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培：二 胡

　　二胡，中国的瘦。　

　　二胡一直在说的一种声音就是离开，它好像一个从草原尽头来的衣衫褴褛的游子，已经再也记不得自己的国籍身世，但一路不停地走来，来到中国人面前，在人家门槛上坐下来。自渡过黄河那一天起，它的琴弦深处就获得了南方水乡的火热的声音。我们现在看到的二胡，是活脱一部古代器乐版的《南渡记》。 

　　——是一朝又一朝湮没颓圯了的帝国皇朝，造就了它声音的日渐决绝和面目的苍凉。 

　　在二胡声音里有遥远乡土的灾荒饥饿之声，一份原始的饿孚遍野。中国乐器里，二胡，宛似家中窖藏的一点点口粮，主人藏起一小袋稻米，为的是提防无常的灾年突然降临到寻常日子头上——除了继续沿街孑子独行——除了离乡背井，二胡从不勾起中国人灵魂深处的别样声音……别样的乡愁……　　 

　　别人以为它还要走，可是它不走了。问它，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停下来了。或者，也许，它呷了点上好的绍兴加饭？吃了扬州的点心、镇江的陈醋？尝到苏式月饼的酥松，湖州红烧羊肉之后，还想再尝尝？ 

　　它就这样糊里糊涂——在近代，尤其在中国音乐史的近现代——留了下来。 

　　我们周边的江南风物，跟它一样糊里糊涂赖着不走的事物还有： 

　　柳树　顾渚（紫笋茶） 

　　青帮　闽江的北源 

　　阳羡（地名） 

　　建康旧址（《梦梁录》） 

　　无锡惠山老街 

　　石头城 

　　徽州朝奉 

　　刘裕灭晋，史称东晋 

　　含碳量极低的熟铁一种 

　　中药中的一君、二臣、三佐、五使之用 

　　半部《水经注》 

　　半部《药性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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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说新语》里的一个故事。 

　　昆曲中的“水袖”。 

　　中国人自从脱了长衫，穿上洋装、中山装之后，二胡的声音就变了，或者说，一直混杂着在变，变成了落魄革命党人的形象。“二·七”大罢工的工人形象。1960年代样板戏的形象（宁死不屈、英勇就义，云云）。二胡曲目中甚至出现了《社员送公粮》一类新时代的急板。当然声音旋律也蛮好听，不过有点违背其“家中窖藏的一点点口粮”的音乐精神……。二胡就像叛军攻陷后轰塌了的城墙，尸骸砖瓦、遍地狼籍。大家晓得昔日太原、临汾、四平城是怎样被攻陷的——都是太平军长毛样式的挖地道啊。 

　　那么，现在的二胡在哪里？难道在“女子十二乐坊”？ 

　　二胡有点像中国古代乐器中的“元曲”。 

　　元曲，小令为最佳。 

　　本雅明说：“书籍和妓女都能被带上床。她（它）们使时间交叠在一起。她（它）们将夜晚当作白天，将白天当作夜晚……”因而二胡中的名曲《月夜》究竟是否抒写夜晚的作品，大概很可疑。 

　　我要说：书籍和二胡都能被带在路上，带上路。 

　　事实上，这几乎是一切中国的乐器可能区别于西方乐器的最显着特征：中国乐器适宜于逃亡、流徙，在路上携带并演奏。 

　　除了编钟——古老的、后来出土的编钟。 

　　箫、笛子、二胡……都像《水浒》中的洪太尉、林冲、宋江，而天生不大像《红楼梦》里的林黛玉。 

　　我要说：一个民族的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也即其内在心性的声音的具象。 

　　百多年前，在江阴的顾山乡，二胡寻觅到了一个知音：周少梅。在二胡古老的音色里缔结了一颗红豆，南国红豆。在距离顾山乡不远的、百里方圆左右，二胡又找到一个知音，一个名叫华彦钧的小道士。 

　　二胡，在近现代的知音还包括：萧友梅、刘天华、郑觐文、梅兰芳、杨荫浏、李叔同、闵惠芬、倪秋平…… 

　　一颗绝望的红豆…… 

　　中国历史分成厚厚的几册。 

　　第一分册：鼓。云磬。 

　　第二分册：古琴。坝。箎。瑟。 

　　第三分册：歌钟。十二律管、笙、竽。 

　　第四分册：箜篌。浑不是。 

　　第五分册：琵琶。古筝。丝竹。 

　　第六分册：箫笛 

　　第七分册：二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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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份的单纯，实则是一种华丽。　 

