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果》
定价：39.00元
ISBN： 978-7-5399-9898-5
出版：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7年4月
【作品简介】
故事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北水乡里下河地区。高考落榜的赵金龙无心复读，和同村青年施宝根结伴离家出走，来到古城扬州，寻找出路。凭借一腔青春热血，他们奋斗、成长，落地生根，演绎着各自的人生。两对少年伉俪，纵横江湖，汗水的辛酸、爱情的甜蜜、命运的无常与成功的喜悦，交织成奋斗者的交响曲，动人心魄。
小说故事饱满，情节跌宕，抒写了奋斗者的历程，同时具有明媚而迷人的水乡风情。面对改革年代的社会现实，作家保持了可贵的现实批判精神。
《青果》是一部青年人的成长史和爱情传奇，同时也是对一个时代的忠实记录。
【文学评论】
重新建构的“出走”与民间传奇——评顾坚《青果》
○郭艳
《青果》的阅读不是类似于《元红》的青春诗意，毕竟青果之涩不如元红之水的鲜嫩，但是《青果》是顾坚必须前行的一个文本。存扣们的后青春期该如何转型？人生在经历青春躁动之后该如何复归平静的生存？
《青果》是对后高考时代新青年的正面描述，顾坚文本中建构性的生存理想远远大于对当下生活解构性的摹写。新锐的眼光和峥嵘的棱角属于青年一代，对于当下的理解，时代先锋的青年们在很大程度上倾向于负面的解构的。从西方概念的青年亚文化来，青春似乎只有在叛逆、颠覆和解构中才能完成自己生命的勃发。面对中国广大的乡土社会，在城市化过程中，青年文化虽然不乏种种边缘性的颓废的变异的存在，但是最能打动人心的却是像存扣、金龙一代农村青年所经历的人生的磨难。存扣、金龙的经历是上个世纪80年代高加林、孙少平的延续，为了跳出农门，高加林、孙少平们前赴后继，在一片片土地上，浸染着中国近三十年的生存境遇。他们在高考的门槛面前，无一例外地举步维艰。实际上，相对于少数鲤鱼跳龙门的少年男女来说，中国大地上更多的少年男女挣扎在大学的龙门之外的。时代为这些人提供了什么，高考落榜了的金龙们给这个时代提供了什么，留下了什么？
重新建构的“出走”。中国当代文学中，无数个农家子弟从乡土中出走，出走的方式各异，怀揣的梦想却惊人地相似：像城里人一样生活！自现代以来，中国社会一直没有完成传统向现代的真正转型，因此也从未给从乡土社会中出走的人一块安身立命之地。这种出走有两种结果，一是在城市碰得头破血流，如高加林般跪在黄土地上痛哭流涕；一是真的成了城里人，摆脱乡土的贫穷落后，在城市的背景上演着和乡土社会并无二致的灰色人生，心灵却在背弃乡土伦理的路上颠沛流离，乃至支离破碎。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一直在困厄中前行，几亿中国农民不断地从乡土中短暂地或者长久地“出走”到城市。当下对于城市打工者的所谓底层叙事非常之多，但是顾坚的《青果》却和一般的底层叙事有着相当大的区别。
《青果》通篇读下来，有一个非常深刻的感受，主人公金龙身上不再带有非常敏感的城乡身份意识，他所思所想的恰恰和这些东西拉开了距离。金龙厌倦了高考和父母望子成龙的压力，他否定了家人让自己当一个城里人的愿望，赤条条地去了扬州城！《青果》中金龙是懵懂青涩的，但他在扬州几年的人生经历实际上得出了一个明确的结论：即便不上大学没有吃上商品粮没有铁饭碗，金龙们一样在城里站稳了脚跟。在小商品经济发达的中国东部地区，城乡之间的差别日渐缩小，生存的压力不再是为着三餐温饱发愁，中国农民从乡土社会到现代城市的“出走”也具备了不同的特质和理想——“出走”的不再是身体而是灵魂，出走的目标不再是像城里人一样生活，而是构建一代农村新青年自己心目中的生活。随着时代的变化，像金龙这样的出走会越来越多。城乡的身份意识不再是出走的动力，从乡土中出走的是一份坚定的属于青春的向往。
