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彩纷呈的江苏散文、报告文学

　　  第二届紫金山文学奖散文、报告文学评奖综述

　　为弘扬先进文化、繁荣文学创作、进一步促进江苏文化大省的建设，备受省内外关注的、具有江苏最高荣誉的专门性文学奖紫金山文学奖于2005年进行了第二届评奖工作。本届评奖共收到散文、报告文学（含纪实文学、传记文学）类申报作品79部，其中散文集41部，报告文学、纪实文学、传记文学等38部。参评作者既有在文学界已经取得一定成就的知名或专业作家，亦有对文学情有独钟的业余作者，既有年逾古稀的耄耋老人，亦有初出茅庐的文学青年；参评作品的数量亦超过了往届。所有这些，均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近5年来江苏文学在散文、报告文学与纪实文学领域的繁盛景况。

　　就题材的角度而言，可以看出这次参评作品的视野非常广阔。有徜徉于历史的烟云之中重现事件的本相与人物的丰神的，如《鉴真东渡》（许凤仪）、《梅兰芳全传》（李伶伶）、《曹聚仁》（李伟）、《拉贝传》（黄慧英）、《劳谦君子陶行知》（王一心）、《北洋兵戈录》十卷本（董尧）、《戈宝权》（陈钟石）、《远东国际大审判》（唐灏）等；有报道异域风情的，如《旅美撷羽》（朱生旺）、《初识美利坚》（陈新宇）；更多的则是展示的当今现实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其中，有讴歌献身科学、公而忘私的民族脊梁式人物的《大漠沙魂》（汤海若），有礼赞平凡的小人物身上所迸发的生命亮色的《好人周光裕》（张茂龙）、《永不坍塌》（胡敏）、《载爱心树的百万富翁》（孙家玉）、《古稀老人和他的六百九十张汇款存根》（王浩），有反映市场经济时代乡村党建工作新变化的《红色创意》（刘晶林），有披露法与权、法与“法”较量的《法与“法”的较量》（周桐淦），有解读文化现象的《解读〈故事会〉》（沈国凡），有关注环保问题的《麋鹿观察家》（马连义），有剖析女性心理的《斯妤作品精华?散文卷》（斯妤），有摹写当今乡村生态、洋溢着浓郁的乡土气息的《走过乡村》（刘凌林），还有承接知青文学的余绪、重现因理想迷误而走上歧途的部分知青的坎坷命运的《“英雄”末路》（邹雷），即便是许多偏重主观性、抒情性的散文作品，如《黑白江南》（费振钟）、《云头花朵》（车前子）、《回眸江南》（山谷）、《泥与焰》（黑陶）、《旷世风华》（夏坚勇）、《家住六朝烟水间》（薛冰）、《纸上的园林》（陶文瑜）、《空谷佛音》（吕锦华）、《扬州文化谈片》（韦明铧）等，也能够在述说个人心曲或感怀的同时，旁征博引，谈天说地，或极目中外，或融会古今，等等。总之，不仅全方位地勾勒、阐释着当今主体心中或眼底的历史与现实，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传达出了时代的脉搏与生活的流向。

