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以来鲁迅研究的玄学化倾向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异常活跃的景观至今犹令人神往，而鲁迅研究在现代文学研究中具有领头羊地位，因而人们对鲁研界的学术成果曾经给予过极大关注。在那段历史时期，鲁迅研究与思想解放的时代主潮发生了某种难以分割的互动关系，因而鲁迅研究在事实上产生了某种有目共睹的社会效应。九十年代以来，由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发生了一些亘古未有的历史性变化，建立在科层化基础上的知识分子职业化角色越来越趋于精细与明朗，因而在新的政治文化思潮拉动下，鲁迅研究也一度由热闹辉煌的八十年代毫无选择地走向了沉静而多元的九十年代。鲁迅研究似乎由此走向更为充实丰盈的成熟，也由此远离昔日的辉煌：鲁迅研究似乎再也不是世人瞩目的事业，它的成果也仿佛仅仅在圈内人士的文字游戏中滋生着，漫衍着，又复归于无可如何的宁静，是如一箭射入大海激不起半点浪花的那种宁静。但宁静中也有悄然奋起又颇能引人深长思之的，这在很大程度上便是鲁迅研究之玄学化、批评化与文化化倾向的出现与加强。我在这里主要想探析一下鲁迅研究的玄学化倾向，至于其它两种倾向，以后有机会再行探讨。

　　 所谓鲁迅研究的玄学化是指研究者把鲁迅看成一位具有灵魂深度的哲学家，认为其思想具有某种严密的逻辑性，因而在探讨其思想嬗变与构成时，就相应采取了适合这种哲学气质的形而上运思方式与话语方式。鲁迅是否为哲学家，这在不同的研究者那里具有不同的理解。批评家李长之是第一个对此予以明确否定的学者。他在《鲁迅批判》中曾经认为鲁迅既不是思想家，更不是哲学家，因为他不具备提出并把捉幽远问题与系统论证或阐释此种问题的兴趣和能力，即“没有深邃的哲学脑筋”。李长之以德国古典哲学为其学术背景与依托，因而在他心中的哲学家、思想家自然也是如康德、黑格尔等人一样创构了完整理论体系的哲学家、思想家，依这标准来衡量，认为鲁迅有思想但还不够成为一哲学家、思想家，而至多只能是“诗人和战士”的说法也是有其不可否定的真实性的。进入八十年代特别是九十年代以来，有一部分鲁迅研究者认为鲁迅确实具有某种形而上的思维品质，而且在对问题的把握上具有某种哲学家的敏锐眼光，因而，鲁迅在他们眼里是以一个具有深邃思想与理论气度的哲学家或思想家形象而凸现在世人面前的。

　　 概而言之，持这种研究观念的可以汪晖、徐麟、王乾坤为代表。汪晖的代表性论着《反抗绝望——鲁迅的精神结构与〈呐喊〉〈彷徨〉研究》成稿于八十年代末，但最初出版是在1991年，而且他对鲁研界的持续性影响也多发生在九十年代，因而可以把他的成果放到九十年代加以论述；王乾坤是以一位哲学研究者的身份进入鲁迅研究界的，他发表过《由中间寻找无限》、《鲁迅的生命哲学》等论着，而尤以《鲁迅的生命哲学》为代表。比之以上二位，徐麟的鲁研成果还有待人们予以高度重视，他发表过《鲁迅中期思想研究》、《鲁迅：在言说与生存的边缘》等论着，而尤以后者最为精炼且深为研究者所看重，但真要明了它的价值，恐怕还须一些时日。

　　 汪晖曾说他的鲁迅研究是“在王富仁的启发之下进行的”。1王富仁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撰写而成的《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为新时期以来鲁研界公认的具有开拓性价值的论着之一。它不仅发出了"回到鲁迅那里去"的热切呼吁，而且为人们理解鲁迅提供了一种有别于此前政治权威话语模式的可能性，因而大大拓展了人们的眼界，开启了人们富有创造性的思维。王富仁在承继以往社会学鲁迅研究模式的同时，也力求把对小说思想意义的分析同艺术分析结合起来，以便在形式与内容之间寻求一种贯通整一的论述模式，因而他的论着是新时期以来第一部具有鲜明体系性而且非常成功的着作。当然，现在看来，这部论着存在的缺陷也非常明显。我们读它，总是觉得跟读茅盾的小说《子夜》具有某种类似的感受：《子夜》第一章我们是读之爱之，王富仁在这部着作中所写的前面两章特别是"引论"我们是读之爱之，但待读到后来，我们却产生了某种不忍卒读的空疏或空泛之感。能够承继王富仁论着的体系性而克服其空泛性，并使整个鲁迅研究模式翻了个个儿的，即是汪晖。

