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日平原好射雕——解读《平原》

　 金秋时节，毕飞宇酝酿已久的长篇《平原》问世。这是毕飞宇穷三年半心力打造的新作。细细展读，感觉作家下笔时而坦荡如砥一览无余，间或斗折蛇行虚实明灭，无处不随意，却又无一处随意；毕飞宇固有的精工细作的印迹宛然在目，生发出新奇高妙的艺术品质，彰显精致的大气。毕飞宇这次把他的文字活动领域，从尺水兴波的盆景之地，置放到一望无垠的苏北平原，闪跃腾挪，大施手脚；种种复杂难言的历史影像，均在他笔下获得华美而精确的展现。

　　 近十年来，毕飞宇在中短篇小说领域斩将夺旗，锐不可挡；长篇《平原》的峻工，则验证了毕飞宇诸体兼擅的能力。为上世纪七十年代写书，一直是毕飞宇挥之不去的心结。《平原》揭示了一段重要的集体记忆——1976年的政治变动及其影响下的日常生活的翻覆无常。跟《玉米》一样，《平原》的故事依旧发生在王家庄。全书通过乡村青年端方充满梦想与幻灭、挣扎与奋斗的独特心路历程，展现了这片蒙昧与淳朴共生的古老土地上的爱情和人性，尤其演绎了端方和三丫之间一段奇特的乡村爱情，既哀而不伤，怨而不怒，复椎心泣血，风云变色。毕飞宇用冷静的态度保持着与作品的间离，以凌厉的刀刃擦着人性的骨头游走，笔锋穿透历史的层云，直指对人性的高度摧残。凡生命的疼痛，美的毁灭，谴责、愤怒、冷峻、温情、反思、悲悯、忧伤、浩叹，种种多元化情感取向，都在《平原》中获得全方位演绎。小说不以复杂的情节取胜，而是充分发挥摹写细部的长处，着意于诗化情怀的铺衍。作家下笔时而惜墨如金，时而浓墨重彩，体现出简约丰盈的魅力。与鲁迅的未庄、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苏童的枫杨树村一样，毕飞宇营造的“王家庄”，已然成为一方具有特定原型意义的人文版图，成为他宏伟叙事计划的背景。

　　 主人公端方高中毕业后，在收获的季节回到王家庄。这个干净健美的乡村青年，身上充满青春的叛逆和青春的心计。和《玉米》中的玉米一样，端方具有一般乡村人物所没有的心气与心性；苦难的生活，深深激发了他的耻辱感和上进心，教会他如何做一个成熟男人。端方不靠蛮力，而靠头脑应对邻里纠纷，处理生活风波，征服了佩全、红旗、大路等一干乡村混混，初步品尝到众星捧月式的权力快感。端方沐浴着平原上的风雨，在平淡无奇的岁月里尽情扩张自我，释放一己的雄性力量。终于，地主的女儿三丫成了他生命中第一个女人，端方饱饮爱的甘露。但在那样一个年代，三丫的出身注定了他们之间爱而不得天人相隔的悲剧。

　　 王家庄支部书记吴蔓玲本是南京来的下乡知青，在扎根王家庄的日子里，她样样农活抢着干，轻伤不下火线，和乡亲们打成一片。一九七四年，吴蔓玲因缘际会成为村支书后，更加全心全意扑在工作上，无暇顾及个人婚恋。她不但摒弃了小资产阶级的优雅习性，还学会了像庄稼人一样蹲在地上吃饭。这是吴蔓玲狼吞虎咽的雄姿：“吴蔓玲一手捧着大海碗，一手拿着筷子，在大海碗里进行地道战、麻雀战，运动战、歼灭战，四处出击，四面开花，一边吃，一边转。满满尖尖的大海碗，三下五除二，一转眼就被吴蔓玲消灭了。”如是情状，正是一种生命形态的异化。“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吴蔓玲不愿离开王家庄，图的是日后能在政治上有所进步。渐渐地，铁姑娘吴蔓玲从鲜活的生命个体，变成了在仕途的星光大道上心无旁鹜发足狂奔的政治怪物。饶是如此，端方独特的男人气质还是激发起她内心蛰伏的女性情愫，唤醒了她爱美的天性；她无可自制地喜欢上了端方，却碍于支书身份无法表白，倍受情欲煎熬。小说写她夜深时节揽灯对镜，沉迷于自己的身体，便是女性心态的真实流露。而端方眼中的吴支书，身上分明裹携着雷轰电掣般的威严和泰山压顶般的气势。于是，吴蔓玲与端方，一个犹犹豫豫，一个小心翼翼，爱的火花又如何点燃？结尾，吴蔓玲形同花痴般的发疯，与其说是被公狗咬伤所致，无如说是对端方的爱的幻灭所致。这是一种饱经压抑后的极度释放，是一种非常态的常态，充分暴露出了吴蔓玲身上“本我”的另一面，而非假以示人的“超我”；――则她那无所依傍的“自我”又匿于何处呢？藉此，小说宣告了一种空洞信念的破产和乌托邦理想的幻灭，从而有力地昭示了一个时代的终结。

