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评《山楂树之恋》

　  据说张艺谋返朴归真了。他的《山楂树之恋》表现了“历史上最干净的爱情”。干净是与不干净相对而存在的。那么，又什么是不干净的呢？一位有妇之夫与一位少女有非婚性行为的爱情干净与不干净？面对是一份道德试题，答案并不复杂：不干净。如果是社会现象，生活中的事实，那就不会像是非题那样简单，它可能是中有非，非中有是，是是非非，干净与不干净相交织，像一团“剪不断，理还乱”的乱麻，凡简单的是非判断都是轻率的。只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可是，谁又能将历史事实具体复制呢？不可能。只能让它作为存在，原始形态的存在谁也抹不去，变不了。它最真实，最公正，最合理。

　　“最干净”就更是比较的产物，作这种比较在时空上无法定位，在方法论和认识论上都缺少可行性。更何况，作这样的比较，也无助于我们对艺术品的评价，理念上的“干净”不等于艺术上的品位。表现“干净”爱情的艺术未必伟大，表现“不干净”也不一定低下，问题在于如何表现。像表现“历史上最干净爱情”的电影《山楂树之恋》，在艺术上就是劣质品。它的人物都是没有特定时代社会血液的模具，想通过精心制作冒充活生生的社会的人，尤为可恶！

　　《山楂树之恋》的女主角静秋祖父是地主，父亲是右派，母亲是受到变相管制，这样一个“反动世家”的“可教育好子女”，高中一毕业当上了教师，并且与高干子弟老三上演了“历史上最干净的爱情”。这当然不是生活中的事实，是艺术家的创造，是“假定性”的产物。艺术家之所以不屑复制生活中的事实，是因为经艺术改制后的假定，更接近生活本质，比事实更真实。张艺谋假定故事发生的时代大环境是1975年前后，文化大革命还没有完全结束，“四人帮”也没有粉碎。那是一个人妖换位，是非颠倒，国家也民族都在浩劫之中的年代。“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的会打洞。”这个“革命口号”是通过“革命行动”席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成了“武化大革命”。有的“好汉”随父母沉沦，转眼间，“抄家者成了被抄者。”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最易碎的静秋会那样幸运？教师的桂冠竟自动落到她头上！这是当时连许多“龙凤胎”都企之莫及的岗位。我不是说这样的事在艺术品中不能发生，我是说不可能以《山楂树之恋》中那样的艺术形态发生。

　　张艺谋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你相信自己的假定接近时代本质吗？包括张艺谋在内的广大青年的前程早被安排好了：“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所谓的“作为”，就是抢农民工分，分农民口粮。不甘如此作为而想“另有作为”，如当教师，那就要或有性格的可能性，或有手段的可能性。性格可能是自发的，性格与那特定的时代同步、合拍，如《伤痕》中的王晓华。手段的可能性是自觉的，将目的对象化，为达到目的不惜一切手段。可能性不等于现实性，王晓华的可能性就没有成为现实性，成了“伤痕”。可能性转换成现实性是有条件的，其中充满偶然因素。静秋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可以”不等于必然，就算“教育好”了，也就意味着不再世袭父母头上的“帽子”，原罪感还是要与生命相始终。当时的政策是“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这还仅仅是理论上的。这“表现”之重，足以压断人的脊梁骨，稚嫩如静秋，何以能堪！

　　《山楂树之恋》中的主要情节，不可能存在于那个时代。我是说不可能以张艺谋制造的生活形态存在。老三这个高干子弟虽然可能与静秋式的人相爱，但必须克服巨大的内在阻力和外在压力，因为爱的实现会危及他的“政治生命”。阻力和压力在《山楂树之恋》全都消失了，老三是天外来客？不是生活在那特定时代的社会人？“武化”了的文化大革命，绝不仅仅是唱唱红色歌谣，跳革命舞蹈。在《山楂树之恋》中，这场浩劫却太轻松了。我们说它腥风血雨，是有共和国主席、几位老帅的在天之灵作证，是有张志新、林昭的鲜血作证！

　　张艺谋的《山楂树之恋》，不是艺术真实，是艺术谎言。

　　政治谎言，以暴力作后盾，强奸我们的思想；艺术谎言，用审美装璜，诱奸我们的情感。经过文化大革命洗礼，有理念保护，我们不会被诱奸！

　　我无意强求张艺谋正面反映文革，这有政治上的难度，我们能够理解。既然以那特定时代为环境，它就不应该只是绘制的影片，它应是人物生存和成长的土壤。艺术品中的人物，不能割断时代的脐带，一旦割断，就是艺术死胎。如何保存人物与时代的脐带，这是显示艺术家才华的舞台。作为观众，我们有权力要求艺术家这样做，没有义务示范艺术家如何做。男人能判断孕妇生出的是死胎，却不能生出健康的婴儿示范，连死胎也生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