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政：青年与国家战略———评傅宁军的报告文学《大学生“村官”》

　　大学生担任农村最基层组织的领导即“村官”确实是一个新生事物，但是它所折射出的城市与乡村、乡村建设、知识与文化下乡、大学生就业、基层政权的政治民主建设、现代人才培养模式等等，却都是一些相当严肃甚至沉重的问题。有些问题甚至由来已久，几乎伴随着现代中国成长的历程，在许多方面，几代人反复试验，寻求出路，比如乡村建设问题。所以大学生下乡任职于农村基层组织到目前为止还只能说开了一个头，要取得成效，显然还需要长时间的探索包括制度完善与文化上的深层次的融合，但是不管怎么说都是新形势下的一个非常大胆也是有益的探索，肯定会对上述一连串的问题带来思考，提供范例，留下经验。 

　　对这一现象的多学科多领域的学术思考与制度探讨我们暂且搁起。我想说的是报告文学作家傅宁军的新作《大学生“村官”》。当人们还在热议这个新鲜得有些捉摸不透的事物，甚至还停留在兴奋与热闹的阶段将它当作新闻的时候，傅宁军已经准备好了一切采访的工具跳上跑下了，这是一个报告文学作家职业的敏感，也是一个报告文学作家的职责所在。对此不由得多说几句。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人们对报告文学确实有太多的失望与诟病。报告文学作家迎合世人、追逐成功、出入名利，为人锦上添花的事做得也实在太多。其实，进入新世纪以来，我们面临的问题何其多，我们遇到的重大事件又何其多，现实生活实际上非常需要报告文学作家在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并以不同于新闻报道的方式发挥报告文学独特的优势，为人们提供真实的场景，还原生动的细节，特别是对人物与事件的背景的解读与深度思考。因此，自汶川大地震后报告文学出人意表和井喷之后又看到傅宁军这样的姿态与这样的作品，真是非常的欣慰。我以为报告文学已经开始了新世纪的自救。要知道，没有哪一种文体有天赋的存在下去的理由和特权，文体的兴衰是与作家作品联在一起的，如果没有好的作品，如果作家们违背了人们对某种文体的伦理诉求，结果当然是它的末途。 

　　态度决定写作。当傅宁军选择了这一题材后，我们看到的首先是他对这一写作对象的敏感，一种问题意识与理论自觉，一种不同于新闻的视角，一种对有可能成为炒作、滑入消费社会娱乐资讯的警惕。我非常看重作品的“楔子”，即“城市与农村”这一章。这一章没有过多的叙事，没有让读者正面面对那些年轻的村官们。但是傅宁军给我们提供了丰富而广阔的背景，一方面在为自己，另一方面也在为读者解读这一现象寻找一个有效的能使意义增值的背景与框架。于是，从中共中央2009年的一号文件到中国的“三农”问题，从金融风暴到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从中国的户籍管理制度到城乡“三大差别”，从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到城市打工群体，从中国传统文明到东西南北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从农村扶贫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等，仿佛没有什么关联，又仿佛是水到渠成，傅宁军将人们的眼光从全球、从中国这样的宏观背景渐次引到大学生村官这样的特殊话题，于是看似偶然的起于1995年到2006年苏北农村扶贫时一个措施如何成为2008年以后一个制度性的规模性的举措的必然性就呈现在了读者的面前。这就是报告文学的优势，也是文字优于影像的优势。它不但着眼于当下，有现场感，而且可以推出很远，具有了纵深感与历史感；它不但能将感性的画面呈现出来，而且能将其连缀，使之有逻辑性，从而深入到它的背后，寻求其必然性，获得思想的支撑。于是，“这是一项规模宏大的人才工程”，“是一个影响深远的国家战略”的结论也就非常令人信服了。 

