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毓璜：批评不可缺失有效性和公信力——学院批评一面观

　  文学批评发展到当下这个样子，满谷满坑而应时应节了，一些虽说匮乏名作却分明拥有名气的作者们，想不遇逢批评就不容易，还不乏这样的情形：名家那边等闲一部作品刚刚出炉，就有批评家早就等在那里似地一拥而上。让人不能不疑惑着批评者的过剩与批评的过量，感受着过于热乎的批评界的几多饶舌、几多聒噪。

　　在众声喧哗中听不出什么，仍然要去说批评的“缺席”、“失语”，显然是另有所指，是指批评“不在场”地说话，说些不靠谱、不着边、不说还好说了反而糊涂的“话”。比肩接踵的研讨、铺天盖地的专版提供了平台，批评家反复着说，游转着说，凑合着说，结伙着说，大体说不到多少“文学的话”，说不了几句“自己的话”，说不出什么“新鲜的话”。

　　在这样的情势下，对于学术、学理、学科的呼唤势所必然，“学院批评”的崛起实属“应运而生”的好事，有可能从这里冀望批评的转机。然而，当其批量涌现而蔚为大观，读者的希望与失望又与日俱增地构成悖论，普遍的外在垢病是否昭示了内在的病灶？提醒必要的审度和诊察。 

　　“学院批评”的界定，是否借鉴了早年绘画上的“学院派”的提法？是否沿袭了对于基本功训练、学术规范以及艺术传统、院内师承一类特质的强调？这些并无寻究的必要，须得指明的是，时下所说的“学院批评”，并非指那种有定性内涵的流派，如“读者反映批评”、“解构主义批评”、“原型批评”——那样，或以“读者反映”取代“作品文本”研究，或以揭示传统偏见及其内在矛盾为务，或执着于探寻心理经验中的“原始意象”等等。“学院批评”云者，只是指“在学院的人写的批评文字”。非关流派的界域和风格的特质，是跟艺术态度、审美旨趣、价值取向趋近的“团队”有异的“伪团队”，难以笼统而划一地加以“学理”的界定和评说。能够做的事，大概就是常识意义上的考量，看看其通常执着于什么、缺失了什么。

　　 　有一种描述指涉于学院批评，称“学术登场、思想退位”，乍一听是那回事，再一想也不免糊涂：“思想退位”是实，思想退了位，“学术”如何“登场”、登上场以后又怎样？这也许正是症结所在，从存在样态的基本部位提示了一种探访的路径和寻究的要点。

　　毋庸置疑的是，学院批评以知识、资源的拥有见长，知识、资源的拥有理所当然地在先决和前提的意义上构成批评者的功力并底气。然则，同样毋庸置疑的是，如同前贤在“学”与“思”上揭示过的辩证关系那样，批评家面对的其实是“学问家”与“思想者”的双重要求。通常可见的一些现象，诸如批评成为理论的说部，成为创作的跟班，成为理论跟创作一厢情愿的对接，成为批评者跟批评对象“二人转”式的“调情”，大体诉告了“思想”缺失这点因由。缺失思想的批评流于学术自身的表演是顺理成章的事，表演的巧拙自是各有不同，表演欲的膨化却使批评被学术牵累的情形走向表面化。当“学术”成为一种标榜，甚至文章有没有足够的长度、有没有阅读的难度、文中有没有足量的专用名词、文后有没有几十条“注释”，也成为一种“学术性”的展示和认定；当批评不是依靠“学术支持”而是依赖“学术梳妆”，“退位”的不只是“思想”而就连同了“批评”本身。靠了学术来张灯结彩。依循理论去“按图索骥”，抑或面临对象去“摁骥入图”，也许是极端的情形，但应该说，它从普遍的层面上写照了批评亡失“自我”的情形。作为“思想者”的批评家，自我亡失注定其无所作为而奉行别一种“受命说话”——人们比较容易注意到的是“受命说话”跟大大小小的“权力”、明明暗暗的“利益”以及层层级级的“组织”、因因果果的“关系”之间的牵涉；比较容易忽略的则是，那种一味依凭理论、一味放逐自我的批评，也是一种服膺“他人引导”的“受命说话”。

　　批评者面对对象还是面对理论的倒置，自难免曲囿、偏离于批评对象的实际，通常就不难见到一些做派：锁定一点、一面甚至于片言只语去做出“胆大妄为”的武断立论，“以意为之”的过度阐释，“言不及物”的自说自话，“言不由径”的天马行空。如果说，那种弃置对于批评对象具体的学术照察和学理剖析，动辄以大师来哄抬抑或以垃圾来贬斥，显见得“立场鲜明”而“立论虚妄”；那么，强调学术学理的批评家不甚介意其批评对象的具体，让批评对象成为演练学术学理的一点“因由”、一种“例证”，通常就不能不示人以“立场不明”而“立论暧昧”了，难怪读众抱怨于批评却又呼唤于批评，我们似乎显见得还处于一种“前批评”时代。

