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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毓璜:文学与时尚

        2013年05月26日 15时48分 

        文学反思录之四

          信息时代人被科学技术所异化的惊人事实,在一些物质力量、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国家,早就得到理论的阐述和艺术的表现。如今,已经不必借助于那些阐述和表现——我们已经开始从自己的生活中感受到那个事实,感受到巨大社会网络系统之中,人怎样成了“操作对象”,感受到那种个人几乎无法抗拒的、无处不在的“他人引导”。人愈来愈显得“身不由己”的“软弱无力”,西方憧憬不已的东方文化媚力也已经从我们身边悄然远逝。在这样的情势下,文学作为一条精神的逃路,还有可能成为寻找自我的途径吗?作为一方生命的寓所、一块理想的“飞地”,还有可能成为我们温馨的家园、成为安置我们心灵的净土吗?这类问题,在对文学现时走向的思考中突显出来,缘自我们感受到在强悍的现实面前文学的虚弱,源自我们看到了在物性和物化的“时尚”面前,文学的精神已然无可奈何地发生种种妥协和屈从。这便为我们的反思提供了现实依据,启示了回过头去扯出古老话题的需要。以文学与时尚的关系说事,自然只是觉得这不失为一个可以进入的切口。

          在我们的辞典上,时尚直白的释义就是一时风尚。作为社会流变、生活迁移、价值更迭驱动下的潮汐式性相,主要是审美旨意、心理趋向在公众与日常的表征。相对于时代深层内涵,它常常是浅显而稍纵即逝的;相对于心灵恒定部位,它常常是即时而变动不居的;相对于精神的底里,它常常是裸露而直呈其态的。

          时尚并不因之而可以小觑。其公众性、盲动性、愉悦性以及可仿效性的自身特质,决定了它浪潮般的生长,成就其推进演化的广度、强度和速率;还不妨说,时尚作为时代的情感表征,乃是一个时代的种种合力使然,虽曰“人事”,亦关乎“天命”。如同天地有时气,物类有时兴,于衣有时样,于食有时鲜;时异事殊、时移俗易,变幻其中的时尚,就差不多带上“准自然”的品格,某种意义上差可比拟于节令交替、星斗移转,为不可抗力者。虽然其行也不远,此起彼落如转轮,却不随一己好恶兴废,不因拒之纳之而行止,称得上一位无翼而飞、天生天杀的主儿。对于社会个体而言,谁谁要“领起”它,谁谁要“力挽”它,要不是说说玩玩的大话,就免不脱受到这样那样的嘲讽和惩罚。

          同时,时尚也并非可以简单地一面而论。不仅是因为它往往牵连种种历史内情又伴随前行的社会步履;依我来看,其本身也具备种种包容的可能:既可涵茹孕育诞生之契机,亦可成为酿出溃靡之温床;既可济助伴同前行而汰出陈旧之功,亦可隐藏随俗沉浮堙灭自身之患;事情确实存在两面性。即使细微若时尚“减肥”,只要不去弄到当年宫女们据了楚王的眼色去“尽饿死”的地步,其利弊就不能只作一面观。“因势利导”因而成为可能,“圣者时也”的名言,“我行我素”的标榜,也因而都在大本大宗的道理之内,是从不同侧面说向了人在“自然化”了的客体面前的主观选择和临世态度。且不论诗文合为时而作并非谬说,占得住“与时俱进”的道理,即令那种处变观时宜、演曲趋时调,就人的应世态度和生存策略而言,其随顺亦不失为智,显见几分无奈的同时也透出几多聪明。

          然而,执着于精神性、终极性、恒久性以及个体创造性的文学,常常会在物性和物化了的时尚面前保持一份心灵的高傲。这份高傲于今仍然理应得到尊重,它在事实上的屡屡受到嘲弄,只是我们对一种心灵保留持了古老的期待和实用的眼光。要求文学“兴国”,自然只能看到其“可怜无补”;要求文学“趋时”,也正是失察于文学原不是大众情人、世俗跟班,举凡称得起“作家”的,大体就不会与世偃仰,不能不有些行不苟容、自行其是。        

