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派对艺术自律性的否定

　  在迄今为止的学术讨论中,“自律性”(autonomy)这个范畴,由于以下混乱而使人费解,即许多亚范畴被当作是构成自律艺术作品概念之统一性的因素。因为一些特定的亚范畴的发展形成并不是同步的,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有时宫廷艺术似乎已经具有自律性,而在另一些时代,资产阶级的艺术也带有这样的特征。显而易见,不同解释之间的冲突来源于个案的特征,为了弄清这一点,我们将勾勒一个历史拓扑学,它还原为三个要素(目的或功能,生产,接受),正是在这一点上,特定范畴发展的不同步性才明晰地呈现出来。

　　 1、祭祀艺术(比如中世纪鼎盛时期的艺术)服务于某种崇拜偶象。它完全被整合进特定的社会体制即宗教之中。这种艺术是作为技艺集体性地生产出来的,其接受模式也作为一种集体活动而加以体制化。

　　 2、宫廷艺术(比如路易十四宫廷中的艺术)也有其确定的功能。它是再现性的,并服务于君王的尊严和宫廷社会的自我展示。宫廷艺术是宫廷社会生活传统的一部分,就像祭祀艺术曾是信仰的生活传统的一部分一样。然而,与祭祀之束缚的分离是艺术解放的第一步。(“解放”在这里用作描述性的术语,用以指涉艺术自身借以构成独特社会亚系统的过程。)不同于祭礼艺术的差异在生产领域变得非常明显了:艺术家作为个体来生产,并形成了自己活动独特性的意识。另一方面,接受却仍是集体性的,但集体活动的内容不再是祭祀性的了,而是社会性的了。

　　 3、资产阶级采纳了贵族式的价值观念,只有在这个程度上,资产阶级艺术才具有一种再现功能。当这种艺术成为真正资产阶级的艺术时,它才成为资产阶级自我理解的对象化。在艺术中表达出来的自我理解的生产和接受便不再受制于生活实践。哈贝马斯把这一现象称之为剩余需求的满足,亦即已渗透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活实践之中的那些需求的满足。现在,不但是生产,而且接受也成为个体性的行为了。完全沉浸在作品之中,也变成那种远离资产阶级生活实践的创造活动相应的模式,尽管这类创造仍宣称是对生活实践的解释。然而到了唯美主义,亦即资产阶级艺术最终达到自我反映阶段的艺术,这样的说法便不再出现。与生活实践分离,

　　 祭祀艺术 宫廷艺术 资产阶级艺术

　　 目标或功能 崇拜的对象 再现的对象 资产阶级自我理解的描绘

　　 生产 集体性的技艺 个体性的 个体性的

　　 接受 集体性的 集体性的 个体性的

　　 (祭祀) (社会性的)

