨花》编辑部寄来的。这份退稿信，彻底扭转了我的文学创作走向。信写的不长，语句却十分中肯：读了你的这篇散文，觉得你有一定的文字表达能力，也反映了生活中一些美好的东西，但我们觉得，所写的主题深度不够，开掘不深，显一般化了。现将来稿退你，希望你继续努力，去写生活中激越的东西。这位编辑在信尾落了名字：曾传矩。 

　　就是这份退稿信，使我明了文学的基本功能，就是要努力去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旋律。不像现在文学创作处在边缘化的地位，不再是人们精神唯一的寄托，不再是社会精神生活的唯一主流话语，然在文革前这一使命是十分强调的。是绝不允许作者去醉心于琐碎家事、豪门恩怨、妻妾争宠、秽行丑闻的描写。几年后，我将这篇退回的散文进行了重新构思谋篇，挖掘深化，这就是后来发表在《新华日报》副刊上的那篇《窗影》，并有幸被电台配乐广播，还收入了江苏30年散文选。 

　　生活竟然有这般巧合。1979年，一份面向文学青年的杂志创刊，我受聘这家刊物的室外编辑，在一次编务会上，一位年长的编辑引起我的注意。后来和这位编辑熟悉了，原来他就是曾传矩老师。文革开始后，文学刊物都相继停刊，《雨花》也不例外，曾老师下放苏北农村，直到前几年落实政策回来，刚好市文联创刊这份杂志，到这里来了。我提起十多年前他处理我的稿件的往事，他早已想不起来了，这样的事对他来说是很常见的，他觉得，那是他工作的本份，应该这样做的。可于我，则很难忘却，我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这是我从内心发出的感激。 

　　后来，我在十多年的室外编辑中，都能认真的处理青年作者的来稿，给他们复信，有时能写上几张纸，和他们交流，不复想到自己初学写作时的情景。自己就是这样过来的，和他们的心情一样，总希望能指出作品中的不足处。 

　　如今，给报刊杂志投稿，大都不会有退稿，更谈不上有退稿信。稿子寄出来，一、二月没用，也就石沉大海，杳无音信，“落花流水春去也”。这一来是因为，现在报刊都实行自负盈亏，这大量的印刷品邮寄费，使编辑部不堪重负。二来，现在科技发达，投稿也用上了电子邮件，各报刊也建立了网站，开通“网上投稿”信箱。作者与报刊杂志的接触也进入“零距离”，点击一下鼠标，稿件就发过去了。如果是熟人，还可通下电话。但我总感到仿佛还缺失点什么。 

　　退稿信现在已不多见了，渐渐淡出作者与编辑之间的沟通领域，渐行渐远。我手头的几十份退稿信，时时使我想起自己文学创作启程的时日，每念及此，总是暖意盈怀，有一种温馨的感觉。(徐廷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