这类从乡土中出走的叙事是现代文学中常见的主题，无论是从乡土出走的是小知识分子、农民、手艺人还是流浪汉……如《骆驼祥子》中的祥子带着这种建构人生的理想来到北京城，但是老舍笔下的祥子在颓败而灰暗的城市生活中非但没有实现自己的理想，反而失落了乡土伦理和价值。
然而在当代文学几十年的叙事中，这类叙事日渐被巨大的政治话语和城乡文化差异所遮蔽，我们看到的是：农村青年为了做一个公家人和城里人付出的努力和经历的磨难，却无法看到作为“人”的乡土青年试图去建构自己别样的未知的生活所做的努力。《青果》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关于转型期乡土社会新青年建构城市生存的文本。之所以说是建构生存，因为《青果》文本描述的中心不再是打工、做生意中的苦难和艰辛，而是小心翼翼地在金龙的打工生活中浸染了青春的诗意和梦想。
浪漫理想主义的叙事与民间传奇。难能可贵的是顾坚具有浪漫情绪的作者，文本中呈现出了人生敞亮仁义的一个个断章。在真实的生活细节摹写中，理想的人生竟然获得了某种得天独厚的根基。金龙对于自己人生的规划，不再有着城里人和农村人这种刻骨铭心的标签。金龙在艰难世事中一路前行，周围聚集着一群同样质朴纯净的乡党，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继续着乡土情义和民间传奇。写实主义的“出走”大多带着悲凉的调子，在世事艰难面前一点一滴地控诉着人生的黑暗与丑陋。然而顾坚笔下的“出走”主题，终于在浪漫理想的叙事中走入人生的光亮与美好。主人公金龙似乎满怀信心却不知道自己来城市到底要干什么，他对于打工生活颇有兴趣，却在沉思默想中和这种生活拉开距离，他辛苦赚钱却珍视友情、亲情和爱情，他被裹挟在经济市场的情境中却时时回过头来描述乡土伦理的宽厚亲切！一群涉世未深的青年，没有学历、文凭和固定收入，经营小本买卖，租住简陋的廉价房，起早摸黑练摊……这些青年打工者知生活之苦但更知其甘。由于情和义的介入，甘苦以共的创业生活在得到金钱回报的同时，融入了传统伦理的亲和与大气，充满了苏北地方的烟火气，可以这样说《青果》是一个关于当下城市生活某个维度的民间传奇。
乡土伦理道德支撑下的城市生存。一个寻常的农家子弟带着高考的失意徘徊在人生十字路口的时候，该如何继续自己的人生？“出走”往往是最好的选择。亲情和伦理的道德威势会让一个落榜者无地自容，出走解构了这种伦理道德的压力，还原人作为人最基本的自由与权利。
金龙从乡土中出走之后，成为一个城市的打工者，作为千万个城市农民工的一员。现实生存中生活的辛酸和困厄是存在的，在当下很多文学文本摹写了城市对于外来者的冷漠、剥削的时候，顾坚却倾向于另一种叙述——民间情义和乡土伦理支撑下的打工者的城市生存。迫于亲情的压力出走的金龙，却在城市生活中回归了乡土伦理道德中令人无法割舍的亲和与温暖。打工者金龙是独特的，乡村小知识分子金龙细腻而多愁善感，这种性格特征在文本里演变成了对于来自生活点滴情义的咀嚼和咂摸。《青果》依然延续了《元红》对于生活丰厚细致的叙述，在金龙一无所有的人生境遇中，依然充满着对于生命本身的好奇、探索与感知。对于少年性心理坦诚而细腻的描写，少年男女单纯热烈的情爱，同乡之间无私地帮助，乡人之间的兄弟情义……这些在《青果》中闪现着人性之光。市场价值伦理和乡土情义是相悖的，《青果》很好地将二者融合到一起，金龙们和银凤们活出了当下苏北人在城市的民间传奇。