          问题自然还是得回到生命需求的多重性上来:弄文并不恒等于营生,人在文学中并不类同于人在生活里,虽有古之哲人的“为稻梁谋”,也不乏今之贤良的“写作为了活着”,但不难领会,活着而选择写作,多少说明我们的要求是双向的,既不能让肚子空着,也不愿让精神饿着。诗性的写作毕竟不是以粮棉为对象的事业,乃是操作精神和精神操作的心性的事业,就本质而言,文学并不服膺“生存法则”和“现存秩序”,其出发点和归宿在于“第二现实”亦即“理想境界”的建构;西方的“模糊”和东方的“神秘”内里一样,一样会于人生在世不称意上感情用事,一样不肯含糊地要去做出生命的追寻、灵魂的拷问,一样地牢固着为人类重构理想化的生存秩序而“立言”的精神情结,换了时尚话语,不说“立言”说“码字”,也一样,只要不是“现实秀”,只要有点“异类样”,就不免有些跟现世、现时“对着干”的意味。论文者或有背对时尚乃至以时尚为天敌的说法,究其实,仍不在褒贬时尚,于时尚本身的存在和运行无多指涉,为文者干的是自己的活,虽然让活得好好的大伙儿觉得有些隔阂碍绊,自是为文的多了些精神欲望使然,不可以“吃饱了撑的”、以“活得不耐烦”论之。

          如此论道得赶紧声明:这里只是对于文学特质的一种特定的描述,取的是其超越性、精神性、终极性这一向度,并非认为为文者该躲进“象牙塔”里面做白日梦,并非以为文学可以无视其固有的公众性和现实性,可以抛开现实关系去胡乱想,如同先辈讥讽的想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那样。地球是离不开的,科学技术时代有让航天员暂时离脱的能奈,可非独仍依赖着地控,到头来还得回到地面上来做报告。只不过有一点须得明白,地球上的现实在文学作品中,不能不具备“前提”的性质,却也仅仅是“前提”。一方面,现实生活之于文学创作不是复制、克隆的对象;又一方面,处于“现实”部位的时尚,恰恰又表现为彼此仿效的复制品、互相造型的克隆物,文学跟时尚的不相能因而被突现出来。弄文的属意超越,故时尚在“一边”(此岸?),文学在“另一边”(彼岸?);弄文的执着于精神,执着于属己的自我性,故时尚在“外面”(客体?),文学在“里面”(主体?);弄文的又热衷于世界与人的追问,热衷于底蕴的探访,故时尚在“上面”(实然?),文学在“下面”(应然?)。这大概可以看成两者的角色位置,看成文学的存在状况、存在理由和存活可能,来不得孟浪和越界。报纸上见到发型时尚的研究者告诫说,白领阶层在时尚面前要矜持一点,男士的头发留过耳朵了,女士的头发染成五彩缤纷了,就跟告别白领的日子相去不远。文学如果效仿时尚、在时尚里栖息,它也就只能告别自身。

          坚执于文学的士人尽可事理通达心平气和,却多不会就范贤达们“顺天应时”的规劝,宁可自知不可为而徒唤奈何,并不将就随波逐流的日子,职事的品格化,决定了他对群体奉行的时尚尤其取了不肯苟同的态度。想当年,“刁皮”的东坡先生一度心血来潮,光出自己的肚子,向诸位婢女怪怪地发问:“此中何有”?朝云以“公一肚皮不合时宜”应答,彼刻,先生的一阵大笑,该是对红颜知己的会心认同,也该是对于为文之道的一种认定了。