　　有时，二胡稠浓的音色深处有隐约的、化不开的浓情，幸亏其音乐抱负中的这一份理想，后来托附给了京胡、板胡。二胡被海上的风一吹，有点醒了，原来却是噩梦过后的惊醒——惊出一身冷汗！《江河水》这样的曲子，《苦闷之讴》这样的曲子，《空山鸟语》这样的曲子，究竟梦见了什么？ 

　　山中贫寒的小道士差点还俗。 

　　六祖惠能出湖北黄梅，辗转逃亡途中差点被窃夺衣钵的另一拨僧人捉住。幸亏他乔装混入暮色四沉的群山深处的集镇。 

　　在火烧圆明园之后，在谭嗣同写下绝命诗、康梁逃亡海外之后，在坊间流传的小说中突然有了一本《呐喊》之后，在义和团出山东，第一辆自行车由海上经外国传教土带往上海或宁波港之后，在“拉洋片”（电影）的声音震惊国人的心灵，如同《百年孤独》中巨大的冰块解开小男孩奥雷良诺孤寂的心智；而在各地辗转旅行，一度会见过太平天国的首领之一洪仁玕，深感前途渺芒的王轁容闳们，回到上海之后埋首翻译近代史上第一部中文版的《圣经》；而苏曼珠作《拜轮诗选自序》时执意把“拜伦”的伦写作“轮”，……二胡的琴相形制发生了变化。二胡由先前的样式悄然演变成后来琴杆伸长，高把位的双弦。一份中国式的病弱和瘦，赋予这把古代中原的乐器“一种秋风中谵狂的形象”（柏桦诗句） 

　　二胡中的“婉转”一项，是其命脉。最美丽的婉转声部，几可与西洋小提琴媲美，而丝毫不逊其异国姐妹。瞎子阿炳之《二泉印月》，刘天华之《良宵》，最大程度上印证了这一点。 

　　二胡是中国人眼眶里的泪光…… 

　　告别，其实是归来。 

　　说离开，但却是“少小离家老大还”。在汽车刹车声中，在高速公路飞越中国南北各省的今天，一辆飞驰的载重货车，断绝了二胡的小家碧玉。 

　　忽闻邻女艳阳歌 

　　南国诗人近若何 

　　欲寄数行相问讯 

　　落花如雨乱愁多 

　　——苏曼殊《寄晦闻》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彼黍离离，彼稷之穗。行迈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彼黍离离，彼稷之实。行迈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诗经·黍离》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 

　　——《诗经·采薇》 

　　二胡的离乱之音。一个有力的充满期待的冒号，有意显示出一种放浪不羁的生活风格，超越了自然和生活的真实，达到了一种罕见的空灵的美：一种随古典气质而来的行动风度：漂泊之不朽。所为诗茜丽绵眇，其神则蹇裳湘渚，幽幽兰馨；其韵则天外云，如往而复，极其神化之境，盖如羚羊挂角而弗可迹。旷观海内，清艳明隽也。所谓不争的斗士、柔弱的强者。“雍容恬静”，原来是二胡这件乐器的“第二命脉”。 

　　声音的干净流利和漂亮，只是平易流淌，显示其平淡而不掩温腴，拙讷而内涵智慧；一颗天真烂漫的音乐心性，含蓄着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深刻同情和理解……二胡，在饱尝中国式历史离乱、饱尝成人的苦辛之后，终于面红耳赤，酒后见真情了…… 

　　平易，故能悲天悯人一如现当代名曲《江河水》，于弱小者反覆眷顾了。 

　　二胡的近两百年历史，正是中国音乐渐次展开其旖旎，山光水色愈显宏阔，理想不断涤虑和调整，亦不断加深和拓宽其胸襟的汉人心性的历史。 

　　“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己，寂灭为乐。” 

　　真所谓：寒漏迢迢，旧话娓娓。 

　　《元史·礼乐志》记述：“胡琴，制如火不思，卷颈，龙首，二弦，用弓捩之弓之弦以马尾。”二胡最早是古代的一种弹拨乐器。它的前身大概要追溯到唐、宋年间的奚琴、嵇琴和胡琴。奚琴的得名出自北方草原上游牧民族的一支：奚人。“奚琴本自男人乐，男人弹之双泪落。”这是大诗人欧阳修在其诗作《试院闻奚琴作》中的描述，可见当时的影响。这种原本用于弹奏的乐器，进入中原以后，竟慢慢发展出了擦弦。陈旸在《乐记》中记载：“奚琴本胡乐也，出于弦而形亦类焉。奚部所好之乐也。盖其制，两弦间以竹片轧之，至今民间用焉”。于是，古老的奚琴的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竹制琴杆，筒状的琴筒，成为了后世我们眼中二胡的雏形。 