在日渐疏离乡土传统的社会情境中，顾坚通过金龙辈新青年走出乡土社会的叙述，在城市生存的空间里映刻了当下中国日渐稀薄的乡土伦理、风俗民情、民间情义……带着20世纪末的怀旧情绪，我们读到了城市生存中乡土伦理新的诗意烂漫，以及乡土对于中国城市新阶层新叙事的强大支撑。当然随着金龙们的成长与成熟，乡土伦理的支撑会日渐减少，金龙们在城市生存中如何确立新的精神价值取向？在渐行渐远的时代氛围中，新青年是否会演绎新的民间传奇？这些是这个文本可以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现实生活的砥砺磨练给顾坚带来的不是对于社会阴暗面的解构与洞察，而是一种生存的激情。在文字飞扬中，顾坚寻找着同龄人失落的梦想。但是《青果》在浪漫理想的生存建构中，如何触摸一代人成长的疼痛感，恰如其分地呈现时代转型时期乡土伦理和新的城市价值观的冲突，同时一群乡党在市场价值情境中不同的选择和不同的命运应该成为顾坚以后创作中更用笔力的地方。
世俗中的温暖成长
李保平
顾坚是一个南方的小说家，他的长篇新作《青果》把全部的心思都放在对小人物的命运的体恤上。故事叙述的时间从1986年至1990年——这期间正是中国社会结构从内部到外部发生微妙转型的历史时期，多重社会思想拉力都在显现自身的力量，整个社会历史面貌复杂突变，激烈而又宛转，其路径和走向并非像90年代后那样清晰可辨。假如作者事先有那种宏观叙事的打算，那么他笔下人物——一群落榜的高中生的文化身份，可能并不一定拒绝承担起这一叙事的使命，但是显然，小说的叙事初衷就决计要把这一区间社会历史大事记全部排除在外。
世俗性是这部小说最显着的特征，它似乎回到了小说这一文体最初的性质上。小说说“小”，而不旨在于言“大”。小说充满了日常生活的实感、经验和场景——男欢女爱，婚丧嫁娶，生计手段、民俗大观——缜密推进、洋洋洒洒的叙述，精确地营造出日常生活的浓稠感。在世俗经验的传达上，作者是不遗余力的，甚至包括扬州搓澡和街头篆刻的技艺演示过程，都得到了作者不厌其烦的关照，它给未来的阅读者留下了翔实而逼真的文本记录。但这种传达并非一味地求实，而不时带出一股轻灵的张力，显示出作者在叙事控制上的某种警觉和审美功力，如两场婚礼的处理，前实后虚，一个繁复，一个简约，前者细针密线，层层铺垫；后者则凭借一支民间“喜歌”贯穿始终，凸显一种浓烈而飘逸的婚俗气氛和心理情绪。世俗性是小说的基础，是审美经验的一部分，它为进一步的审美想象提供了现实的跳板。
亲近世俗是为了彰显这部小说所要转达的“温暖”主题：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友善与和谐。同学、同乡、同行、邻里，青梅竹马的恋情以及父母兄妹间的亲情之爱，组成了一个人伦的新秩序。首先，通常意义上的小说的矛盾设置，即现实的每一次新的选择，在这里都变成了一条条向主人公“我”不断敞开的新路径。同样是表现青年农民首次“进城”人生重大选择，这部小说和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呈现出不同的叙事色调。我们注意到，孙少平的“进城”时间比“我”只提前了一年，但北方和南方的文化心理差异，使两个同时代的农村文化青年却处于不同的心理体验。颇有意味的是，两部小说这时都出现“桥”的意象，预示着旧生活与新生活的分岔口，作为新的人生时刻隆重的开场，它包含着作家们仪式化的考量。对于孙少平，这“桥”是苦难的第一站，他用战争年代同龄人牺牲的壮烈，来抵御陌生的城市给他心理带来的恐慌，受难者的压抑感使这“桥”拒绝了阳光的征兆；而“我”却没有丝毫孙少平式的过于凝重的心理负担，相反从这座命名“解放”的大桥中，产生了对于冥冥中的命运的开阔的联想，无疑后者是预先带着形而下的心理准备上路的，他没有从“高加林”到“孙少平”这样一个北方农村青年改变文化身份的痛苦的人物成长历程。
善与温暖是统辖这部现代南方世俗小说的基调。“我”融入城市的过程，顺风顺水，步步为营，生活处处充满了转机。“和”字是这部小说所展示的世俗世界解决生活矛盾的核心智慧。当不可避免的矛盾出现后——如“我”对父母回乡复读的承诺与银凤的未婚先孕发生冲突时，双方家长选择的是折中、妥协和搁置，这种民间的智慧是主人公善与温暖的感受得以生成的文化土壤。这种戏剧性和矛盾性较为冲淡的生活，对应了世俗生活的真实本相，它恰恰是小说这一文体擅长承载的内容。
