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身体与疾病》

《中国人的身体与疾病》  费振钟着

　　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7月版　 

　　 好茶酒，好诗书，闲时练字，无事读书。书架上摆上青花瓷，墙角则放一瓮花雕王，亦坦言曾对中国典籍“很是下过功夫”，笔下文字风雅，感慨也多从历史中来，《悬壶外谈》说的是中医故事，《堕落时代》讲的是晚明风致……在一般人眼中，南京学者费振钟该是个“故纸堆”里的人物。但他最近由上海书店出版社推出的新作《中国人的身体与疾病》，却又借鉴西方的理论，从新历史主义的叙事学和政治修辞学的角度出发，以中医为线索和切入角度，串起中国历史中的各个政治、文学和生活事件，为观察和解读历史提供了一个新鲜角度。

　　 “历史写作，就是把你认为熟悉的历史陌生化，使你重新发现新鲜的东西”

　　 费振钟对中医的亲近来源于他的家族。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中医，从小在祖父身边长大的他，在药香和医学典籍中度过了少年时光。至今，他还会说对他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是《本草纲目》，这本医学典籍，或许可以说是少年费振钟最初的文学启蒙，开始引起他对中医的兴趣，也引导着他在中学毕业后开始读《黄帝内经》，读张仲景的《伤害杂病论》……这些阅读经验最终启发并引导了他的写作。从《悬壶外谈》开始，他对医学、身体和疾病进行一种历史记忆的写作，至《堕落时代》，再到新着，展现的是他在多年阅读和思考中对中医、对身体与疾病的历史认识。

　　 在新书中，费振钟对中医进行了根源性的梳理，重新发现政治、中医、文学这些概念之间的最初联系:“中医的特殊性在于，它关于身体的观念，不是医学性的，也不是生理性和心理性的，而是政治的。诸如中医的一些主要概念，比如说道，阴阳，气，五行等等，在先秦都是政治概念。”“中国最初也没有文学的概念，即使到了西汉，所谓的学术也都是政治学，是王朝政治为了找到它的合法性以及制度建设而进行的。”他说。

　　 《中国人的身体与疾病》一书的副标题是“医学的修辞及叙事”，在书中，费振钟将医学与修辞、叙事等文学概念联系了起来。而在中国历史中，文学与医学的关系确实盘结交错，一直在政治版图上互为显隐。“比如枚乘的《七发》，以疾病诊断的方式展开关于君主和国家的政治问答，这就是医学的身体政治方式。”

　　 中国文学与医学一直渊源深厚。魏晋人物服用药石，以使身体符合政治“风鉴”要求，成为风流一代；深受疾病困扰的卢照临一直追随孙思邈的踪迹，其《病梨树赋》和《释疾文》借身体疾病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苏东坡与当时名医庞安时交游，还多次讨论伤寒的治疗，“过去，文人和中医之间身份的转换，是一种自觉。很多名医同时也是士大夫和文学人物，一些文人同时也是医生，他们之间的交往很深。但现在，这可能仅仅是某一种兴趣，而非出于共同的知识体系。”宋明理学之后，新儒学介入医学，更是“儒医”现身时代，医文之间纠葛更深，影响深远。

　　 在新书中，费振钟借鉴西方的新历史主义、政治修辞学的方式，解读着中医具有的概念，颇有些“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意思。“在文学史上，枚乘、卢照临、苏东坡这些人物，你都会读到，对他们的生平也都有了解。但如果换个视角和方式，你就会看到过去可能已经看到，但没有认识到的东西。你以为熟悉的东西，会重新变得新鲜。而历史写作，就是把你认为熟悉的历史陌生化，从而对历史有新鲜的发现。”

　　 “我们要求的不是一种文体，而是要对我们的现实与记忆产生影响的写作”

　　 相对于“文化大散文”这个称呼，费振钟更愿意把自己的作品定义为“历史写作”。“文化是个太大的概念，什么都可以容纳在内。而我的写作，面对的是中医这样一个具有中国特质和个性的历史对象。”他说。相对于一些文化散文的感叹、悲情，唱一曲文化挽歌，他更希望的是通过写作，“看到过去的历史和记忆中，我们的经验是以哪一种方式存在的”。“如果仅仅只有文化感叹，这种写作就只能成为文化怀旧心理要求之下的一种文体。但我们要求的不是一种文体，而是要对我们的现实与记忆产生影响的写作。”

　　 于是，他对自己的写作作了如此的界定:这不是文化，而是历史；不是知识，而是经验；也不是概念，而是记忆；不是分析，而是叙事。它不是“文化散文”，而是“历史写作”。

　　 费振钟梳理着医学的历史经验，“中国人是生活在医学中的，这并不是说我们整天和医生打交道，而是说，我们的基本生活模式是在医学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比如说，我们对方位重视，睡觉时头对着东方等等，这些观念已经构成我们的生活，而它们是由医学的理论提供的。我们过去有这样的历史和修辞经验，它们逐渐构成了我们的历史经验。”

　　 但在现实中，我们的一些历史经验已然缺失，缺失的结果是个人在现实中的空洞和无力。“我们不可能离开历史经验来理解和界定我们现实的生存。离开历史经验，现实很可能是一个漂浮物，人们就会失去对现实的把握能力。”费振钟的历史写作指向的，就是对历史经验的重构。

　　“比如说，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为什么成为回忆的经典？就是因为它在重建记忆，但重建并不是说要回到过去，只是由此来抗击现实对我们的冲击。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对现实产生作用，文学写作和历史写作就是有意义的。”费振钟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