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同彬：边界互渗的生机与险境——浅谈江苏新世纪诗歌的民间力量兼及民间的困境

　　何同彬（南京大学文学院讲师，诗人，评论家） 

　　自八十年代以来，江苏诗歌与中国当代诗歌一样，始终纠缠着一股强劲又复杂的民间力量。最初，作为文学制度、文学市场乃至意识形态的对抗性力量、补充性资源，这一民间力量在我们时代僵化、媚俗、堕落的诗学境遇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曾经为江苏诗歌史乃至中国当代诗歌史留下丰富的美学资源和悲壮、坚韧的诗学立场。然而，与徘徊在中国现实语境中诸多的集体性话语一样，这样的一种衍生于意识形态对立情绪的诗歌力量，注定要从虚构的纯粹性、绝对性那里跌落下来，成为时代顽固的精神困境的生动注脚。学界无论是对“民间”这样一个复杂的概念，还是在这一旗帜下形成的广阔的诗歌面貌，都有着很多反思性乃至批判性的研究，本文所致力于的也是这样一种立场和路径，试图从新世纪江苏诗歌民间形态的变化兼及谈论整个中国当下民间立场、民间化写作存在的一些问题。我这里所讲的民间力量既包括民间诗刊、报纸，民间诗歌团体、圈子及相关活动，也包括相关的网站、论坛以及其他各种形式的、独立的民间个人写作。由于对江苏诗歌民间力量的整体风貌了解有限，也鉴于它在整个中国当代诗歌的民间存在中的特征或局限，本文着重从对部分民刊的分析入手，主要论及新世纪之后民间力量的现实衍变和“噩运”的走向。 

　　以新世纪为界，大致可把江苏民间诗歌（主要是民刊）的发展分为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包括诸如韩东、小海等人的“他们”，车前子、黄梵等人的《原样》，江雪、雷默、黄梵等人的《诗歌研究》，更夫、成南、阿翔等人的《实验诗歌》，庞培主编的《北门杂志》，朱朱的《联系》等等。这个期间提出和形成的诸如“诗到语言为止”、“个人化写作”、“回到诗歌本身”、“形式主义”、“简单的诗”、“中国语言诗派”等观念、潮流，对于江苏诗歌乃至中国当代诗歌的影响非常深远，波及至今。 

　　新世纪以来，江苏民间诗刊、民间诗歌写作较之之前更加丰富、更加繁茂，但事实上的影响力却并不如前，和广东、上海、北京、四川等地的大型诗歌民刊以及成熟的诗歌活动相比，它们并没有在中国民间力量的蓬勃中起着导向性、旗帜性的作用，也没有制造明显的喧嚣和论争。其中，相关民刊主要包括黄梵、马铃薯兄弟等人的《南京评论》，李樯、朱庆和、林苑中、育邦等人的《中间》（跨世纪），阿翔、朱庆和、李樯等人的《缺席》，章治萍主编的《诗家园》，古筝的《陌生》，小海、李德武等人的《玩》，另外还有《唱诗班》、《间》、《诗印象》、《扬州诗歌》等等。由于缺乏持续性和文学潮流的标志性，新世纪以来江苏民间诗歌的集体标记和集体力量并不突出，但他们在个体化写作上的坚持、探索并没有停止，相反，正是因为不求闻达，他们之中很多人的独立性、自由性因此更突出，诗歌写作总体上也显得更沉静、笃定和优雅。另外，民间力量有一点变化在新世纪十分突出，我把它描述为“边界互渗”的加强和凸显，民间边界的假定性、虚构性在时代的发展中开始暴露，它与那些或隔阂、或敌对的范畴的边界那种难以避免的互渗昭然若揭。我把这种边界互渗总结为以下几点： 

　　1、身份互渗：社会结构的复杂化带来个体身份的复杂化，一种身份携带一种认同机制，多重身份势必影响主体和民间机制的独立性、自由性。那种认为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写作是写作的泾渭分明的边界意识是不确切的，各种身份彼此绝对互相影响，譬如大学老师、知识分子、评论家、官员、企业老板、作协会员、白领、公务员、编辑、记者、家庭主妇等等。这些身份的社会功能和价值立场经常与民间力量构成显而易见的矛盾性，它们与民间身份的混杂和彼此制约是不可避免的，绝对脱离其他身份规约限制的独立写作越来越不可能，因为他们永远无法摆脱的身份还有男人/女人、丈夫/妻子、父亲/母亲、儿子/女儿等等，这一切都是自由、独立的民间想象的敌对力量。仔细考察时下各种形式的诗歌的民间力量中不同主体的身份特征，以及背后或隐或显的现实力量，就能明确意识到民间纯粹性的不可能性。 

