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捷，着名诗人，中共党员。1923年出生于江苏镇江丹徒。1971年，在“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下，含恨离开人世。中国诗坛永远纪念永远的闻捷。
走进位于镇江的“闻捷纪念馆”，像走进浪花飞卷的长江万里。如走进琴声悠扬的天山牧歌。
当代着名诗人贺敬之题写馆名。并在他九十高龄时赋诗纪念闻捷九十诞辰：“永忆解放日，常思闻捷时。君名耀诗史，大地留大诗。”
多情的大地，永远闪耀大诗人的大诗。
着名诗人严阵的诗句“南京路上不见君，天山牧歌谁来唱。”
肺腑之言，悲感交集。
着名画家、翻译家高莽，抱病绘作的闻捷肖像，手执红叶，神态安详。他在和我们谈诗吗？
我和闻捷只见过一面，那是在1960年6月北京召开的全国文教群英会上。真正认识他、敬仰他、喜爱他，却在两年之后。
1962年12月，中国作协江苏分会诗歌组要召开一次诗歌座谈会，特邀在镇江丹徒挂职深入生活的闻捷参加。闻捷应邀到会，并在会上作了精彩发言。我因在徐州煤矿劳动，未能到会聆听，筹备会议的魏毓庆同志把她认真记录整理的“闻捷谈诗”从南京寄给了我。
如获至宝。
为便于保存和捧读，把它一字一句地抄在日记本上。
五十多年来，“闻捷谈诗”一直陪伴着我，引领着我。
“思想庸俗就没有诗”
“诗人再伟大，如果没有人民给他一点诗意，是无法成为诗人的。”
“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万里行程始于足下，需有生活据点。”
“好的古诗也是通俗的，我们不要再为难后人吧。”
“应该向人民学习”
………
这些语重心长的至理名言，一直响在我的耳边。
为纪念闻捷，现把我珍藏半个世纪的“闻捷谈诗”纪录整理稿奉上。
闻捷谈诗
1962．12．24．南京
我在摸索，在追求道路。
柳青写过一篇散文，有的评论家笔一歪，创作者需转三年。
抒情与叙事谁高谁低？我以为一样。是两种办法。现在有人说，诗就需抒情。抒情和叙事不是别的文学样式所无的，但诗的抒情和叙事应该是诗的。对生活的理解，应有一种诗的感觉。
肖三说，专业诗人应该早晨一睁眼，在一天中就看到很多诗。
不允许有妨碍诗的因素存在。
马雅柯夫斯基是火热的，他在街上走着看着，嘴就嘟哝起来，随即手舞足蹈，后边跟着一群小孩子。
聂鲁达跳跃性很强。口袋里放着自己的几本诗，走到哪里都朗诵。
思想庸俗就没有诗。
高尔基住在列宁格勒，思想一度不对头。列宁叫他快离开此城，到工厂农村中去。可见，老话一句，是思想感情问题，生活是首先之点。
写晚霞有多种的写法，每人都有自己的特点。我也写过。在七月的一个傍晚，一个老牧人说，云彩像牛、羊、马、骆驼，对我启发很大。
诗人再伟大，如果没有人民给他一点诗意，是无法成为诗人的。
我写诗说水兵喜欢九、十级浪，但后来在生活中，我五级浪也吃不消。觉得水兵并不喜欢九、十级浪。
浪虽大，但爱国主义的感情更高。
渔民告诉我，海好，土地粮食就在大海里。这就是诗。我写不好，还未发表，怕对不起这两句话。
我们有了这点诗情，就抒情、叙事，都可以。我们不要因某些理论就搁了浅，因为这并非方向问题。
梅兰芳说，艺术由少到多，由多到少，这是创作过程。总结了他四十多年的经验。
我们还没有涌出来，就怕泛滥，先修水库。但泉源干了，水库枯竭。
我是主张涌的。
李可染说，所贵者胆，所需者魂。胆者魄力，魂者灵魂和思想，追求独创。
大家想写内部矛盾，我也想写。有人说会出毛病。但我酝酿了七八年，我能驾驭这匹马，谁说也不行，非写不可。
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但万里行程始于足下，因此，需有生活据点。
中国的诗从《木兰辞》、《孔雀东南飞》开始，是一路，是民间叙事诗。敦煌的变文，我也将它划为叙事诗。后来有弹词、鼓词，需从此学些东西。
