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蝃蝀,一位在上世纪40年代即被称为“男张爱玲”的海派作家,他的创作曾被认为是当时上海文坛“美丽的收获”。在沉寂50余年后,前不久,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其长篇小说《名门闺秀》和中短篇小说集《伤心碧》,用富丽纤巧之文再现老上海风情,让人们再度领略到“张派”小说的风味。
学者陈子善评论指出:“东方蝃蝀长期在现代文学史上缺席,出版这位上世纪40年代重要小说家的优秀作品,不但为现代文学史补阙,更可进一步为‘张派’小说的历史地位正名。”
“我从未刻意模仿张爱玲”
“三十年代的月亮是陈旧的。天蒙蒙亮了,昨夜残留的月亮还挂在上海孟德路席公馆的屋檐旁边,苍白,虚弱,凄迷。”东方蝃蝀笔下的月亮“张味”甚浓。
生于上海,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的东方蝃蝀,原名李君维,1945年大学毕业后先后担任上海《世界晨报》、《大公报》记者、编辑,并在友人董乐山、董鼎山兄弟影响下,走上创作之路,在《幸福》、《宇宙》、《小说》等刊物上陆续发表不少作品。李君维解释说,当时想引人注意,所以就取了怪僻的笔名“东方蝃蝀”。“蝃蝀”二字出于《诗经》,“虹”的意思。
因风格与张爱玲相似,早在1946年,就有论者把两者相提并论,当时一篇署名兰儿的文章《自从有了张爱玲》写道:“有人说张爱玲的文章是‘新鸳蝴派’,因为她另有一番琐屑纤巧的情致,后起而模仿者日众,觉得最像的是东方蝃蝀,简直张爱玲的门生一样,张派文章里的小动作全给模仿像了。”
陈子善认为,“兰儿”此文对张爱玲及其作品不无揶揄,张爱玲是否属于“新鸳蝴派”也有争议,但文中提出40年代后期上海文坛上已存在一个“张派”,并把君维先生视为“张派”传人,却是颇有见地。而这,也正是此后长达半个多世纪中“统一”的现代文学史所一再遮蔽的。
1948年,李君维的首部短篇小说集《绅士淑女图》以笔名东方蝃蝀出版,“用一种富丽的文字写出十里洋场上旧家庭的失落和新的精神家园的难以寻觅,文体雅俗融洽,逼似张爱玲,透出一股繁华中的荒凉况味。”一时,评论界更是将东方蝃蝀视为“张派传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王德威教授便是此说的坚决支持者。
然而,对于“张派传人”的称号,李君维本人并不表示认同。近日他在北京接受本报记者电话采访时说:“不要这么说比较好,其实受张爱玲文学影响的人不少,比如白先勇、於梨华等。‘兰儿’的文章说我是张爱玲的‘门生’,只是随便说说,文章本身不是正规的文学评论。当时有不少作家都受张爱玲的影响,我也不例外。但我从未刻意模仿过,我只是写自己最熟悉的生活、在最熟悉的生活中观察到的人情世态。”
陈子善评价说,其实君维先生只比张爱玲小两岁,与其说他是“张爱玲的门生”,禀承袭传了张爱玲的风格,不如说他的小说创作与张爱玲异曲同工。《绅士淑女图》和他别的小说也是40年代上海文坛的“美丽的收获”,是存在深入探讨的艺术空间的。在我看来,40年代的上海文学史,如果缺少了君维先生的小说,就像少了张爱玲一样,那就太单调乏味,太不可想象了。
“我的手表在20世纪40年代停止”
1951年,李君维从上海迁居北京,先后在文化部电影局、中国电影公司任职,从此“改弦易辙,改写公文、工作报告、调查研究报告之类来了”。老人笑说:“虽然同样使用派克笔,但笔下写出的东西与过去所写泾渭分明,大大不同了。”日子一天天这样过去,李君维渐渐赢得“秀才”的雅号,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又晋升为“老秀才”,同事们发生什么语文上的争执,往往找他裁定,这时的李君维像喝下了绍兴美酒,醺醺然、陶陶然了。
改革开放后,已退休的李君维步行在冬日残照的街道上,拐进寂静的小胡同,触景生情,蓦然回忆起昔日生活片断,不禁“重操旧业”,先后在上海《新民晚报》连载长篇《名门闺秀》和中篇《伤心碧》,似乎是追求平淡与平常,此次,李君维用的是本名,几乎没有人想到他就是当年的东方蝃蝀。那时,张爱玲也才刚刚被提出来重新讨论,40年代末仅出版过薄薄一册《绅士淑女图》的东方蝃蝀,当然更难引起人们的注意。
1998年,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三位合着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增订本)出版,李君维和他的小说创作才正式进入文学史,受到学者的关注。而东方蝃蝀之名再度引起读者关注还是缘于其近日结集出版的小说《名门闺秀》和《伤心碧》,以及在此之前用本名出版的回忆张爱玲、冯亦代、董鼎山等文坛故人的散文集《人书俱老》。
小说虽然写成于现在,然而李君维的笔却还停留在上个世纪40年代。他说,虽然时代已进入21世纪,但我好像定格在20世纪,我的手表在20世纪40年代就停止了。因此,我的小说大都描写三四十年代上海中上阶层人家的生活,因为我生长生活在这个阶层的生活圈子里,我熟悉这个阶层的男男女女各种人物,熟悉他们的追求与失落、兴败与荣辱、恋爱与婚姻、和谐与争斗、风俗与习惯、一举一动、一颦一笑……
电话中,老人那带着浓浓上海音的话缓缓淌出,似有沧桑之感,感叹之意,更有一份淡出尘网之外的自由自在。
来源:《文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