　　2、机构互渗：各种身份依托于不同的机构，但却依托于同一种制度，这一制度是民间写作标识的天敌，但民间写作的成长从根本上讲不可能脱离制度的规约、控制，或者制度下的机构互渗还成为民间写作成长的动力、资源。譬如民间力量与作协、商业资本、其他官方资本等等之间的合作，当前罗列在民间名目下的各种诗歌研讨会、诗歌节、诗歌沙龙、诗歌刊物的发行和传播等等，无不显示出机构互渗过程中意识形态对民间独立立场的解构和销蚀；同样，那些所谓的官方机构的诗歌活动也不乏民间诗歌人士、诗歌机构的参与。譬如《扬子江诗刊》很多活动中对民间力量的吸纳，“中国现代汉诗研究计划”与商业资本、官方资本的合作等等。 

　　3、媒介互渗：民刊、民间写作与官刊、官报、官媒（电视、网络等）等之间的边界，说起来壁垒森严，但他们之间的合作、互渗是有目共睹的。有哪一个重要的民间诗人没有长期在官方刊物发表作品，有几家民刊没有刊载过作协会员、官方刊物编辑、公务员、官员和企业老板的诗歌，那些标榜为民间的诸多媒介活动中，实际上仍旧是身份互渗、媒介互渗、边界消失之后各种现实力量出于诸多晦暗动机的博弈。譬如重要民间诗人朵渔获得的“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实际上是官方立场和商业资本共同主导的，而其获奖作品《高启武传》则发表在江苏省作家协会的《钟山》杂志上。 

　　4、地域互渗：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方面，诗歌民刊或论坛等越来越具有广泛的包容性，或者是更广泛的诗学认同性，所以，原来地域性的诗歌民刊实际上刊载的都是天南海北的诗人的作品（这里边也有身份互渗的问题）；另一方面，诗人的流动性造成的地域互渗，许多诗人因为生存的原因四处迁徙，在这种流动性中，不同的地域对诗人的创作产生了不同的影响，他们参与的原有的地域民间力量也进行了交错的碰撞和整合。譬如南京诗人梁雪波与四川的“非非”、黑龙江诗人马永波与《南京评论》和《流放地》，西北诗人章治萍与无锡《诗家园》等等。 

　　5、诗学互渗：每一种民间写作力量都要发布一个诗学“宣言”、诗歌“立场”或诗歌“主义”，指引一条所谓与众不同的“道路”，这些“宣言”和“立场”无论用如何惑人的言辞标新立异都回避不了雷同性、类型化、相似性、相通性乃至于重复性的困境；无论他们如何标榜和实践自身的意识形态的、制度的对抗性，都避免不了被意识形态的诗学瘟疫裹挟而入的命运。 

　　当然，边界互渗有一定的积极功能，比如在这个过程中，民间力量的多元性、自由性、丰富性、广泛性得到了有力的加强，从外部形态看来就是，诗歌的民间力量，包括民刊、网站、论坛、博客或其它形式的个人化写作越来越多，越来越庞大。同时，边界互渗伴生的消极性也越来越突出，正如以上分析的，由此形成的“险境”首先摧毁了民间反复申述的独立性、自由性和个人性的边界，民间与韩东所说的“伪民间”的界限也模糊了，没有真民间了，或者，真民间就根本未曾有过。互渗性实质上就是混杂性。 

　　如果仔细思考的话，我们会很清楚的意识到，这种互渗并不是新世纪之后才发生的，只是随着时代的进程，诗歌的各种理想主义、乐观主义的乌托邦支撑不可避免地坍塌了，以前被诗学的狂热掩盖的盲点、盲区显露出来了，那种救世济民的躁动也在日益严酷的现实面前冷静下来了，这个时候，民间力量所谓的互渗性、混杂性的本质再以无法回避了。早期的叛逆的、革命的冲动主导的“民间”的纯粹性、绝对性的界定不可避免地松动了。 

　　关于什么是“民间”，在实际之交的诗歌论争中有两篇文章极具代表性，分别是韩东的《论民间》 、于坚的《当代诗歌的民间传统》 。从我个人的立场上来看，在诗学自由、个性、独立的原则上考察，他们对于民间的界定和倡导没有任何问题，有着强烈的感召力和“煽动性”，但新世纪走过十年之后，我们会明确感知到那些信誓旦旦的预言和判断，如今看起来已经不像那些诗学修辞本身那么具有魔力和说服力了。他们一再强调的那种确切存在的、非虚构的民间，如今看起来越来越具有虚构性，诸如“真正的诗歌方向”、“千秋万岁名”、“民间就是不团结”、“生动、自由、多元的局面”、“重新回到诗歌的生命现场”、“独立意识”、“创造精神”、“根本的价值”、“真正的活力”等理想化的描述，在当下这样一个混杂的、庞大的民间力量面前，开始变得可疑了。最初的这种民间的边界意识无可厚非，但它的出现本身就是自己的倡导方向的敌人，那种宣言性透露出来的集体意志、群体规约性、官逼民反的权力话语和暴力姿态，本身就与独立性、自由性、个体性构成尖锐的矛盾。 

