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莽:巴金与俄罗斯的文学情结

　　巴金与俄罗斯文学的情结持续了整整一生。在他踏上文学道路的初期，在他创作旺盛的日子里，在他困惑的岁月以及在他体衰力弱的晚年，都无时无刻不对俄罗斯文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新中国成立初年，中苏关系处于蜜月时期，后来两国关系出现裂痕以至破裂，这期间巴金仍然殷殷关注俄罗斯文学和苏联文学。1957年9月27日他回答苏联汉学家彼德罗夫提问时，复信中说：“旧俄作家我特别喜欢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后来也喜欢高尔基与契诃夫。我还喜欢过安德列耶夫和阿尔志巴绥夫的一部分作品（鲁迅和郑振铎翻译的）。”谈到苏联作家时，他写道：“我最喜欢的是肖洛霍夫、爱伦堡、法捷耶夫、阿·托尔斯泰、费定。”他注意收集过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和屠格涅夫的《父与子》的插图本。他托人为自己或为朋友代买过爱伦堡的《大波》、特瓦尔多夫斯基的长诗《山外青山天外天》、田德利亚科夫的小说《死结》、柯切托夫的长篇小说《叶尔绍夫兄弟》等。说明他对变化中的俄罗斯文学一直十分关注。1964年1月18日巴金日记里有一段记载：“午睡一刻钟，一点后动身去儿童艺术剧场看苏联影片《士兵之歌》和《晴朗的天空》。”记得1992年我到上海武康路寓所看望巴老时，他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就是苏联文学艺术的近况。

　　最喜欢的一部书

　　巴金说过，他喜欢读革命家的传记和回忆录，特别是在青少年时代。这与他当时的向往与苦闷有关。他厌恶封建大家庭，渴望自由生活，于是便博览各种书籍排解烦恼，寻找出路。他在困惑的时期，得到一本小册子——克鲁泡特金的《告少年》节译本。这本小册子完全攫住了茫茫不知去向的少年的心。“我想不到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书！”巴金1936年在《我的幼年》一文中提及这本小册子时写道：“这里面全是我想说而没法说得清楚的话。它们是多么明显，多么合理，多么雄辩。而且那种带煽动性的笔调简直要把一个15岁的孩子的心烧成灰了。”巴金把这本小册子放在床头上，每夜拿出来阅读。“读了流泪，流过泪又笑。”“从那时起，我才开始明白什么是正义。这正义把我的爱和恨调和起来。”

　　1928年，巴金怀着追求光明的理想，在似懂非懂的情况下，翻译了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的起源和发展》。

　　1930年他又译了克鲁泡特金的《我的自传》（又名《一个革命者的回忆录》），七年以后巴金又译了克鲁泡特金的《告青年》（又名《一个反抗者的话》，有人译为《告少年》）。

　　巴金在他译的克鲁泡特金的《我的自传》一书的代序中，建议青年读者要熟读它，要把它当作“终身的伴侣”，因为它是“青年们的福音”。巴金介绍书的作者，说“着者把他的四十几年的生活简单地、毫无夸张地告诉了我们。在这里面我们找不出一句感伤的话，也找不出一句夸大的话。我们也不觉得他是一个高不可攀的伟人，他只是一个值得我们同情的朋友”。又说，克鲁泡特金“一生只想做一个平常的人，去帮助别人，去牺牲自己”。

　　我们从巴金的代序中还可以感受到他是何等地热爱这个安那其主义者，爱他的人品与思想。“帮助别人，牺牲自己”成为青年时代巴金追求的目的。

　　《我的自传》只是克鲁泡特金的前半生的生活记录，从1842年写到1886年，这里还没有包含他生活的最重要时期。其实他那多灾多难、灿烂辉煌的后半生的基础，远在1886年以前已经确定了。

　　克鲁泡特金的《我的自传》是一部19世纪后半期的欧洲史。

　　1933年，《我的自传》译本再版时，巴金增加了15幅他从外国搜集到的插图。巴金对再版这部书表现出极大的关心。

　　巴金认为《我的自传》是他译过的三卷克鲁泡特金的着作中“文学性最强的一种”，对他的“影响极大”。这部书的理念和奋斗精神为巴金奠定了人生观和世界观的基础，也促进了他的文学创作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