学习《木兰辞》、《孔雀东南飞》，用同样形式来写现代生活，很难办到，需学它们的精炼。
我重于吸收民间，个人不喜半文半白的诗。但百花园中需它存在，至少比文言进了一步。我喜欢诗的语言如话，好的古诗也是通俗的，我们不要再为难后人吧。需通俗些，语言还得来自群众。
有志的诗人，不能光从古典、民间拿来主义，通过调兵遣将写出诗来，因为这里没有丰富些什么，应该向人民学习。有一个部落的老人对我说：我们的男孩，会走路就会跳舞，我们的女孩会说话就会唱歌。这就是诗。
我夸一个同志有把握，他说，伸开在掌中，握起在拳里。多么形象。
我问一个流浪者，什么时候才不流浪？他说，要我的靴尖还有流浪时候的尘土。这就是诗。
我问一个人生活情况怎样，他说，解放前像两个拳头握着，解放后一年伸开一个手指。多么有分寸。当然还得提炼。诗人需自己在生活中提炼出诗来。
为了写海风的潮湿，我想到它是可以捏出水来的风。
水兵在甲板上的步伐，我说是一种金属的声音。
我想写南京的法国梧桐，但我总得捕捉到新的形象，才能写成诗。哪怕两句话，也能发展成诗，否则，我不干。
诗的观察生活，诗的语言，就不会有抒情和叙事的苦闷。诗的语言并非不能重复，但需重复得不一样，不能似曾相识。第一次用的是西施，第二次是东施，第三次是臭狗屎。
我写《复仇的火焰》第二部时，知道第一部错了，就又重新写了一次。觉得不渲染气氛，太似小说。就想用几句话，化为一千多行，造成诗的意境。
我在三门峡住了半年，一首诗也没写，不好写。它宽阔处太缓慢，而急流处又太狭小，不开阔。但这一段生活并非浪费，将来可放在长江中写。
不是一切都能写诗，特别是长叙事诗。《复仇的火焰》共一万六千行，第二部越写越难。但李希凡说，你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题材。所以我还能写下去。
渔民也能构成长叙事诗的题材。
叙事诗应该风俗化。我有时喜欢大红大绿地抹上去。
克家同志说，长叙事诗需多样统一。他写李大钊没有做到，但这理论我赞成。我现在都是四行，但有时三行扩成四行，五行压成四行，很困难。有时花不够草来凑，就是没有多样统一。
我的诗中，没有两个音节两拍，都是三拍至四五拍，但三与六不常用，大量是四至五。我对形式兴趣很淡。后来茅盾说我的诗，一与四句是三顿，二与三句是四至五顿，容易调整平仄。他真是大批评家，使我恍然大悟。这样，我的诗可以写得更精炼，短诗韵可多变，有音乐性。长诗应该是《清明上河图》，人物一出来，就需赋予生活的地位，否则，作家太不负责了。
人物不能道具化，诗不能太单线。但我以为，只要是好诗，不管单线与重叠，都好。
在闽西写了几首诗，写得太悲怆。因为我追求格律，形式反作用于内容了。
形式总是多样的。几年来，自由诗太少了，初学写作者，用一个形式写也是没有风格的。好诗人，用多种形式写，也有总的风格。
诗人不该做地主诗人，霸占一切读者。我只需一部分读者就够了，其它的读者留给别的。
诗人需自己培养自己，需有诗人的气质、道德、素养、风格。有的诗人在困难中不大振作，缺乏高风格。如三五年困难被克服了，而落伍的人又怎么办？这时代的号角还吹不吹？还吹得响吹不响？需要与党风雨同舟。
需有气质。柯仲平人家叫他柯疯子。需有新的气质。李白有气质，是旧气质。
需专一点，需傻一点，需牺牲一点东西。
旧诗可以朗诵，新诗不能上口，这说法不够公平。旧诗能背的，也只有数的几首。陆放翁的我只能背一首，几千首我背不出。
旧诗便于吟咏，新诗便于朗诵，背诵并不高于朗诵，朗诵并不低于背诵。诗能记住两句也很好，这就需我们下功夫。追求背诵，容易写成顺口溜、数来宝。
要学习。老一辈读了多少书，懂了几国文字。多一种外国文，等于多半个世界。我的诗翻译成外文，请人再翻回来，自己就不敢承认了。不能闭关自守，需广宽。
建议诗歌组，选中外古今的诗，各人来解剖，从内容到形式，真正作些研究。现在再不学，就自感很干。要总结经验，得好好读书，才能像巴乌斯托斯基写的《金蔷薇》那样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