          然则,东坡去之远矣,我们的文学早就习惯于现实的认同,亦步亦趋于现实,一里一程地“再现”。上个世纪80年代有过“反拨”的悲壮、“回归”的努力,出现过新招频生、新品迭出的动人景观,惜哉脆弱的自身经不得“诱惑”与“冲击”,加之一味高雅不肯着陆,吊在那棵“现代”之树上风干了身子。到了当下,左右作家的不再是那条“创新的狗”,换了一只“无形的手”,文学征逐时尚、觑准时尚下手之风盛行起来,唯恐“不合时宜”成了普遍的心理,文学在自身失落上开始着又一个轮回。文学公众会熟知那些盛行不已的读物,包括批量生产的圣君贤臣的重新演义,包括一脉相承的“反腐倡廉”的世相演绎,包括芸芸众生日常生活不厌其详的记录,还可以包括很为“叛逆”的对抗传统以及很为“另类”的“身体写作”、“下半身写作”等等品类。演义历史、道德训诫、娱乐身心以及物质欲望、生理需求的表现,均不妨为文学“兼收并蓄”,文学不能根据写了什么定高下论是非,鲁迅诚然有过“毛毛虫”进不得作品的谐谑,可先生也分明有过“瘌痢头”进入作品的示范,问题仍在于“怎样写”和“写得怎样”。我们读到的作品普遍的问题恰恰在这里,由于缺少创见和新质,由于整体性思考、艺术想象力度的贫弱和缺位,多流于现实的模本和生活的相册,流于历史记载和社会图形,属于文学的提供极其寡薄,更无论属于人身、人性的发见;等而下之,便有用了文学的形式有意无意地宣扬了非“人本”、反“人道”的东西;更有甚者,推出的竟就是一些没有整体关联、不成艺术构件的毛毛虫、瘌痢头。有意味的是,诸如此类的弊端和缺失,差不多都可以从趋附时尚、迎合大众的心理上找到一些因由。趋鹜时尚的功利性以及大众趣味的两重性这里不去阐述,我只想就更能拥有大众的通俗文学和更受精英青睐的“纯文学”的相关思考略加生发。

          可以相对加以界定的是:在创造机制和表现机制上,通俗读物比较贴近“时之所尚”,其创作驱动通常并非源本于自由生命的内在意志,更多地表现为时局的启示和制约。其可能呈现的内情、可能产生的激情,多依傍于为公众关注的“现场问题”,即兴而随机;其语言及传达方式也少见个体的方式,多迎合通常流行的模态;文本可能提供的认识价值、可能产生的艺术力度因而不同程度上不及底里而不及久远。或不无“思考”,但多为受动的感时论事;或不失“追求”,但往往落定于当下的“大众平均数”。据此,我们就不难理会:何以有些轰动一时的作品会成为“一次性消费”,而有些问世之后门庭冷落或备受訾议的作品,却在后来的时日中引发说不尽的永远的话题。

          应该毋须说明,这里迁就了说事的方便,不是否决各守其位的作品原本各具短长;当然也毋庸讳言,这样说已经把“纯文学”作品视为了文学的“高精尖”。称之为“纯”,正因为它在严格意义上更是文学的——更其贴近文学的真谛、本质和要义。这里再度想到萨依德先生,他的一番话对我启示良深,他的《知识分子论》一文论及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时如斯说过:“知识分子扮演的应该是质疑,而不是顾问的角色”。这话用来衡量作家及其创作尤为贴切,很可以说,它从另一角度为我们提供了区分通俗文学与纯文学的标准。前者“干预生活”,从社会政治、世俗生活的层面“顾问”于“世道人心”;在这里,“现实”是“终点”,是修复对象、栖居处所。而后者干预生命、干预灵魂,“现实”是起点,是质疑的而不仅仅是再现的对象,饱和其中的是充满精神意识、富有终极旨向的人类情怀和哲学追问。其不可模仿重复、无以批量制作的性质跟通俗制作判然有别。

          令人制肘的是:一方面,我们可以不费多力地从负面罗列出通俗读物的、包括人性谬误在内的种种弊失和不堪;另一方面,若企图从纯文学的方阵推举能够跟通俗读物相对称的、具备深层次精神结构、价值结构的作品,则又十分难遇而几近阙如——我们不缺少轰动一阵的作品和行时走运的作家,我们过分缺乏的是独立的怀疑精神和想象创造的力量。