其次，恶的偶然性出现是一次性的——出现然后消失，构不成左右“善与温暖”走向的力量。小说中“我”与工厂监守自盗者和欺行霸市之徒的正面冲突，都是一次性的行为，它们中的任何因素都没有衍生开去，加入叙事的因果链条，显然，作者十分清楚他所要表达的对生活的理解究竟是什么。
再次，善与温暖的人生感受，使主人公将其当作生活的常态或生活的本质，唯有死亡的突然现身，提示着生活的另一种隐秘的存在。世上没有不散的筵席，“我”的世俗的“大观园”中的重要成员——宝根死于车祸，随之破灭的是宝根为下一代精心谋划的新扬州人的生活蓝图，但这种心念却化为无形的能量，执意追寻——“一只大鸟”陪伴“我”踏上重返城市的征途，它寄托着包括宝根在内一代新农民对城市的巨大梦想。这里我们不能不佩服作者平衡叙事的能力，他在生命的悲情中没有忘记适度地融入了一缕阳光的颜色——“我”发现了宝根的表弟与慧兰恋爱的萌芽。小说结尾并不因为死亡事件而走向对人生的虚无，而是肯定了生活在继续，新的爱情在生长，试图将世俗的生死过度到形而上的哲思玄想。
小说没有走向一般性的既定结局——经商即罪恶、金钱即渊薮的窠臼，而把它们视作新生活拓展的一个支点，作品不是在城市与乡村、物质与精神的二元对峙中，书写灵与肉较劲般的受虐体验，而是在世俗的感性经验中，自然孕育青春的成长。青春价值实现的成就感，不仅涵盖了生意做成后的喜悦，而且也融入了助人进步的奉献体验。当然，叙事线索的单一性，经验摹写大于心灵空间的体验等局限，遮蔽了生活的复杂性和人性的丰富性，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这部小说的写作难度。尽管如此，这部现实的小人物的感性奋斗史，依然清晰地再现了以城市为中心的中国社会转型时代的真实的迁徙轨迹。
平视的生命尊严与价值——读顾坚的《青果》
○叶橹
《青果》，以及我以前读过的《元红》，就其所描写和表现的生活内容看，显然都是对农村知识青年的奋斗历程的陈述。在他们的奋斗历程中，融入城市生活并获取他们的生活地位和价值，始终是顾坚所关注和心醉沉迷的一种情结。以存扣和金龙为代表的这一代农村青年，既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但是又不具备作为知识分子的身份参与到城市生活中来，因此他们的生活命运注定是别具一番滋味的坎坷与曲折。由于顾坚个人生活经历所打上的独特烙印，从存扣和金龙身上所体现和传达出的那些五花八门的油盐酱醋和酸甜苦辣，常常使读者进入一种原生态的生活情境之中。诚然，存扣和金龙们没有多么高尚的理想追求和豪言壮语的宣示，但是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的是真实的人生实践。也正是因为他们的这种真实而朴素的人生实践，是一种融入了绝大多数普通人的生活体验与人生况味的实实在在的生存状态，所以才获得了人们的认同，因而具备切近的亲合力。这也是存扣和金龙们身上所具有的典型性的意义。
《青果》中的赵金龙，以一个高考落榜生的身份从农村闯入城市，他的知识结构注定了他不可能进入所谓的“上层社会”。然而在社会底层，他的摸索与奋斗，他的内心生活与感情状态，却无时无处不表现出一种强烈的符合人性的正当追求。在顾坚的笔下，充满生命活力的金龙、宝根、春英、银凤们，他们生活的根基就是不断地为争取改善生活水平和提高生活质量而尽心竭力。他们的善于经营和不辞劳苦，不是在什么豪言壮语的鼓舞下实现多么崇高的现想，而是体现着人性中最基本也最善良的愿望和追求。我们曾经经历过以铺天盖地的豪言壮语来填充饥饿的灵魂的年代，那些20世纪60年代的“吉诃德”式的骑士们不但大战风车，而且把标语口号作为牛奶面包充饥。同金龙、宝根这样一些人物比较起来，那些“吉诃德”式的骑士们，其实是真正的精神贫困。从这个意义上说，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现的金龙、宝根们，对于文学意义上的人性的复归，无疑是具有根本性的变革意义的。