　　从美学的角度考量，则可发现，本届参评作品无论在思想还是艺术的层面，均作出了可贵的探索，并呈现出一系列鲜明的特征，　 主要体现在：

　　深入、独特的文化分析。从文化的视角分析问题，既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大批作家在经历了由“伤痕”而“反思”而“改革”而“寻根”等等无数探索之后所获得的一个重要收获，也是全球化进程中当代中国主体在纷繁复杂的世界性的文化冲突与对话中所不得不采取的一种话语立场或策略，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可以获得许多单纯从政治的、经济的视角所无法获取的认识或判断。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充分肯定《解读〈故事会〉》、《旷世风华》、《回眸江南》、《家住六朝烟水间》、《扬州文化谈片》等一大批参评作品在解读现实、评说古今时所有意建取的一种文化眼光或裸露的文化意识，其中，最为值得称道的，当数沈国凡的《解读〈故事会〉》。《故事会》是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的一本仅有96个页码、32开本的文学月刊，在林林总总的装帧精美的当代文学期刊中，可以说貌不惊人，尤为尴尬的是，正统的、严肃文学的刊物将之目为通俗读物，而纯粹的通俗刊物又将其排斥在外，因为在这本刊物上读不到一般通俗刊物上常见的红男绿女的风流韵事、黑帮火并的刀光剑影，然而，就是这样一本毫不起眼的小刊物，却连续数年创造了月发行量达四百多万册的记录，其发行量不仅在全国9000多种期刊中一直保持在前五位的位置，而且在全球发行量最大的前五十名期刊的排名中高居第六位。面对这样一个“期刊的神话”，我们看到，作者不仅准确地将之定位为一种文化现象，而且从文化的高度系统生动、鞭辟入里地解读了这一文化现象的由来与成因、内涵与外延，令人信服地指出，“《故事会》文化”起码包含着这样两个层面：其一是由《故事会》所刊载的故事本身所构成的“故事文化”。《故事会》所说的故事，不仅高雅、高尚，而且贴近老百姓的生活，并能始终以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表达出来，尤为关键的是，其绝大多数故事，基本上都相当准确地切合着社会审美心理中三个最为关键的部位，即情感性、幽默性、传奇性。因此，尽管我们所处的是一个信息爆炸的资讯时代，或各种各样文化快餐层出不穷的娱乐时代，其所提供的故事仍能从一片喧嚣的声浪中脱颖而出。其二是由《故事会》编辑部所营造的“《故事会》编辑部文化”。《解读〈故事会〉》以大量翔实感人的事例告诉我们，《故事会》编辑部的同仁们身处于这个一切向钱看的商品社会，不仅能淡泊名利，团结协作，始终以高度敬业的精神对待每一篇来稿，在编辑部内部营造了一个良好的、一切以事业为重的工作氛围，而且在编辑部与作者、读者之间创造了一种以精神的支撑为主、物质的帮助为辅的、休戚相关的“文化共同体”，这就不仅保证了《故事会》能够像磁石般牢牢地吸引着最广大的作者、读者群体，而且使得《故事会》从来稿到编辑到接受这样一个一般刊物都具有的过程上升为当今中国形形色色的文化构成中极为醒目且值得肯定的现象之一。

　　亲切、温煦的慈善精神。无可否认，从计划经济过度到市场经济，社会的转型不仅给意识形态领域带来了一定的冲击，各种各样的观念或此消彼长，或彼此对立，而且也造就了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彼此游离。在此情形下，如何关注弱势群体的生存与心理状态，无疑是摆放在每一个有良知的政府官员与知识分子面前的一个严肃而重大的课题。在本次参评的若干作品中，我们欣喜地看到，不少作者已经摆脱了一般的、空洞的所谓“人文关怀”，而从一些具体而微的、实在而真实的人物与事迹入手，换取一种视角表达着他们的希冀，这就是对慈善力量的发现，对慈善精神的歌颂。社会的幸福、安宁与和谐，一方面当然离不开政府的科学、有效的管理，但另一方面由于社会的涵盖面较广以及社会流动速度的加快，即便是社会保障体系相对健全、完善的西方发达国家，也总还有疏漏、忽略或鞭长莫及的地方，所以，慈善行为在任何社会形态里都必不可少，其不仅在社会管理相对薄弱的隙罅发挥着特定的拾遗补缺的功能，而且对良好的社会风尚的形成也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本次参评的《载爱心树的百万富翁》、《古稀老人和他的六百九十张汇款存根》、《永不坍塌》、《拉贝传》等作品，尽管其中的不少在艺术上还缺乏相应的开掘，但其不约而同地对慈善精神的那种有意的突显，还是充分值得肯定的。《载爱心树的百万富翁》、《古稀老人和他的六百九十张汇款存根》描写的都是平凡而普通的两位老人，在他们的一生中都秉持着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默默而坚韧地竭尽自己的所能，或挽救了无数的弃婴，或资助了无数需要帮助的人；《永不坍塌》中所记述的那一家农民弟兄，自己虽然一贫如洗，却立下雄心壮志，要凭靠自己辛勤打工的积蓄，在贫困的山村建造起一座造福乡民的大桥！他们的善行义举，不仅是对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的怜老惜幼、扶危济困甚至舍身成仁的传统美德的弘扬，而且也是社会发展尚不平衡的当下民间生存中一股极为珍贵的现实力量。明乎此，再来看《拉贝传》，则会发现，这部作品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揭露了那场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中日本侵略者的暴行，也不仅仅在于褒扬了拉贝先生在那场惨绝人寰的悲剧中挺身而出，义救了25万中国人生命的善举，而更多的在于，作者以丰富的史料与细密的笔触所还原的拉贝先生博大的人道主义胸怀所形成的轨迹，以及其感天动地的慈善行为对于当今世界的启迪或激励。