　　 这必然是体现出资产阶级社会中艺术发挥作用特征的前提条件,如今,这种与生活实践的分离变成为艺术的内容。我们这里所概括的拓扑学可以用上面的表格来说明。

　　 这个表格使人注意到这些范畴的发展不是同步的。这种体现出资产阶级社会艺术特征的个体性的生产,有其自身的起源,它一直可以追溯到宫廷的赞助人。但是,宫廷艺术却仍与生活实践整合在一起,虽说和崇拜功能相比,再现功能在淡化艺术发挥直接的社会作用这种说法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宫廷艺术的接受也仍是集体性的,尽管集体活动的内容已有所改变。就接受而言,资产阶级艺术所出现的重要变化在于:其接受是通过个体来进行的。长篇小说正是这样的文学类型,在这种文学类型中,接受的新模式找到了适合于它的形式。资产阶级艺术的出现也是艺术用途或功能决定性的转折点。虽然祭祀的艺术和宫廷的艺术有所不同,但它们都和接受者的生活实践整合在一起。作为崇拜和再现的对象,艺术作品被服务于一种特殊的用途。这一要求在同样程度上不再适用于资产阶级的艺术。在资产阶级艺术中,资产阶级自我理解的描绘便出现在那些生活实践之外的领域中。在其日常生活中只限于局部功能(手段-目的活动)的公民,可以作为“人类”出现在艺术中。这里,人们可以展示自己丰富的才能,虽然以如下情形为条件,即艺术领域和生活实践严格地区分开来。用这样一种方式来看,艺术与生活实践的分离成为资产阶级艺术自律性决定性的特征(这一点上面的表格并未充分表现出来)。为了避免误解,有必要再次强调,这一意义上的自律性确定了资产阶级社会中艺术的地位,但关于艺术的内容的主张却并未涉及。尽管作为体制的艺术在18世纪快结束时已经完全形成了,但作品内容的发展却受制于一种历史的动力学,在唯美主义中才最终到达其顶点,因为在唯美主义中,艺术变成为艺术的内容。

　　 欧洲先锋派运动则可以界定为对资产阶级社会中艺术的这种地位的抨击。它所否定的并不是早先的艺术形式(即一种风格),而是作为体制的艺术,它和人们的生活实践已经分离开来。当先锋派要求艺术再次成为实践时,他们并不是表明艺术作品的内容应该具有社会意义,这种要求并不是在个别艺术品的内容水平上提出来的。确切地说,它直接指向艺术在社会中的功能,指向决定艺术作品效果的某种过程,就像指向艺术作品所表达的特定内容一样。

　　 先锋派把艺术和生活实践的分离当作资产阶级社会中艺术的主导特征。这样的分离所以可能,其原因之一在于唯美主义已经找到了限定作为体制的艺术的本质内容的要素。体制和艺术作品不得不一致起来,以便使先锋派质疑艺术在逻辑上成为可能。先锋派指出艺术脱节(sublation)——即黑格尔意义上的脱节:艺术不只是被破坏,而是被转变成生活实践,正是在生活实践中艺术才得以保存。所以,先锋派接受了唯美主义的一个本质因素。唯美主义已使艺术的内容和生活实践拉开距离,唯美主义所要道出和否定的生活实践就是资产阶级日常生活的手段-目的理性。然而,现在先锋派的目标并不是把艺术整合进这一实践,而是相反,他们赞同唯美主义者对世界及其手段-目的理性的否定。但是,先锋派不同于唯美主义之处在于那种在艺术中从某种基础出发来组织新的生活实践。在这方面,唯美主义也转而成为先锋派意图的必要前提条件。特定艺术作品的内容完全有别于现存生活(糟糕的)实践,只有在这时艺术才构成某种核心,这个核心就是建构新生活实践出发点。

　　 马尔库塞对资产阶级社会中艺术双重特征作了理论阐述,由于这一理论的推波助澜,先锋派的意图也就可以清晰地加以理解了。竞争的原则遍及各个领域,所以在日常生活中不能满足各种要求,便在艺术中找到了归宿,因为艺术可以远离生活实践。像和谐、欢乐、真理和团结这样的价值显然在生活中被排除了,但却在艺术中得以保存。在资产阶级社会中,艺术具有一种矛盾的角色:它规划了更好的秩序,在某种程度上又反对无处不在的坏秩序。但是,通过在虚构中形象地实现更好的秩序,尽管只是一种虚构,它可以缓解现存社会导致变化的各种力量的压力。这些都只限于一个理想的领域。在马尔库塞的意义上说,艺术完成这一功能就是“肯定性”的。假如资产阶级社会中艺术的双重特征在于如下事实,即远离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构成了自由和非限制性的因素,以及任何后果的消失,那么,可以认为,先锋派力图将艺术融入生活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深刻的矛盾追求。因为如果要构成对现实的批判性认识,艺术对生活的那种(相对的)自由同时就是必须加以实现的条件。一种不再和生活实践拉开距离而是整个融入其中的艺术,将会失去保持一定距离而对生活进行批判的能力。在早期的先锋派运动中,力图消解艺术与生活距离的尝试是其历史进步性的表征。但是这一时期,文化工业已经造成了艺术和生活之间距离的消失,这也就使人们认识到先锋派事业的矛盾性。

