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看见冯新民的名字是在《江苏文艺》（《雨花》前身）上。当时读到的是一首诗，题目已经不记得了，大意是他在晚霞中收工了，坐在田埂上歇息，抬头看到眼前的景象，就觉得自己被丰收灌醉了。
因我的堂哥也叫冯新民，我们生活在一个院子里，回家自然就细心观察起堂哥的言行来，疑惑这首诗是堂哥写的。几天下来，发现“被丰收灌醉了”的冯新民不是我家的冯新民。从那以后，我就开始注意这个被丰收灌醉的诗人和他的新作了。
直到1990年，在参加省作协召开的一个工作会议上，我才第一次见到诗人冯新民：一丝不乱的大背头，一张好像撞过没干透的水泥墙的脸，由于戴着一副高度近视眼镜，我始终看不清他的双眼；当然，更少不了从不离手的香烟，一件有着烟洞的西装。总之，怎么看怎么顺眼，怎么聊怎么投缘，也就很自然地称呼他“新民大哥”。
之后的20多年，每年都能遭遇三两回，只要是参会或采风，基本上都是我俩同室。不管谁先报到，会务组会问，你跟谁一个房间？冯新民会答：冯光辉。冯光辉会答：不要他。如果我先拿到房卡，就会问一句，是不是跟冯新民一个房间？
后来发现，在不是丰收的季节里，冯新民也常被灌醉。被朋友灌醉，被诗歌灌醉，被风花雪月灌醉，被自己灌醉。从认识他开始，他就在白酒瓶子跟前摇摇晃晃，口若悬河。膨胀的舌头像装在豁齿的齿轮上，话还没有说，舌头已出口；或者话已经说完，舌头还没有收回。舌头在伸缩之间，不时妙句迭出：“我醉倒于精装的唐朝之上”“聊斋灌醉了男人”“注酒的杯子正愤怒盯着/一双伸向它的手”“你就把一大堆吵吵闹闹的诗句/随便加点作料/扔给我们下酒”……凡此种种，都少不掉酒。
生活中的冯新民，却是另外一个样子。虽然目光总是在厚厚的镜片后面含混不清，我仍能清晰感觉到，他的内心有对生活的无限热爱，也有夜幕降临后的孤单。心气越高的人越是孤单，冯新民即是如此。
每次省作协理事会上，他从不说自己的创作成绩，只说南通的青年作家们，一说就说到他退休。像朱一卉、李新勇、马国福、李晓琴、钱雪冰、储成剑等等名字，我都是在他的发言中听到的。
有次我与散文诗大家耿林莽先生通电话，说到冯新民时，耿老就说，新民离不开诗酒，你叫他爱护身体。
十多年前的一个夏夜，我已入睡。电话铃声把我惊醒：喂，你是冯光辉吗？请你到派出所来一趟。
迷迷糊糊中，我穿好衣服，骑上自行车，穿过市区匆匆赶到派出所。那段时间，我正为常州市公安局做几桩事情。自然以为是他们找我。
站在派出所门口，我说，民警我到了。
值班民警一头雾水，看看我，又看看墙上的钟：我没有叫你啊？我说是你打我的手机的啊。值班民警说，今晚我们没有情况，我怎么打你手机？你回个电话过去，看看谁打的。
我回拨过去，一问是南通的一个派出所。对方民警说，刚才几个路人抬来一个喝得烂醉如泥的人，身上没有任何身份证件，此人躺在马路边的绿化带下，口袋里只有一个手机，我看到手机上在五六个小时前给你打过电话。
南通？喝醉酒的人？难道是新民大哥？
我问，是不是大背头？南通民警也很幽默，说，如果人不醉的话是大背头。我问，是不是戴着一副深度眼镜？民警说，不能戴了，一个脚没有了。我问，是不是脸的皮肤黑黑的？民警呵呵一乐，抬进来的时候是白的。
是冯新民无疑。
我告知他们醉酒人的身份，这时就听到民警在电话里在说，你们抬进来的是南通李白，都回去吧都回去吧。
我立即打电话给嫂子，谁知嫂子到上海的孩子那里去了。于是我告知民警，请在他的手机里翻一下，看看是不是有姓冯的。过了一会，民警说，联系上了，是他弟弟接的电话，马上来接走。
那晚我回到宿舍，想起新民大哥这些年里一次次的醉酒，想起早年他那首被丰收灌醉的诗，才发现，岂止是丰收灌醉了他，生活在他，本身就是一场酣畅淋漓的宿醉。醉酒伴随诗歌一起，早已成为他的存在方式，是他身体的一部分，作为诗人，他需要这份醉倒的姿态。醉卧之地，便是诗神站立之处。
新民大哥，醉吧，我不告诉嫂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