　　这样的深度解读是《大学生“村官”》的一个努力方向，除此，对人的关注也是傅宁军非常用力的地方。在一些人的眼里，大学生村官可能就是一种现象与制度，是一些人身份的转换，但是，这些抽象的说法最后总要落实到“人”，落实到一个个年轻而稚气的面容，一个个本身还在成长中还需要关心与呵护的小青年的身上，他们是一个个鲜活的具体的个体。而且，我们还要看到他们的背后，那一个个为孩子的成长付出了艰辛与成本的家庭，他们的期望与初衷，要看到他们在作出这一抉择时所面临的社会通行价值观的压迫。傅宁军将笔墨集中到他们身上，就是集中到了一个个作为个体的人的命运与心路历程。他要全方位地、完整地、立体地再现这些青年在这种角色转换中经历的犹豫、困惑、选择、思考与努力，叙述他们面临的压力、困难以及在那陌生的非常环境中的应对，他们自身的变化和对环境带来的变化。对这群青年来说，也许困难多于欢乐，教训多于经验，但不管怎么说，这些都是人生的财富，都是成长应付的代价。所以，我们不难看出，傅宁军在叙述方式上的良苦用心。他虽然对大学生村官的操作流程了然于胸，对村级政权的运作了如指掌，但他并没有将这部报告文学写成一部大学生村官的路线图，也没有写成村官的工作指南，而是立足于青年的选择、成长，立足于因为这一选择而遭遇的种种矛盾和人生难题，立足于他们面对从社会景观、人际关系到文化氛围相对陌生的社区所经历的挑战、推拒与融合，他要通过这些青年个案的描述，与他们一同探讨作为农村基层组织的参与者与农村变化的亲历者的不同的人生阅历与心路历程。所以，我们看到了这样的结构安排，从一开始的“换一种活法”、“吹进一阵风”，到“独立的成长”、“落地的理想”，再到“敢当一把手”，最后还不忘针对这特殊年龄段特地安排一章“爱情变奏曲”。这是贴着青年村官写的，是与他们一起行走的，是一种文字的陪伴、记录、对话与思索，显露出别样的理解与人文关怀。作者在每一章都选择了不同的个案，尽可能地叙述更多的青年的村官经历，以期望自己的思考带有更多的普遍性。作者不仅是带着责任与思考，更是带着情感。整部作品朴素、平和，一直将自己、自己的采访与青年的叙述结合在一起，不仅有着逼真的现场感，更带有一种理解与体贴。在亲切的对话与交流中，让人感受到具有时代特点的强烈的共鸣，以及面对人生起始阶段竟有如此丰富的生命感悟的喜悦。我们可以从作品的“不是尾声”的“天高任鸟飞”中感受到作者的心情，在叙述之后，作者的思考还在继续，他是全身心的投入，青年们的事迹让作者有了思想升华之感。当一个作家与他笔下的人物有了这样的交流，有了这样的认同的时候，我们没有理由不为作者的感动而感动，没有理由不与他一起思索。 

　　《大学生“村官”》：国家战略的文学报告 

　　丁晓原 

　　写作《吞吐大荒：徐悲鸿寻踪》，并获得“徐迟报告文学”奖、“紫金山文学奖”的江苏作家傅宁军，现在推出了《大学生“村官”》这一长篇报告文学，对此，我颇为欣喜。近五年，我参加了两届江苏文学最高奖“紫金山文学奖”的评奖，发现江苏报告文学、纪实文学的创作势头依然相当强盛，只是觉得其中题材多历史，少现实，以为这是报告文学创作中存在的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傅宁军由历史走向现实，在我看来，在一定程度上表示着对报告文学文体精神的一种回归。报告文学可以志史，但它应以报告当下富有意义的现实存在为主。傅宁军的《大学生“村官”》正是一部在题材的现实性、主题的重大性、非虚构文本表达的文学性等方面，显示着诸多积极意义的重要作品。 

　　大学生“村官”，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是刚刚出现、正在推进的新生事物。各种媒体对它作有大量的报道。但以长篇报告文学的方式对此采写，傅宁军却是第一人。报告文学的基本属性是新闻性，因此，对具有重要新闻信息价值的对象的选择与叙写，是报告文学文体的基本使命。报告文学的新闻性既体现为信息存在状态的时新，同时更在于对信息内在价值的准确把握。傅宁军没有对大学生“村官”作人云亦云或就事论事的书写，而是注意从对象的客观存在中，提取其中更具本质性的题旨。傅宁军将对报告对象的价值置于解决中国农业、农村、农民“三农”这一重大现实问题的背景中加以考量认知，从推进中国城乡协调发展、全面发展的现代化设计中，洞察其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当然对象的这种要义并不是作者的发明，而是党和政府制度安排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作者是用自己的感受、理解和语言去阐释的。在作者看来，中国大学生当“村官”，“是巩固农业大国根基的大手笔”，大学生“村官”计划，“这是一项规模宏大的人才工程”，“也是一个影响深远的国家战略”：“十年、二十年之后，再回头看大学生‘村官’，无疑会对这样的壮举有更多的理解。”“他们对我们的城市，对我们的农村，对我们的教育，对我们的观念，都带来巨大的冲击。这个命题不只属于他们，而且属于我们整个社会。”正是基于这样宏阔的视镜把握题材的大旨，使《大学生“村官”》有了一种立意高远的可能。 