　　 在以下段落中,我们将概括消解作为体制的艺术之意图,如何在前面说到的自律艺术三大特征中找到表述的,这三种特征亦即目标或功能,生产,接受。假如我们不谈先锋派的艺术作品,我们将会说到先锋派的宣言。达达主义的一个宣言并不具有作品的特征,但它却是艺术上的先锋派真正的表露。这并不意味着先锋派生产的不是作品,也不意味着用一时的事件来取代作品。我们将会看到,虽然先锋派没有摧毁作品,但他们却深刻地改变了艺术品的概念。

　　 在这三个方面中,先锋派见解的意图目标或功能最难加以界说。在唯美主义的艺术作品中,作品与生活实践的分离,作为资产阶级社会艺术地位的特征,已经变成为艺术品的本质内容。在艺术品这个概念完整的意义上说,艺术品成为它自身的目的,这不过是事实上的结果而已。唯美主义使艺术的社会功能丧失,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先锋派艺术家则反对这种功能丧失,他们不仅是通过在现存社会中有所作用的艺术来反对,而且是通过艺术在生活实践中的断裂原则来抗拒。然而,要以这样的观念来界定艺术的意图目标是不可能的,因为一种被重新整合进生活实践的艺术,即使显然缺乏社会目标,在唯美主义中也仍是可能的。而当艺术和生活实践合二为一时,当生活实践成为审美的或艺术变成实践的时候,艺术的目的就不再显现出来,因为艺术和生活实践这两个独特领域的存在,构成了目的或有意用法的概念,而两个独特领域现在却寿终正寝了。

　　 我们已经看到,自律的艺术作品之生产是一种个体性的行为。艺术家是作为个体来生产的,这里的个体性并不被视为某种东西的表现,而是意味着根本不同。天才的概念证明了这一点。唯美主义所获得的艺术品可制作性的准技术意识,看来正好与这一点相对立。比如,瓦莱里一方面通过把艺术天才还原为心理动机,另一方面又把有效性归诸于艺术手段,因此而消解了艺术天才概念的神秘性。当灵感的伪浪漫主义信条逐渐被当作艺术生产者的自我欺骗时,艺术正是为了个体这个创造性主体的概念便应运而生。事实上,艺术中存在着引以为豪的某种力量,它激发和推动了创造过程,瓦莱里关于这一力量的原则再次更新了对资产阶级社会艺术至关重要的艺术生产个体性特征的概念。就其最极端的表现而言,先锋派对这一概念的反应并不是针对作为生产主体的集体的,而是对个体创造范畴的激进否定。当杜桑在那些批量生产的物品(如小便器,瓶装干燥剂)上签上名,并送到艺术展上去的时候,他便否定了个体性生产的范畴。在艺术品上签名的本来目的是在作品中标名某种个体性的事物,它把作品的存在归诸于特定的艺术家,但杜桑的签名却写在随意选择的批量生产的产品中,因而嘲弄了一切个体创造性要求。杜桑的挑战并不是揭露艺术市场,在那里签名所表明的不过是艺术品的某种特质而已。它激进地质疑了资产阶级社会中艺术的这个原则,依据这一原则,个体被认为是艺术品的创造者。杜桑的现成物并不是作品,而是一些提示。人们可以推测出来的意义,并不是来自杜桑签名了的具体物品形式-内容的总体性,而是来自以下两个方面的对立:一方面是大批生产的物品,另一方面是签名和艺术展。显而易见,这种挑战有赖于它所反对的东西,亦即这样的观念:特定个体是艺术创造的主体。然而,一旦签上名的瓶装干燥剂作为一个值得在美术馆里展出的展品而被接受,这样的挑战便不复存在;因为它转向了自己的对立面。假如一个艺术家在烤火炉烟囱上签上名并展出它,那么这个艺术家肯定没有否定艺术市场,而是适应了艺术市场。这样的适应并未消除个体创造性的观念,而是确认了这样的观念,这就是企图使艺术脱节的先锋派所以失败的原因。早期的先锋派反对作为体制的艺术,这种反对被当作艺术而为人们所接受,而后来的新先锋派(theneo-avanr-garde)的反对姿态逐渐变得虚假了。新先锋派的这种抗议已显得无法实现,因而也就不再坚持了。这一事实说明了为什么先锋派艺术品常给人以一种追求艺术-技艺的印象。

