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童本名姓童,和所有传统的父母一样,父亲给他起了个很俗气却又期望很高的名字:童中贵。这个名字从1962年起,一直伴随着他长大,读完了小学、中学和大学,直到今天仍没多少人知道。 “苏童”这个名字的真实意思是:姓童的苏州人。
对自己的笔名,苏童十分欣赏,甚至有点迷信“命与名随”。说起来,苏童喜欢文学,成为作家与自己的家庭并没有什么关系。父母都是典型的市民上班族,平时就很劳累,也没有多少时间管教自己的孩子。
但这段时间的寂寞生活对苏童后来成为一名作家非常重要。9岁那年,他得了肾炎,独自在家熬药喝药,凡事严守医嘱,半年没沾一粒盐。实在忍不住,趁家里没人,有一次他拿了根筷子在盐罐周围转悠,但最后还是没敢品尝,怕死的念头终究占了上风。
当时家中的清苦是一盏15瓦的暗淡的灯泡,是潮湿的未浇水泥的砖地,是简陋的散发着霉味的家具。母亲去买盐丢了五元钱,寻了整整一天,当她彻底绝望时,苏童听到了她伤心的哭声。
因为家里穷,母亲买回的都是一包包廉价的茶叶末。在很长的时间里,苏童一直认为这就是好茶叶。在他成名以后,直到有一位朋友来做客,在喝了他的茶后面露尴尬之色,问:“你是不是把茶和樟脑放在一起了?”他才知道那并不是什么好茶。
大部分时间,童年的苏童只能在街头巷尾和同样年纪的朋友玩拍香烟壳,把香烟壳折成六角形,用手掌在一边拍,使它翻转过来,谁的力道大扇翻的香烟壳多谁就赢。还有一个叫“定铜”的游戏,在一块砖上放好铜片,以半蹲姿势从上往下砸铜片,砸准了就可把铜片占为己有。
除了看小人书外,苏童惟一的娱乐节目是看露天电影,那是逢盛大节日,所有的小孩和大人都上街了,搬着板凳在空地上看电影。《地道战》、《南征北战》、《侦察兵》都是在这样的环境里看到的。
苏童成为作家,主要是靠读书得来的,在初中时期,手里也没有什么闲钱,课堂外的大部分空余时间,只能是靠课外书阅读。
“我上初中时读《红与黑》、《复活》,书是借的,人家要得急,一个下午看一本。读书多了,作文就写得好。看多了,手痒,就开始写作,最开始的时候,靠写诗,再开始模仿当时流行的农村小说写作,先列一张人物关系表:党支书、民兵队长、妇联主任、地主和富农,还煞费心机给每个人物起个与身份相称的名字。写好了,便像放飞鸽一样投给某报纸,然后天天翻阅那张报纸。煎熬半个月,不见影子。”
1980年,苏童考取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在北京的四年里,他受到了正统的语言训练与文学熏陶。他把对付功课外的全部时间,用在泡图书馆上,不停地练笔写作。当时他给自己的任务是每天写一首诗,在吟诵一番后再进教室,心里才感到充实。
当时,苏童的同学里,想当诗人、作家的人很多。有一天,苏童读到一位同学的三行小诗:产房/在/太平间的底下。他为此感到震惊,自愧弗如,觉得自己不是写诗的料,于是转向小说写作。
腼腆的苏童因为怕同学笑话自己总收到退稿,于是借用一位家在北京的女同学的地址,寄收稿件。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星星》开始发表他的诗作,《青春》也开始发表他的小说了,处女作《第八个是铜像》还获了奖,这大大地鼓舞了他继续写作的勇气。在后来的日子里,苏童把自己在北京上学的四年比做是“一棵歪歪斜斜的树”。
22岁那年,苏童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南京艺术学院工作。有趣的是,他的年龄比该校一半以上的学生年龄还小。刚刚开始工作的苏童,在工艺系当辅导员,日常任务就是帮学生领助学金、召集学生大扫除之类。因为经常在晚上开夜车写小说,所以上班迟到就是家常便饭。被领导认为“懒散“的他,对当老师没什么兴趣,领导对他也没什么热情。在这一时期,他认识了韩东等一批写作的朋友们,并开始在民刊《他们》上发表小说。
不久,因为写作的特长,得到朋友帮忙的苏童跳槽到《钟山》编辑部,成为一名专业的文学编辑。就这样,在为人作嫁衣发稿的同时,也不忘自我武装。很快,《桑园留念》、《一九三四年的逃亡》、《妻妾成群》等一批小说相继发表在《收获》等一系列杂志上,很快,在文学界得到承认的苏童就引起了电影界导演们的注意。
虽然小说不断被改编成电影,但苏童拿到的钱却并不多。“苏童的《妻妾成群》被改编成《大红灯笼高高挂》之后,他来北京找我,嘴都是歪的,笑歪的,他告诉我他狠狠地敲了张艺谋一笔,要了4000元的改编费。”苏童的好朋友余华回忆说。
在成家以前,苏童一直住在南京新街口的一间单位宿舍里。当他与同是中小学的同学魏红结婚成家有了女儿以后,手里有了点钱的苏童一直想买房。但奇怪的是,十年时间里,想买房不愿意按揭贷款的苏童手里钱总是不够,总是离房款差5万元钱。直到十年后,才买上房子。
来源:北京青年周刊 乌力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