　　《大学生“村官”》从题旨类型看，是典型的“主旋律”作品。这样的作品并不能以简单的方式，对体制中的主流思想、政策、事件、人物等，作模式化的图解和歌颂性的报道。“主旋律”作品往往是政治色彩较浓的作品，从某种角度而言，政治是报告文学写作的重要关键词，因此，虽然报告文学作家不必是政治家，但他需要具有政治敏感和政治意识，这对作品题材的获取与题旨的开掘，至关重要。但这决不意味着报告文学的写作是一种政治写作。事实上优秀的政治题材的“主旋律”报告文学，是以报告文学特有的方式而写作的，即所谓政治的“非政治”写作。无疑，大学生“村官”是一个政治话题，傅宁军写作《大学生“村官”》，表明他是具有政治敏感和政治意识的。但是我们阅读这一部22万字的作品，并没有感到这是一部纯粹的“政治报告”，而有一种非虚构文学的意味和情趣洋溢其间。作者对于大学生“村官”的理解与把握，不是从国家的制度安排中演绎而出，而是通过深入的采访，获得对于大学生“村官”心路和行迹的真切感受，甚至是获得与对象的心灵融通，由此生成具有实际支撑点的作品主题构建。如果说《大学生“村官”》是一部成功的作品，那么在我看来，这种成功首先是因为这是一部“贴着地面行走”的作品。作者不偷懒的艰苦采访，与对象情感亲和的零距离接触，使得作品具有充分的生活质感和对象的生命气息。“当我走近他们，了解他们，却一次次被触动，被激励，被感动。他们并不完美，他们也有苦恼与迷茫，但他们把个人的命运与祖国、时代、农村联系在一起，他们如此自然地表达出一种崇高、理想与英雄主义的色彩。” 

　　《大学生“村官”》中“村官”是名副其实的主人公，作品全部的可能意义都来自于作者对他们真实而不乏个性的还原。作为文学的报告文学，其文学的生成离不开对于非虚构人物的叙写，政治题材报告文学的“非政治”写作，更要求作品能按照人物的角色规定和自身性格的逻辑，进行充分的个性化的处理。《大学生“村官”》写到的“村官”有数十位之多，作者在人物的三维关联中凸显他们作为特定的“这一个”的形象，这三维是“80后”共名、“村官”身份和具体的对象。由此作者笔下的“村官”既拥有符号化了的类的特征，更具有作为独特个体鲜明的个人性。作品主体部分共有六章“换一种活法”、“吹进一阵风”、“独立的成长”、“落地的理想”、“敢当一把手”、“爱情变奏曲”等，大致是按照“村官”角色的进程叙写的，同时也插入了对象生活中实际存在的，并为读者关注的“村官”恋爱婚姻。在每一章中作者安置了若干具有代表性的“村官”进行叙说或自述，以典型生动的实例表现了“80后”大学生的人生理想、行为方式和个人志趣等。有人以为大学生“村官”的安排，是为了解决大学生就业难，作品首章“放弃与坚持”一节所写的“村官”何楠楠，“一边是考研录取通知，一边是村官录取通知”，她“放弃”了读研，“坚持”走“村官”之路，因为“报考村官，对于何楠楠绝不仅仅是就业的方式，更是另一种人生体验”。大学生当“村官”是对传统观念的挑战，自然也会受到旧有观念的影响。“乡村的诱惑”中的郑慢慢本来可以在城里工作，但是他觉得“当村官似乎更具有挑战性”。当郑慢慢将入选“村官”的事告诉父母时，“他父母死活不同意儿子的选择，妈妈一直流泪，爸爸在一旁抽闷烟”。尽管郑慢慢“心里也特别难受”，但他“还是没动摇”，“要走一条属于自己的人生之路”。作品正是以这些反映了生活本来情形的事实的记写，令读者感受到新世纪新一代大学生的真实可爱。《大学生“村官”》一个重要的价值，在于它勾画出了人物精神成长史的一段珍贵的断面。村官不过是一方小小的舞台，但大学生“村官”上演着实现自我和社会价值的人生大戏。“敢当一把手”的戈新化、张天然、杨晶晶、徐燕华，她们从大学生，普通村官，走到广阔天地的前台，有声有色地领导一方，青春在这里淬火，精神由此获得升华。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田野的希望，也正是在这里，大学生“村官”制度安排的重大意义有着具体而醒目的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