　　 先锋派不仅否定了个体生产的范畴,而且也否定了个体接受的范畴。在达达主义的展出中,公众的反应被某种刺激的促动,这种反应从叫喊到斗殴不一而足,这样的反应就其本性而言是集体性的。确实,他们对各种已出现的刺激保持着某种反应。生产者和接受者显然不同,尽管公众也许会变得积极主动。先锋派意在消除作为游离于生活实践之外的特殊领域的艺术,因此排除生产者和接受者之间的对立是合乎逻辑的。查拉(Tzara)对达达主义诗歌写作的指导,以及布列东对自动文本写作的传授,都具有某种锦囊妙计的特征。这一点不仅体现为对艺术家那种个体创造性论战性的抨击,而且体现在这种锦囊妙计在字面上被当作对某种接受者角色可能性的暗示。自动文本也应该被理解成为对个别生产的引导。但是,这样的生产并不被理解成艺术生产,而是被当作无拘无束的生活实践的一部分。这就是布列东提出诗歌是实践性的(practiquerlapoesie)所要表达的意思。在这一要求所意指的生产者和接受者一致之外,还存在着这样的事实,即生产者和接受者这样的概念失去了它们本来的意义:生产者和接受者已不复存在。剩下的是那种尽其所能地把诗歌用作现实人生工具的个体。这也就出现了某种超现实主义至少部分地因此而消亡的危险,亦即唯我论,回归到孤立主体的那样的问题。布列东自己发现了这样的危险并想象着以不同方式来面对这样的危险。其中之一就是赞美色情关系的自发性。也许严格的群体训练也是超现实主义想避免的唯我论危险的一种尝试。

　　 概而言之,我们注意到最初的先锋派运动否定了那些对自律艺术来说不可或缺的决定因素:艺术和生活实践的断裂,个体性的生产,以及有别于生产者的个体性的接受者。先锋派意在通过表明如下观念来消灭自律的艺术,这种观念是艺术应被融合进生活实践之中。在资产阶级社会,这种情况尚未出现,大概也不会出现,除非它是作为自律艺术虚假的脱节。廉价的黄色小说和商品美学表明了这样一种虚假的脱节是存在的。其基本目标是把某种消费行为强加给读者的文学,事实上正是实用性的,尽管这并不是先锋派所希望的。这里,文学不再是一种解放的工具,而是变成为服从(subjection)的工具。相似的说法也可以用于商品美学,这种美学把形式视为仅仅是一种诱惑,旨在刺激消费者去购买他们所不需要的东西。所以艺术也就变成为实用性的了,但它仍是一种使人心醉神迷的艺术。这一暗示性的说法将表明,先锋派的理论也可以用来使我们明白,通俗文学和商品美学不过是作为体制的艺术的虚假脱节的某种形式而已。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早期的先锋派的意图正在成为现实,但结果却显得不被重视。在指出了自律性的这种虚假脱节经验之后,人们不禁要问,自律性地位的脱节是否完全是受欢迎的,艺术和生活实践之间的距离,对于使得那种改变现存之物变得可以接受的自由空间来说,是否并不属于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