顾坚对金龙、宝根们的生活命运的关注，或许同他本人的生活经历有关，但是在他笔下出现的这些人物，却是在一种新的历史背景下进入生活大舞台的“社会基础”。夸张一点的说，在支撑我国社会经济改革的进程上，如果没有这一群社会基础的活跃，经济改革甚至不可能取得如此迅猛的进展。作为个案，金龙、宝根们的打拚并取得一些成绩，在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上固然是有利的；但是如果扩而大之地把它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结构的改变来看，他们的生活状况的改变，也意味着中国人民大多数人生活水平的提高。这难道不是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一种改变吗？
经历过那一段历史的中国人都至今记忆犹新。我们曾经把知识视若粪土，鼓吹白卷英雄的同时，以极端轻蔑的口吻嘲笑大学教授们的“马尾巴的功能”说。上大学只要在手掌心写上“万岁”即可合格。可是在其后的历史转折之际，“知识”又变成了可以待价而沽的唯一标识，于是大学生便成为这一标识的符号。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形势下，高考成为众多学子选择的最佳的甚至是唯一的出路。顾坚正是选择了在这种形势下面对高考落榜的尴尬处境，金龙、宝根们如何通过闯荡江湖而在城市里立定脚跟，自谋出路而实现了他们的人生定位和价值的。顾坚笔下的这些小人物们，绝非什么叱咤风云的大英雄，但他们的人生价值却是不容轻视更不容否定的。当顾坚以他的艺术笔触描写这些人物的言行举止时，也并无意于把他们塑造成当代英雄。他只是以一种平视的观察在描述着他们为生存而不息地拼搏奋斗着，靠自己的努力乃至一些精于计算的钻营和狡黠，终于在当今如此纷繁的社会底层中获取到了他们的所得。尽管他们平凡乃至卑微，可是他们绝不轻视自己。而他们的生命尊严和价值，也正是在他们点点滴滴的血汗积聚中得到了实现。这也是《青果》所叙述和描写的那些平凡而动人的抒情故事所给予我们的启迪。
其实，在金龙、宝根这些所谓“高考落榜生”这一群体所存在的困惑，蕴涵着的是一个社会价值观的问题。在批判了“知识无用论”之后，难道“上大学”就成了人生唯一的选择，而有了“大学生”的身份之后，他们的人生价值就一定能够高质量地实现吗？通过近些年来高等学校的不断“膨化”和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的现实，似乎到了应该重新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了。当有的大学毕业生去学修脚，去做清洁工的时候，人们还口口声声地在鼓吹什么“改变就业观念”，大学生应该“正确对待”诸如此类的问题时，《青果》的出现我以为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回答这些问题。如果一个大学毕业生去学修脚和做清洁工，这也算是一种正确的择业观念，那么至少说明，要么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就业机制出了问题，要么就是这些大学毕业生本身根本就不具备一个大学生应具备的知识水平，否则何必花那么多时间折腾而不像金龙、宝根们那样去独自闯出一片生活立足的新天地呢？
诚然，金龙、宝根们的选择也是一个被迫的无奈，但是他们的生活行为却证明了一个事实：路是自己走出来的，创造力也是在摸索探求中逐步发掘和发挥出来的。因此，金龙、宝根们的行为不一定具有什么“伟业精神”，但是却是一种“立业精神”。一个社会，如果只给人们以有限的活动范围和空间，把人们的职业选择限制在狭小的领域之内，它必定是一个缺乏生机和活力的社会。在这个意义上说，金龙、宝根们的自由选择安身立命的方式，具有了冲破既有束缚的意义。他们如果一直被“复读”的观念束缚而念念不忘“高考”，也许就会在不断地复读中消耗了青春的活力最终一无所成。有关这种在生活实践中获得的精神启示，顾坚在一段对金龙的切身感受的描述中，有着十分精彩的表现：