　　 “前途无量”，这句公社革委会主任洪大炮对吴蔓玲的无意夸奖，让她一直刻骨铭心。吴蔓玲为自己养的公狗命名“无量”，在狗身上寄寓了特有的光荣和梦想。然而“无量”终于被民兵演习的枪弹所惊吓，变成了一条灵魂出窍的疯狗，咬伤吴蔓玲并致其发疯。“无量”与吴蔓玲的双双发疯，象征着权力和欲望使人癫狂这一不争事实。

　　 《平原》出现了两组怵目惊心的人畜恋。王家庄养猪场的猪倌老骆驼，以场为家，爱猪如命，堪称敬业的乡村养猪大师，他的“把猪当人”的人性化养猪理念，颇令端方感动；直到端方无意间撞见了老骆驼与母猪行苟且之事的秘密，才明白老骆驼“不是把猪当人，而是拿自己当了猪”。村支书吴蔓玲白天忘我工作，夜晚则与公狗“无量”亲密同眠，聊解其性饥渴与性幻想。此类畸人畸事，正宜寄生于那个畸形年代的畸形环境。其实，老骆驼的人猪畸恋，乃是因为在人的世界里得不到应有的温情和安全感，才转而到猪的世界寻求补偿；吴蔓玲的人狗畸恋亦是如此，一身革命正气的吴支书竟从公狗身上寻觅性慰藉，诚为严峻的外部政治态势逼人异化所致。两组人畜畸恋，表明人和人在一起不像人，人和动物在一起反而更像人。作者用写实透视荒诞，以荒诞解构历史，却并未消解掉历史应有的那份沉重。

　　 老鱼叉是书中出现的另一个独特形象。作为王家庄历次革命运动的积极分子，老鱼叉人到晚年变得神智不清，整天在院子里挖地三尺，到处寻找自己的“魂”；伟人逝世的消息传来后，他突然清醒并自尽。热爱政治运动的老鱼叉，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为“文革”幽灵的化身。和吴蔓玲的发疯一样，老鱼叉了无遗憾的自杀，是一个狂乱时代溃败与解体的标志，也是新时代君临的先兆。

二

　　 “麦子黄了，大地再也不像大地了，它得到了鼓舞，精气神一下子提升上来了。在田垄与田垄之间，在村落与村落之间，在风车与风车、槐树与槐树之间，绵延不断的麦田与六月的阳光交相辉映，到处洋溢的都是刺眼的金光。太阳在天上，但六月的麦田更像太阳，密密匝匝的麦芒宛如千丝万缕的阳光。阳光普照，大地一片灿烂，壮丽而又辉煌。这是苏北的大地，没有高的山，深的水，它平平整整，一望无际，同时也就一览无余。麦田里没有风，有的只是一阵又一阵的热浪。热浪有些香，这厚实的、宽阔的芬芳是泥土的召唤，该开镰了。是的，麦子黄了，该开镰了。”《平原》开篇，就在这样貌似絮叨罗嗦的缠绕中满蕴着诗性；一唱三叹复沓回环的话语，体现出创作主体对稼穑的热爱，对农事的欢欣，对乡村世界的悲悯，令人油然想起艾青的诗句：“为什么我的眼睛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和毕飞宇既往作品一样，《平原》的文字充满了灵机趣味。“河面上的稻船走远了，河面上的波光凝重起来，在满天的星光下面无声地闪烁。毕竟是秋天了，一些虫子在叫，空旷而又开阔的苍穹安静了。吴蔓玲和端方顶着满天的星光，在往回走。……夜色顿时就妩媚起来。黑得有点润，有了光滑的、却又是毛茸茸的表面，有了开放的姿态，可以用手摸的。说妖娆都不为过了。”夜色撩人，正与心境相通；于此，作品借景传情地写出了人物微妙的情感波动和细腻的心路历程。“返晴之后的天空一下子高了，清澈得像驴子的眼睛，傻傻的，仿佛很多情，其实什么也没有。万里无云。偶尔有一两片羽毛一样的云，它们挂在远处，静止，不动。可以想见，高空没有一丝丝的风。再偶尔还有一群雁，它们在飞，不停地变换飞行的阵形……稻草在秋日的照耀下发出了特别的气味，有些香，还有些涩，王家庄就笼罩在这样的气味里。闻上去叫人懒。”恬淡的文字，彰显创作主体心态的沉静。作家写王家庄落雪的景象，写雪后湛蓝的天空里鞭炮的爆炸声，何等地空灵迷人。就连写到发情的小母猪也是：“妩媚得像一个待嫁的新娘，从此陷入了无边的思恋。幸亏它的前腿太短，要不然，它一定会用它的前腿托住下巴，做出此恨悠悠的样子来。”读来忍俊不禁。