　　汪晖在鲁迅的文本中率先拈出“历史中间物”意识，并认为因其内部含括了矛盾与悖论的因素而具有本体论意义，因此是理解鲁迅复杂而独特的精神世界的一把独特钥匙。鲁迅“在”而“不属于”两个社会的“中间物”地位，使他的思想命定会在矛盾与悖论中颠簸：“正如列文森把梁启超的精神结构视为‘关押自己的牢笼’一样，鲁迅的主观精神结构也是一种宛如蛛网的意境，它是由许多无法避免的矛盾言行，各不相容的思想交织而成的。问题的复杂性在于，鲁迅对自身的矛盾有着深刻的内省与自知，但却不得不同时信奉这些相互矛盾的思想，从而长久地处于精神的矛盾和紧张之中。”2正因为如此，汪晖才明确指出，“‘中间物’这个概念标示的不仅仅是鲁迅个人的客观的历史地位，而且是一种深刻的自我意识，一种把握世界的具体感受世界观。”3汪晖依此逐一审视鲁迅的精神结构和文学世界，并以悖论的思维方式探索鲁迅思想的复杂性，这就完全打破了以往政治权威话语的统摄性作用，而发展成为一种具有历史穿透力的阐释模式。正如有学者指出，“从中国鲁迅学史的学术发展角度来看，‘中间物’这一概念的提出，标志着鲁迅研究的重心从客体方面内移到主体方面，从而展现鲁迅作品的心理内容，是鲁迅研究从外向内移位的转折点。”4显然，当鲁迅以其独特而复杂的“中间物”意识打量他身内身外的一切，并以此开始他那具有永恒艺术魅力的文学创作时，文学作品也就自然会呈现这个矛盾而又悖论着的主观精神结构，因此，尽管王富仁认为汪晖《反抗绝望》体现的是“精神现象学研究与叙事学研究的变奏”，5但我们认为，这种看法还不够确切，准确的说法应当是：在汪晖那里，精神现象学的研究处于第一位，对小说文本的叙事分析倒屈居第二。因为在汪晖看来，文学形式本身体现着创作主体对世界和自我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解，就鲁迅而言，他所创作的小说和散文都尽可能地呈现了他的“历史中间物”意识，于是，在理解鲁迅的精神结构及其文学世界的关系时就出现了不可分割的阐释性循环：一方面，对“历史中间物”的认定与理解是进入鲁迅精神世界特别是其文学世界的先决条件，另一方面，对鲁迅作品的细致解读不仅可能而且必然印证人们对其“中间物”意识的深入理解。因此，在汪晖那里，叙事学研究并不具有完全自足的意义。

　　 汪晖认为，鲁迅创作中的启蒙主义内容是从他那种独特的个体性原则发展而来的，并且纠缠着他那复杂的人生体验，而这种以个体性原则为核心的思想“实际上已超越伦理层次，而具有本体论意义”。6由此出发，鲁迅的文学创作也就“存在一种形而上的意味：一种深刻的人生体验和‘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7因而汪晖对鲁迅《野草》的研究就再也不是对具体篇章作现实性的还原，而是把它作为一部思想性着作、一种完整的人生哲学体系去阐释，去追索这座庄严深邃的思维大厦关于生存的思考的推衍过程。因此，汪晖对鲁迅思想的研究具有一种强烈的形而上意味，这种意味体现在：他不仅把鲁迅当作一个复杂且更为具有存在主义气质的思想家来看待，而且在对鲁迅思想与创作的阐释上，他的语汇运用与思维过程也整个就是哲学家式的。比如在对《野草》中的人生哲学进行探讨时，汪晖在小标题中依次运用了诸如“无家可归的惶惑”、“走向死亡的生命”、“荒诞与反讽”、“自我选择与反抗绝望”、“罪感、寻求、创造”、“超越自我与面对世界”等语词，而这些语词在现代意义上无不是属于西方现代哲学尤其是存在主义的。所以读汪晖的《反抗绝望》，我们总会感到鲁迅研究越来越象一座用玄学之丝织就的古堡，鲁迅曾慨叹没有一定人生体验的读者不能领略他作品中隐含的深意，我们现在似乎可以再补充一句：如果没有一定的耐心与充分的哲学熏陶，那就更是读不懂《反抗绝望》一类的准哲学式着作了。

　　 当然，汪晖对“中间物”的理解始终具有一种清醒的历史主义态度，他试图从更为广阔的文化、历史背景上展示鲁迅思想及其文学创作的复杂性，但又深知这种复杂性还远未完全呈现出来。他能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理解鲁迅时的前结构或前理解的阐释学限定，因而在把鲁迅“中间物”理解为一种不断生成与发展的历史性概念之外，也把自身对鲁迅的阐释理解为一种历史性的存在，而期待着后人对其研究成果的成败得失进行批判性的洞察与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