　　在中国古代乐器历史上，胡琴与二胡之间，有着更大的相似。“马尾胡琴随汉车，琴声犹自怨单于。弯弓莫射云中雁，归雁如今不见书。”沈括在《梦溪笔谈》卷五之《凯旋》中这样形容道：“弯弓”不是用来射雁，而是用来拉胡琴的。一具小小的乐器，尽情叙发了边塞士兵那种含而不露的哀怨。而元代蒙古军队在平常祭祀和军队排兵布阵时，也都使用过二弦琴。着名的《马可波罗游记》里写到了1268年蒙古军队在打仗、冲锋陷阵之前演奏二胡： 

　　“他们唱歌和奏响他们的二弦琴，极其好听。” 

　　到了明代，胡琴加上了围定弦长的千斤，已经跟今日二胡的形制大体相妨了。 

　　我们现在眼前二胡细瘦的身形，由琴筒、琴皮、琴杆、琴头、琴轴、千斤、琴马、弓子和琴弦等部分组成，另外加松香等物。奏时立于演奏者腿上，仿佛被揽入怀中，但又保持着雅致的距离。而在这忽远忽近的空间，让你感觉这名中国市井中的隐者。“引竹嵇琴入，花邀戴客过。”（孟浩然：《宴茶山人池亭诗》） 

　　一块咫尺短木，一柄简捷雕筒，一块普通的蛇皮，一串顺滑的马尾，外加两根亮丽的细弦——这就是月色撩人的二胡的构造。 

　　泛音、垫音、颤音、滑音以及左手手指拨弦、弹弦。 

　　连弓、顿弓、连顿弓、颤弓（亦称抖弓）、甩弓（亦称小抖弓）…… 

　　诗人海子在《九月》中唱道：“一个叫木头，一个叫马尾……” 

　　访古追史，二胡在清初曾因为惹怒了皇室的忌讳而遭全面禁演。如今，二胡早已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且在现当代成为了某种市井文化的符号。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弥漫出它的咿咿哑哑的音色。画家李可染，画二胡及拉胡琴人形象，最传神。又有新文人画的发起倡导者陈绶祥的《胡琴图》，不仅专为二胡造像，图中还题诗文：“胡神唤作观音，胡语仍谓胡说。胡气还叫胡骚，胡琴却成民乐。” 

　　熟悉丰子恺漫画的朋友，兴许脑中会闪现出一幅诗意闲散的画作《山路寂，顾客少，胡琴一曲代RADIO》——画中坐在山脚农家茶馆门前拉二胡的人，大概就是他自己罢。 

　　“我……觉得胡琴这种乐器很有意思。……只要两三角钱一把，虽然音域没有小提琴之广，也尽够演奏寻常小曲。……倘能多造几个简易而高尚的胡琴曲，使像《渔光曲》一般流行于民间，其艺术陶冶的效果，恐比学校的音乐课广大得多呢。”（丰子恺：《山中避雨》） 

　　丰子恺还有一幅《乡村音乐课》，画面一名穿长衫的青年教师，操一把二胡教习唱歌。 

　　一代巨星邓丽君走上歌坛，就是在从大陆流浪到台湾的一把胡琴的引导下。熟悉她美丽传奇的读者诸君，大概不会忘记这段史实罢。 

　　江阴人周少梅（1885—1938）。上世纪二十年代江南丝竹名家。1912年，率先把民乐课带入省立无锡第三师范学校，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最早的国乐教师。第一支二胡独奏曲、名曲《虞舜薰风曲》的作者。1926年四十一岁那年，匠心独用，改二胡原有的两把位为上、中、下三个把位，在常熟“周万兴胡琴店”的制琴名师周荣根、陶洪茂支持配合下，将旧制二胡的琴杆增长至90公分（现在二胡的内弦轸子为那时的外弦轸子位置）同时大胆革新，加大琴筒的尺码，拓宽了二胡演奏的音域。史称“周少梅三把头胡琴”、“国乐专家”、“中国二胡音乐的拓荒者”。 