          当我们在呼唤大师、呼唤经典的怅惘中把思绪集中到传统跟现代的历史性冲突,我们再一次领受到时尚的驱遣力,或者毋宁说领受到时尚对于创造力的钝化和窒息。社会时尚造就了文学的时尚,追逐的浪潮浮华了创作的心态,热门的觊觎孵化了趋附意识。就绵延多年的书写心理看,最为普遍、最为突显的“时尚”可归结向互为表里的二端:一为“文革”式的反传统,一为“洋务运动”型的现代化。两者其实接应了时代的要求,原本包含“觉醒”和“冲决”的契机。惜哉我们总是急于入时领潮,一味奉行不断“告别”的“激进”,在功利风向中飘泊流浪,行不由径而血不归经,一再把道走黑把局搅黄。在创作和批评的合谋下,一些昏暗的心理卑微地滋长:“传统”与陈旧划定了等号,“现代”和“新进”归结为同义;跟前者“占亲”就会自惭形秽,跟后者“搭故”便足令趾高气扬;连“辈分”也进入了时尚的盘算,按照“一代更比一代强”的逻辑,一边飞快“淘汰”一边迅急“成长”。

          十分匮乏于盘点传统的兴致和能力,十二分张扬起跟传统对抗的蛮力,传统不是作为前提而是作为铲除的对象,反传统成为“一反到底”的革命竞赛和“空乏其身”的现代游戏,安身立命之地的失陷就不可避免,到头来,“人文精神”固无以寻问,连古往今来的“文人精神”亦沦落殆尽。试看今日很为时尚而殊为可疑的另类、新人类、新新人类,“身体”的赤条条又多“牵挂”,精神的空荡荡而无挂牵,构成的反讽意味还不够浓烈么。

          以“洋务运动”比称我们的文学现代性追求,自然不是否决“拿来”,拿来坚船利炮,跟拿来文学武库里十八般家什一样,是图强振兴的题中之义,只是拿来固可强身,却终须在“固本”上见分晓。姑且不论拿过来实非投靠过去,即就拿来什么看,就有些令人沮丧的情形,有识之士指出过两次历史性错位:“五四”那阵借得欧风,我们将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等等引度过来时,那边的新派人物已视其为颓败之过时之物,多有借东方古典文化来为西方文化寻找出路的主张。到了再度迎来开放的“新时期”,当我们的文学极力“内转”,伴之以形式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的“内部研究”了,那边的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又已然腻味了“内转”、“内部研究”,开始去突破局囿,进入指涉“外部”的又一圈轮回。我们倍道兼程气喘吁吁,却酷似上演国际迷藏连续剧,总是寻迹追尾,“轨”固属接不上去,以此“走向世界”,干什么来着?带上老师布置的作业交卷去么?其实,人家那里的各种“主义”,不说从来并不代表他们文学的先进和全盘,即从主义本身而言,也就是与时迁变的风尚,我们骥附此落彼起的时尚且不能及时,遑论吸取种种、融出新机。

          文学确实有个“走向世界”的命题,大概有个比“拿来”更要紧的“送去”,其间关系似可类比为“输入”与“输出”,由输入发展向输出,自不能指望一蹴而就,但是,若然迈不出走出“时尚”、走出“世尚”的第一步,走向世界就只能是永远的梦呓。

          看来看去看了偌许年,说来说去说了偌多话,渐次明白诸多情形早经先贤们看到过,说起过,:关于多研究点问题、少谈些主义;关于学无中西;关于中西互动互化;关于内之不失于固有血脉、外之不后于世界潮流;大体都捕捉住现象,针对着时尚,看出了症结,说向了根部。角度不一而互补于一:我们需要自己的“问题意识”,需要接通自己的血脉,需要从固步自封的窒息和乐不思蜀的流亡中醒悟过来。如此,可望结束疲于奔命的世界大游走,可以言说独立人格言说文学操持,可以言说融通古今中外的别立新宗,并瞻望“全球一体化”的景观。

        文章来源:江苏网络电视台 责任编辑:高赛 【打印文章】 【发表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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