“这半年来，我渐进地融入了另一种生活当中——另一种人群，世俗的江湖，最低级普通而又纯朴真实的生意场。而我眼下又是多么习惯置身于这种生活。好像以前的生活都是虚幻，或者都是为今天的情境而进行的操练和铺垫。好像冥冥中我该拥有这样的生活，我天生就适合于这种生活。好像二十岁高考落榜以前我生活在一种相对平衡的生态当中，当这种平衡破坏后，我磕磕碰碰、不由分说地进入了另外一种围绕我形成的生态平衡。还是打个更直观的比方吧，我就像一条鱼，意外地游离了原来熟悉的水域，却误打瞎闯地进入了一片陌生新奇的天地，很快就适应了这里的氛围，适应了这里的呼吸。这里别样的水草同样的丰美，这里氧气充足，阳光透过层层水帘照进水域深处，异彩纷呈。我摆动着尾巴和软鳍，逆水冲浪，顺水漂流，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真正的舞蹈。不仅如此，我甚至在这里鬼使神差地邂逅上幼小时和我伴游的一条美丽的彩鱼，因而双双游进了生命的天堂。这条彩鱼就是银凤啊！我已经离不开这片水域，也不想离开！”
这就是一个充满精神活力和诗意幻想的青年人在尝到了新的生活与追求赋予他美妙体验之后发出的心声。也许这种心声并不是什么“伟大的觉醒“，但它证明了在我们生活的现实世界里，能够提供和赋予青年人探索追求的领域其实是非常广阔的，只要深入其中，你就会获得种种新的发现和体验，新的喜悦与乐趣。如果说《青果》作为一部小说文本，它的那些有关青年男女之间的“故事”，会对许多青年人有吸引力的话，那么，我更愿意提醒他们，不要一味地沉溺于它的那些“赚钱”经历的愉悦，也不要只欣赏那些有关男欢女爱的细腻描写，更要从他们的行为举止中，体察到一种现实对心灵的洗礼。顾坚笔下的金龙、宝根们，虽然不是有什么了不起的抱负的青年人，但是他们善良而富于人性，知道互相关爱体贴，有困难互相扶持，有欢乐共同享受，在悲剧发生时更是感同身受，伸手援救。在他们的这些自然而然毫无作秀之嫌的行为中，我们体验到的是人间真情和符合人性本真的品格。这也正是我特别强调顾坚以平视的角度描写和处理他小说中的人物和故事的特点和特色。
有关顾坚的平视视角的艺术处理方式，似乎需要作一点说明。平视视角同所谓“零度写作”是有所不同的。我无意贬抑“零度写作”的写作方式，因为这是一个作家自由选择的权利。我所说的平视视角，是一种倾向于回归到生活本真的写作方式。文学创作离不了想象和虚构，这是任人皆知的常识。我所说的回归到生活本真的平视视角，是一种承认生活本身存在的事物为基础的写作观念。《青果》这部小说所写的人物和故事，我们几乎可以从生活本身中都能“耳濡目染”到。顾坚似乎只是把各自孤离的情节和细节组织成他的小说文本，使发生在不同人物身上的事情统一到他的人物身上而已。
然而这不等于说艺术想象和虚构的“离场”。在他的小说中，想象和虚构是建立在一种可能性和可靠性的基础之上的。这同一些作家所追求的那种“虚拟性”构想是存在很大差别的。在一个多元追求的文学世界里，任意褒贬任何一种写作方式都是不明智的。我以我在这里所强调的顾坚这种写作方式，绝不意味着只提倡这种写作方式。我只是把它作为顾坚写作的特色指认而已。作为对社会中普通人物的观察和描写，顾坚的笔触所涉及的，应该说是故事多于心理描写的。但是他的某些故事的叙述，也不妨可以理解为他自身的心理活动的产物。有关金龙的某些侠义行径和江湖传闻之类的描写和叙述，显然具有一定的浪漫色彩。然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这种浪漫的遥想不总是经常萦回于脑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