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巴老率团访问日本,我任秘书。到东京后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要亲自接见巴老和全团,表示破格地尊重,这是我第一次聆听巴老和外国政界要人的交谈。为其真诚与善意而震惊。他没讲太多外交场合的客套话应酬话。而以尊敬友好,真挚热诚,敦厚祥和的口吻回顾了几千年来两国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珍贵历史;为近百年间日本帝国主义者给两国人民造成的灾难表示痛心;表达了正视历史开创未来的愿望。充满善意而又机智敏锐。在座主人都频频点头,连连称是。第二天报纸一发表,在日本全国引起了共鸣。
《朝日新闻》请巴老到该社去演讲,并现场广播。巴老认真作了准备。讲稿写好后请日方翻译小八木译成日文,要她明天照稿子读。小八木是在中国长大的姑娘,这对她不难。谁知她译完后却表示不肯明天到台上念。我问为什么?她说:“巴老谈中日两国历史悠久的友谊和帝国主义者给两国人民造成灾难;谈作家对人民对和平的责任,说的都是心里话,重要的话,我怕读得不好,对不起大家。”女作家丰田正子听后自告奋勇由她来念,她怕小八木的字喜磺澹砩习迅迥萌ブ爻环荨5诙煸缟衔壹崽锏牧窖塾趾煊种祝涣称1瓜唷N椅剩骸澳遣皇亲蛱焖锰砹耍俊彼担骸拔乙槐叱槐呖蕖D睦锘鼓芩空庋娉先惹槎肿月傻奈恼抡嫔偌!?/P>
开会时,巴老讲完,丰田女士上台朗读译文。随着她的声音,台下越来越多的人拿手帕擦起眼泪来。巴老演讲是由电台直播的。散会后马上又有人打电话来,请求电视台将巴老的演讲和丰田女士的朗读明天在电视台上重播一遍。后来我们到奈良时,奈良市长一见面就说:“我从电视中听了巴金先生的讲话深为感动。中国是母亲。日本是吃母亲的奶长大的。尽管儿子有时会超过母亲,但儿子终究是儿子。”
过了两年,日本作家水上勉,黑井千次,井出孙六等到中国来,我陪他们,我问水上勉最想看的地方是哪里。他说:“别处都由你决定,但巴金先生在成都的故居我一定要去。”他还说“他是佛教徒,信仰禅宗坛经。他又是作家,崇敬人格的高尚。所以来中国有两个地方必须去,一是六祖慧能接受衣钵的黄梅。他已去过,并在黄梅捡起一粒菩提子带回去种在了自己窗前。二就是要到巴金先生的故里。瞻仰一下产生这一伟大作家的土地。他说的“从前辈作家手中接下来的火炬,有责任把它再传给后人”,这是我们作家都应遵守的职责。到成都后,才知道巴老旧宅已变成某军文艺团体的驻地,几经联系,回答都是“军事重地,严禁外国人进入”,我想劝水上勉改变行程,下次来华再去。他却坚持不改。没奈何只好电告中国作协,中国作协又报告军委总政。总政再按系统给以通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算获准参观其中部分地方。我赌气拒绝入内,站在门外等候。即使这样水上勉先生出来时脸上还是露出欣慰感,到上海见了巴老,还感谢他的谦虚大度。
此后几年巴老的身体日渐衰弱,到1984年国际笔会在东京召开时。他已不便也不愿再去了。不料日本笔会负责人井上靖先生特意赶到上海,亲自恳请他去赴会,他立即答应了。我们劝他考虑身体情况,不要勉强。他笑着说:“交朋友就要交就该交到底,去!”这样我第二次随巴老去了东京。
巴老在大会上有个重点发言,在谈到“文革”的教训时,对自己在那特殊时期的一些思想和言行,作了无情的剖析,令在座的人非常震惊。这时中国比四年前开放多了,控诉“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的文章已经发表很多,连原来的“大批判斗士”都换套打扮转跟入“伤痕”队伍了。但自省自责的文字却未见过。巴老一讲完,有位日本作家就跑上前来激动说:“说受害人对那场灾难也负有一定责任。我还是第一次听见人这样讲,别人都是把责任完全推给‘四人帮’。”巴老说:“我认为那十年浩劫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件大事,不仅和我们有关,我看和全体人类都有关,要是它当时不在中国发生,它以后也会在别处发生……”
散会后回到宾馆,我对巴老说:“您的话叫人感动。那个日本人说的是心里话。”巴老说:“他的话是我没料到的。我只是轻轻地碰了一下自己的良心,离解剖自己还差得很远。要继续向前,还得走漫长的路。”
这是巴老最触及我良心的一句话!面对巴老的所言所行,能不良心发现吗?
我多少有了一点长进。至少在复杂的事物面前,宁可保持沉默也不跟风盲从了。
巴老是我诚心仰望但永远也追不上去的人格坐标。
大江健三郎说:“我以为《家》《春》《秋》是亚洲最宏大的三部曲……先生的《随想录》树立了一个永恒的典范——在时代的大潮中,作家知识分子应当如何生活?我会仰视这个典范来回顾自己。”
来源:《文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