　　于坚说，民间不是一种反抗姿态，但民间的势态却越来越证明：民间的总体性力量的走势就是反抗的姿态。我们只看到了民间在反抗层面上形成的抽象的意义，而忽视了它在互渗性、混杂性后面隐藏的险境：非意义。朱丽娅?克里斯特瓦的《反抗的意义与非意义》中，从弗洛伊德那里总结了反抗的三个层面的特征： 

　　1、反抗是违抗禁忌 

　　2、反抗是一种重复，一种修通，一种润饰 

　　3、反抗是一种移置，一种组合体，一种游戏 

　　事实上，在任何一种社会形态下，无论是集团的，还是个人的反抗姿态都不可能是单一的、纯粹意义上的，即它不仅违抗禁忌，也要在自身的轨迹中复制禁忌、润饰禁忌，乃至最终把反抗禁忌作为一个游戏。下面在对民间力量的几种依赖性的分析之中，就能非常明显地看到各种“移置”、“组合”之下的混杂，如何把一场斗争变成无可奈何的游戏。在我看来，民间力量的互渗性、混杂性形成的诗歌险境包含以下几种依赖性： 

　　1、道德依赖性：民间始终把艺术力量道德化，认为民间写作意味着先锋、前卫、自由、反抗、叛逆、多元，在道德上是正义的，这实际是源于在现实生活中遭遇不可避免的个人的、社会的道德崩溃之后，诗人、诗歌的神圣化虚构逐步破产之后，所进行的一种徒劳的、南辕北辙的道德基础的重构工作，本质上无益于道德观念的良性建构，只是彰显姿态，而在现实生活中无力避免随时遭遇的道德回避和道德残缺。“礼失而求诸野”永远是失败的。 

　　2、政治依赖性：制度和意识形态是民间构筑的敌对力量，也从事实上成为很多民间立场、民间写作的依据，假如当下的政治残缺性得到了解决，那很多标语口号式、现实挤压式的反抗性书写在诗学上就变得毫无意义，他们寄生于政治制度的困境。另一方面，很多民间力量的存在形态不过是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复制，他们的经营方式、阐释方式、话语方式及编辑、社交的原则不过就是现有政治形态的延伸、填充、补偿。 

　　3、群体依赖性：地域性、圈子化、泛团体化、江湖气的持续性特征，使得民间力量往往结构为诸多现实的、世俗的、甚至意识形态性的利益共同体，诸多打着诗歌旗号的论争背后是对力量、安全感、荣耀、权力等世俗功利的迷恋。对于诗歌而言，极端地讲，任何超过一个人的群体策略都是一场无法避免的灾变。 

　　4、媒介依赖性：从民刊到网站、论坛、博客，民间诗歌力量存在着媒介扩大化的危险，由此引发的就是以诗歌生产、诗歌话语的浩如烟海为表征的诗歌的过度展示，为展示而展示，我在一篇论述网络诗歌的短文中曾经说过，对于诗歌而言，过度展示和过度交流最终会是一场灾难，因为它严重地损伤孤独感 。 

　　5、资本依赖性：没有资本就没有民间力量，很多诗歌民刊、网站的中断多是因为资本链条的中断，因为它们无法盈利，只能靠资助，而资本具有天然的、难以控制的功利性，它对于民间所谓的个人、独立、自由而言，构成威胁和反讽的力量。另外，在中国当下，不要说绝对的民间资本，就连相对的民间资本都不存在，资本都要经由制度、意识形态的通道才能合法化，因此，资本依赖就是政治依赖。 

　　6、诗学依赖性：一方面，民间永远标榜先锋、前卫的创新性，强调先锋到死的极端立场，但创新并非是没有边界和尽头的，从本质上讲，诗歌的创新空间基本上已经被穷尽了，以创新为口号的民间书写无疑多半是重复性写作；另一方面，在一个文学、文化遭受空前漠视的语境中，诗学的、诗歌的力量何在？经由所谓诗歌的普及、复兴来扭转文化、政治和道德的走向是一种徒劳无益的高贵冲动，那些应当由公民完成的承担，不要交由诗人的身份来实现，任何把诗歌当做不朽的事业，或毕生的精神追求和真理探索的做法，多半只会有蒙昧和谎言两种品质。 

　　总而言之，民间力量在这种日益扩大的互渗性、混杂性当中，为了所谓的“真民间”，已经到了必须减肥、必须往回走的境地了。假如诗歌的个人性、独立性、自由性是可以实现的话，肯定不能依赖目前的这种日益蔓延的民间力量。我曾经把先锋定义为孤独的噩运，对于真诚的民间或者本质的诗歌而言，它们同样是孤独的噩运，而且随着时代的变革，这一特征应该越来越明显，尽管它们有的时候带来的只是喧嚣和荣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