　　纯真、纯美的叙述方式。“与瓦有关的，首先是一只猫。我们居住的瓦房，深夜总有踏瓦而行的响声，那是一只猫在无比轻捷的走动，由于这只猫，我们经常夜不成眠。我们不知道这只猫行走在瓦上的目的。它是经过，还是巡视？是工作，还是闲逛？不管怎样，一只猫的行动应该与我们无关。可是这只猫自从进入我们的听觉之后，不是它与我们有关，而是我们与它有关了。我们就在它的脚底下，它的步行穿越了瓦片，发出空明之声。”这是费振钟《黑白江南》开首的一段轻盈灵动的文字；“黑色码头上是潮湿而且零碎的灯火。竹篮的把手很高，在黎明前清冽的浓夜微射细腻的光芒。长木椅子前残存菜叶、瘪稻和烂桔皮的凹凸砖地上，新捉的小猪在扭动的麻袋里拼命叫唤。……黎明前简陋的乡镇候船室内，捉好小猪的乡人在等待早班的轮船回家。更为广大的滨湖地区，农民们此刻仍在继续着他们安静踏实的睡眠。”这是黑陶在《泥与焰》中如歌如诉的言说，等等，或许有论者认为，这样的表述也无非是文学创作中常见的“诗化语言”。确实如此。然而，就是这样的看似简单的诗化表述，却是许多散文难以企及的一种境界。具言之，自从20世纪90年代散文创作蔚然大观以来，散文这样一个与大众文化紧密相连的文体，似乎沦为人人均可乘坐的“公共汽车”，然而，综观这股散文热潮的许多“作品”，不难看出其既缺乏思想的深刻性或思想上的推进，更缺乏艺术上的精心经营，流水帐似的介绍事件的过程，自来水似的大白话，小情小调小感触比比皆是，如何活灵活现地描画出人物性格，跌宕起伏地安排情节结构，尤其是运用个性化、诗化的语言表达出内心的所思所感或生命冲动，在许多作者那里，几乎完全地付诸阙如。也正因此，我们才特别欣赏本届参评作品中的少数文本如《黑白江南》、《斯妤作品精华?散文卷》、《云头花朵》、《泥与焰》等在艺术上所做的若干努力，其纯真、纯美的叙述方式不仅是区分艺术散文与非艺术散文的一条清晰的分界线，而且，其将大千世界万般的物质表象与精神意绪统摄于心，并均有机地转化为一种诗性叙述的艺术转换过程，也为我们建构大众文化时代的散文美学提供了丰富而鲜活的例证。

　　总体上看，近五年来江苏散文、报告文学所取得的成就是相当显着的，但以严格的美学标准来衡量，也还存在着一些问题，离真正的艺术经典还有着不小的差距。就这批参评作品而言，其不足也较明显，诸如，有不少所谓的“文化散文”，事实上也就是从若干的典籍里寻找出一些相关的历史掌故堆砌成篇，既缺乏融会百家自成一家的风度，也使得极具个性化的艺术创造工程流于缺乏有机性与诗性的、只要略通“文章作法”都可以模仿操作的典故摘抄与所引典故的勾连。不可否认，自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文化的概念被引进到文学领域之后，文化的视角的确曾经给予了作家很大的帮助，也诞生了一批精品，但另一方面，不分青红皂白地谈论文化，或不加选择地以所谓文化的视角透视一切历史与现实的表象，也成了不少作家自以为可以增加作品的厚重度或显示个人底蕴的秘密法宝，殊不知，在没有弄清什么样的语境才可以运作文化的概念，甚至在没有弄清文化的本义的前提下，盲目地滥用“文化”，只能使相当一部分作家不仅在大同小异的“文化表述”中迷失了自己鲜活的个性，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现实的当代性所焕发的迷人的感性魅力。在这方面，本届参评作品中的不少篇什，如《旷世风华》、《回眸江南》、《家住六朝烟水间》、《扬州文化谈片》等，我们在肯定其文化追求的同时，也不无遗憾地看到其均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上述类似的通病。再比如，不少作品还缺乏更深层次的思想开掘。以《法与“法”的较量》为例，这部作品在揭露为逞一己私欲而肆无忌惮地弄权弄钱、贪赃枉法的腐败分子的丑恶嘴脸的同时，也刻画了一个敢于和腐败分子斗智斗勇、清正廉洁、正气凛然的地方检察官形象，但阅读这部作品，读者所受到的震撼性却并不是很强烈，究其原因，倒也并不在于作者对某些腐败现象的披示还不够深入，而更多的在于，作者对民主与法制的思考，尤其是对清官形象的认识，远未超出20世纪80年代中期理论界围绕着柯云路的《新星》等反腐作品的讨论所达到的思想水平。此外，这次参评的作者均为江苏籍，所写的人事也大多发生在江苏，但绝大多数作品都未能展示出江苏地域文化的特色，更没有勾画出苏南、苏中、苏北作为区域性文化的特色，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值得我们的江苏作者们深长思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