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10月13日,77岁的巴金刚刚从法国参加了国际笔会回国。刚当选为中共中央主席不久的胡耀邦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并宴请了巴金。会面一开始,胡耀邦就表示了应当结束当时对某一作品的批判的意思,并希望德高望重的巴老能给中青年作家以正确的引导。巴金认为对中青年作家,应该关心他们。他们是中国新文学的希望。有缺点是难免的,也可以批评,但是要吸收以前极左的、打棍子的教训。总之,要相信他们。他说:“文艺家受了多年的磨难,应该多鼓励,少批评。特别是对那些有才能、多产的中青年作家……”
在场的一位摄影记者后来回忆:“按过去多年来的习惯,不管你是多么有名的文艺家,在倾听高级领导人说话的时候,你只能唯唯诺诺,而不敢表达自己的观点,巴金却胸怀坦荡地为文艺家大声呼吁。”
这番交谈表明:说真话,不仅是巴老对全社会发出的呼吁,更是他自己身体力行的实践和准则;这番交谈还表明:胡耀邦并不希望别人对自己唯唯诺诺,是一位善于听取各种意见的人民领袖。两位老人对中青年作家以及整个文艺家的亲切关爱更是表露尽致。
另一件保护文艺家的事情是在1979年,当时上海剧作家沙叶新的话剧《假如我是真的……》上演引起争议。巴老除了在《随想录》里再三撰文支持外,在当年召开的第四次全国文代会期间又直接向胡耀邦谈到过这台当时仅在内部演出的话剧。巴老说应该公开演出,让它演下去。
巴老是一位具有独立精神的自由作家,他不拿国家工资而靠稿酬为生。即使有事情,巴老一般并不求助于领导。巴金上书领导人的事情有两次:
一是为老作家沈从文反映住房问题。1979年4月,巴金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法国。回到北京后的一天晚上,应酬活动后近八时,巴金突然问起同行的吴泰昌,沈从文新近搬的家离这里远不远?在登门造访不遇回饭店的路上,巴老说沈家的住房条件太需要改善了。据吴泰昌回忆,从此巴老常谈起沈从文住房问题,并且通过谈话和写信向一些领导反映,直到巴老直接与胡耀邦交谈和写信,沈从文的住房问题终于在1989年得到妥善解决。
二是为现代文学馆呼喊。有感于“文革”中许多作家珍贵的书籍、文稿、手迹都遗失了,1979年巴老首次提出修建文学馆,此后又上书各级领导为此呼吁。经过胡耀邦关心和批准,现代文学馆终于修建起来了。巴老后来回忆说,胡耀邦在宴请他时,也主动提到文学馆要成立基金会的事,这件事要着手办理,在国内外作家和其他各界人士中广泛募集文学馆基金。
两次上书胡耀邦,巴老都不是为了自己。两次上书呼吁的事情都得到了胡耀邦的重视和支持,也因此得到了解决。
来源:《今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