　　 《平原》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乡村四季美好的风花雪月，展现了苏北大地上葱绿的庄稼，参差的林木，无序的草房子；这里，鸟在鸟窝中，鸡在草丛里，鸭在池塘里，猪在猪圈里，老鼠和蛇、蜻蜓和蝴蝶、花翎和麻雀自行其乐，一派“万类霜天竞自由”的气象。就在这片土地上，男人女人们日复一日地种庄稼、收庄稼，经营着柴米油盐，针头线脑，婚丧嫁娶，人情往来；他们因苦难而绝望，因绝望而麻木，又因麻木而欢乐。地球上的王家庄，那是温馨之乡，是悠悠乐土，是遍布神州大地的众多乡村“理想国”的典范，却也是沉沉沓沓难见天日的黑暗王国。时值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但千年如斯的王家庄依旧浑浑噩噩，波澜不兴，间或有些涟漪，终究归于死水一潭。赤脚医生王兴隆成为王家庄一缕启蒙的青光，是他力劝端方外出当兵，激发起端方对城市生活的向往。

　　 对于敏感的端方，他所栖身的这片浩荡平原无异于狭小的囚笼，单调，逼仄，窒息；端方不想在囚笼中过活，他要通过当兵的途径改良命运，改变现状，为此不惜克竟全力。三丫亦是如此，她喜欢端方，便主动与端方幽会，毅然向端方献出自己。当爱情遭遇阻挠，三丫索性玩起了“喝农药”的小伎俩抗争，三丫假戏真做，结果王兴隆误将苏打水当成盐水注入她体内，死神的脚步不期而至，可叹三丫活生生的美丽灵魂，就这样浪花般消失，归于草木尘灰。在轰轰烈烈的爱情征程中，三丫，这个有主见、有魄力、有勇气的乡村奇女子出师未捷身先死；她是死在起跑线上、死在了翅膀展开正欲腾向云霄的一刹那。这是偶然，亦是必然，这是变数，亦是宿命。无疑，三丫的悲剧是命运悲剧，而非性格悲剧。缘此，小说剀切地昭示出，乡村世界是一个大陷阱，一个深不可测的黑洞；任你豪情万丈心比天高，一俟委身其间，所有的青春、激情与欢乐，连同忧郁、悲伤和痛苦，统统都会被吸得干干净净无影无踪，仿佛露珠蒸发于瀚漠。我们看到，一个个乡村的大好男儿女儿，不愿将此生淹没于平原上庸常的尘埃，遂各各发出自己的鸣叫，欲冲决无形的网罗；然而他们的结局，不是头破血流身心俱疲，就是血本无归零落成泥，少有一飞冲天者。他们怀着梦想上路，到头来却依旧原地踏步，终不免被钉在命运的十字架上受难如昔。作家通过乡村小人物的日常化悲剧来叩击历史，拷问现实，探究农民命运，鞭笞世间不公。可以说，《平原》承载了毕飞宇心中难以割舍的梦与痛。

　　 《平原》充分展示了权力对人性的钳制戕害。在王家庄，女支书吴蔓玲某种程度上掌握着全村人的命脉。正如王兴隆对端方所说：“人家不松口，你当什么兵？傻小子你记住了，你的命就在她的嘴里，可以是她嘴里的一句话，也可以是她嘴里的一口痰。”长期缺乏爱的滋润的吴蔓玲，一朝权力在握，便不免要以革命的名义整人为乐。她无情打压另一下乡知青混世魔王，不许他招工进城，有意让他作为自己的陪衬呆在王家庄。混世魔王忍无可忍，竟铤而走险，以毒攻毒，出奇不意地将吴蔓玲强奸，从而也将高高在上的吴支书制住――吴蔓玲怕此事声张出去坏了名声影响前程，只好让混世魔王取代端方参军走了。混世魔王的狗急跳墙奋力一搏，反为自己打开一条生路，这种把握命运的主动性和主体性，正是人之为人的可贵标志。这一点上，在乡村世界里指挥若定工于心计的端方，却以其关键时刻的犹豫委蒽，显示出了中国农民世代相袭的心理局限而远远弗如了；毕竟是农民。尤其端方在大队部请求吴蔓玲批准自己当兵时的那一跪，可谓跪出了千古悲情。男儿膝下有黄金，为了成为人上人，端方这一跪，满含着苦中苦、痛中痛，是他最为真实的内心状态的反应，是他面对权力重压时的一种本能的臣服。此幕场景让人想起鲁迅《离婚》中的爱姑，平时泼辣勇敢，敢爱敢恨，一场离婚闹得风风火火，见了封建卫道士七大人却变得局促莫名，七大人一声“来－－兮”，便令她心跳加速，魂不守舍，终至于不由自主地说：“我本来是专听七大人吩咐……”暴露出内心的奴隶本色；《阿Q正传》中向往革命的阿Q，一进县衙大堂膝关节立刻发软，身不由己便要下跪。从阿Q、爱姑到端方，中国农民固有的奴隶性究难摆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