　　江阴人刘天华（1895—1932）。中国二胡艺术的奠基人。作品倾一生之忧思，殚精竭虑，广为流布。给自己的女儿取名“琴宝”。“我既是中国人，又是研究音乐为职志之人，若对于垂绝的国乐不能有所补救，当然是件很惭愧的事。”（刘天华语） 

　　刘半农在其《书亡弟遗影后》说：“二胡地本庸投微，自有天华乃登上品。欧西人士有聆听天华之乐者，叹言：‘唯此君，将不知中国之有乐！’此虽过誉乎，亦十得八九矣。” 

　　我们翻开厚厚一卷《二十世纪中华国乐人物志》，第一页第一位即“三把头胡琴”周少梅的父亲周靖梅（1834—1907），江苏江阴顾山镇人。周家世代以丝竹音乐为生，父辈在家乡创设“顾山丝竹社”。 

　　人物条目言：“周氏善奏多种丝竹乐器，尤以琵琶更负盛名，每岁农历三月廿七及廿八日，北国乡为纪念屈原而举行龙舟竞渡，在装饰精雅而宽敞之‘挡船’中琵琶独奏《划龙船曲》……” 

　　周少梅学生辈除刘天华外，尤有古琴一代宗师“虞山派”名家吴景略。 

　　“谁从事音乐就是有了一份上界的职业。”（马丁·路德） 

　　音乐帮助人精神消化。 

　　有时时世艰难，变幻莫测的人事，会形成一种仿佛难吃的食物无法下咽的情形——连最伟大的交响乐、最幽美的旋律也无计可施的局面，为什么柴可夫斯基《1812年序曲》中，要运用远方（由远至近）的隆隆炮声？为什么肖邦要在钢琴的黑白琴键上模妨雨滴？ 

　　为那在忧愁的面具下干枯的脸庞 

　　我折腰；为我忘了为之洒落泪水的小径 

　　为那像云彩一样绿色地死去 

　　脸上还张着风帆的父亲 

　　我折腰；为被出卖、 

　　在祷告、在擦皮鞋的孩子 

　　（在我的国家，我们都祷告，都擦皮鞋） 

　　为那块我忍着饥馑 

　　刻下“它是我眼皮下滚动的雨和闪电”的岩石 

　　为我颠沛失落中把它的土揣在怀里的家园 

　　我折腰—— 

　　所有这些，才是我的祖国，而不是大马士革。 

　　——阿多尼斯：《祖国》。 

　　一般而言，二胡是冬天的乐器，街头市井茶馆老虎灶的乐器。二胡离开了大饼油条店，喝豆浆的人，道观游园的人群，离开了醉意朦胧的故乡街头的寒风，逼窄的弄堂水码头，二胡也就形销骨立了，也就失去了生存的基本情状。大家晓得现在旧的老虎灶没有了，旧式人家的平房、天井、侧厢，三进身的大院格局没有了，二胡也就好像蛇被晒脱了一层皮。二胡的音色天生与水乡凛冽的寒风相伴，而在遥远的古代，亦天生与漠北的旷原，与北方黄河流域原野上屹立的石马石兽，荒坟犬牙交错的皇朝废墟相契合。在二胡的琴弦上，人们能够最逼真地听到中国大地上寒风的呼吼，再没有其他别的乐器能够如此演绎出岁末年初城镇上空的滚滚寒流了。与此同时，二胡已经没有井水喝了，没有《孔乙己》小说开头描述的可以温黄酒的老旧的酒肆了。二胡一度所依赖的百多年前江南密布的河网，那种伴有一把咿哑作声的二胡样式的探亲访友没有了。今日中国乡下人很少走亲戚了。庙会、节场、集市凋蔽。书场、游艺、民间傩簧也在各地完全零落（零落成泥）了。二胡也仿佛是乐器中的乌蓬船，但它身底下的水道淤塞，被迫脏污了。这种一度曾经是普罗大众的民间艺人的清新乐器，现在，已被搁置于冷清的博物馆柜台角落，跟一缕斜晖、一线冬日透过窗户的清早的阳光相伴残生了。 

　　二胡，中国的颠扑不破的忧伤。 

　　“……他的面孔从前好比一只生番茄，结实，玲珑，而有光彩；现在好比番茄煮熟了，和软、稳重，而沉着了。二十年来的世故辛酸、人事悲观把一个青年改成壮夫，犹之烈火沸汤、油盐酱醋，把一只生番茄烧成熟番茄。”（丰子恺：《蜀道奇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