　　不妨说，批评的角色位置在于理论和创作之间，只是归根结底，批评的价值只能实现于对于后者的“发现”和对于前者的“提供”。事实上，贫于发现、疏于提供差不多成为时下批评包括学院批评的宿命，不是因为别的，正在于批评者亡失自我的“受命说话”。我不是苛求于别立新宗的理论创造和标奇领异的新质发见，那或许有待时日、有待“出现”。我只是以为，无视理论自身的活力，无视作品作为活体的性质，无视理论与创作互动、互生的法则，强调进入学术学理却以牺牲这种进入固有的“思想”要求为代价，我们大概除了涌现老老少少的“冬烘”、“学究”便不能再指望造就什么。

　　私下以为，被我们逼退的思想，就是一种思维活动并能到达“结果”的“能力”，一种古今、中外、此彼、表里之间的联系和探究的能力。前些年参与博士生们的论文鉴定，对一种情形感受良深，我说的是轮到评语之外据规定去为学子们打分，“知识面”、“学术视野”一类栏目，往往可以无多犹疑地给定高分或较高分，到了“科研能力”一项，则每每要犯踌躇，盖因如同大家都在服膺“述而不作”，鲜见“思维活动”的“结果”，洋洋洒洒繁花满枝，却难于寻见结出了什么，这大概也从普遍的层面上昭示了“我思”、“我想”的“能力”匮乏。

　　当然，就时下的学院批评径直而言，比“能力问题”更可言说也更为重要的是“态度问题”。比如，执着于“学术”乃至“纯学术”的追求、有意于“学术领域”乃至“学术前沿”的奔竟，却相当普遍地自觉奉行排斥批评对象诸多外在关涉的做派，排斥现实的相关思考首当其冲。俄国人也不妨说是美国人纳博科夫当年揶揄过的“高雅迷”好象恰恰指称了我们，似乎涉及了社会便有失高雅而坠入了低俗。其实，如同我在一篇议论中指出过的，即如批评前沿位置的题义中，学术前沿跟时代前沿往往是互为表里的，艺术的前沿思考跟相应的时代、社会思考常常存有内在约定的关系。特别是于知识裂变、社会更变频仍的时代，没有一个坚定的立足点、坚实的观测点，没有人们置身的世界、厮守的现实相关，读众固属不得要领，生出些非议来也势所必然。不免想到贝娄先生的高论，他说过：“无怪乎我们社会上真正有权势的人，不管是政治家或是科学家，对作家和诗人都嗤之以鼻，原因在于他们从现代文学中看不到有人在思索任何重要问题。”他在他那个时空里就作家而言的一番话，于我们的批评家或许不无启示和补益，不至于把它跟文学必须面对重大问题混为一谈。

　　应该看到，学院批评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改观了学院学子的研究方位和格局。突出的便有一改往昔重古代、现代而轻当代、晚近的倾向，现场的关注和投入兴会无前而造成声势，现场批评的重心、重镇已然转移到学院的说法成为不争的事实。如同我们已然感受到的那样，学院批评称得上乘者，以积累厚实、学理严谨的优势，规范并救失于批评的浮泛和随机，有理由乐观地从这里去瞻望批评的前景。问题在于：“积累”与“积习”同在，诸如重“史”而轻“论”，重“研究”而轻“批评”，多求“成果”而少问“贡献”，多求“言之入理”而少问“言之有物”，对有定评的名家趋之若鹜而对有潜质的新进无所问津——举凡以“知识”混充“见识”，以“梳理”取代“学理”，总是麇集于那几位作家身边说些大同小异的话，总是曲里拐弯地说些浅入深出的话；举凡那些厌烦了作者也让读众倒胃的批评，大体都诉告了学院积习的延拓和变奏。批评可以借助于“史”、“论”，批评可以面对现象、思潮、流派以及具体一个作家一部作品等等，然而，在狭义的“学科”意义上，批评不能不区别于“史”与“论”也区别于“赏析”与“研究”的内质界定。从这个意义上说，相对于批评“学科建设”的呼唤，不只是批评学科自身的要求，更为批评在其实践中长善救失所需。

　　这当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一蹴而就的工程，需要在繁富的学术综观、清晰的学理厘定中做出努力。可以肯定的是，文艺批评作为一种前沿观察和运动中的把握，并不能依赖于、局囿于理论的先在和预设，并不能孤立地、静止地、一鳞半爪地审视对象。批评固然是阐释，只是如前所述，其生命和活力集中表现为创造性的发现，所谓批评是“为别人创造文本”，它以开掘和发现启示于创作与阅读，同时，也不断给理论做出新的提供、增添和匡正。

　　面对杂沓纷呈的创作实践和变动不居的文艺现象，我愿意再度强调，批评家尤其是处于“学院”、“学术”圈子的批评家，需得阅读作品更需要阅读社会，需得借鉴“西方文论”更需要确立属于自己的话语、建构属于自己的型制。需得强化“学科”意识、“学理”意识，更需得强化批评的“对象意识”和开阔与之相应的现实视野。当下，面对迅捷的社会变迁与审美迁变，文学的思考跟社会的思考无可规避地要求构成某种同步关系，思想的退位跟“知识”的空缺一样，都可能造成批评的尴尬，造成批评有效性和公信力的丧失。（原载《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