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河支队三任支队长后人的合影
江苏作家网讯 2019年12月13日，国家公祭日。在纪念运河支队成立八十周年座谈会上，我与运河支队三任支队长的后辈们见面了。座谈会在徐州卧龙泉抗战景区召开。
1940年第一天，太阳缓缓升起，照亮了那条如带如绸的大河，以及河两边的树木、房屋。这一天，运河支队正式成立。从此，一群热血男儿驰骋于运河两岸、苏鲁边界，成长为一支既隶属于八路军又隶属于新四军的抗日武装。
有好几天，我在电脑上打开了百度地图，长久地盯着苏北鲁南这一区域， 放大，再放大，然后缩小，再缩小。我在无数次的地图缩放之中，努力将这一带的水系、山峦、道路刻在脑海里，努力还原当年的游击队员们如何沿着运河传递抗日的主张和力量。壮阔的大运河啊，在地图上，瘦成了静脉一样的血管，抗战的热情曾在这血管里奔涌、燃烧。
第一任支队长孙伯龙的儿子孙继龙、第二任支队长邵剑秋的孙子邵航宇、第三任支队长胡大勋的孙子胡永强，均到会缅怀先烈与先人，回忆光荣与梦想。
到底是英雄的后代，他们个个器宇轩昂，眉宇间写满了英气、藏不住正气。我这么文弱的人与他们站在一起，陡然间都多了些英气、增了些豪气。
抗日英雄、开荒楷模胡大勋的孙子胡永强少小离家，定居上海，如今依然能讲一口流利的徐州话。在运河支队抗日纪念馆前合影时，他坚持让我站在中间，笑说应该由他们来保护我。严寒的冬季，因一句话而温暖。
胡永强说，前辈们在这片土地上抛头颅洒热血，没想到今天这些运河支队的后代们竟能在这里欢聚一堂。原来，他们也是第一次见面。参观中、吃饭时，他们始终在一起，笑着看，笑着说。
胡大勋是个有梦想的男人1898年，胡大勋出生于徐州城北柳泉一个败落的地主家庭。在这里，乡亲们经常谈起的话题是土地，是粮食，是生产，是年成，是人对自然的抗争或妥协。
1919年，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消息传到徐州，20岁的胡大勋热血沸腾起来。和那个时代的很多年轻人一样，他决定投笔从戎，弃学从军。然而，在张家口西北军的随营学校里，所见所闻却让他失望透顶。
“呐喊”过后是“彷徨”。一年后，胡大勋又改考苏州第二农业专科学校，立志学农救国。他发愤图强，攻读英语、日语，打算出国学习先进农业知识和技术，但后来迫于家庭和社会的压力，未能成行。失望又一次攫住了他。
救国梦不成，稼穑梦不行，两粒种子却在他年轻的心中生了根、发了芽。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两粒种子最终结出了什么样的果子？胡大勋用他的一生给出了并不“标准”的答案。
接下来是一段戎马倥偬、烽火连天的岁月。胡大勋不仅带领运河支队出没于京杭大运河两岸，打鬼子，端炮楼，反扫荡，还成功地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促使国民党苏鲁边游击司令韩治隆的部队在苏鲁边境保持中立，使这个地区日伪顽与八路军的实际力量发生了变化。
1990年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鲁南峰影 运河支队专辑》一书里，邵剑秋写过一篇题为《斗争——团结》的回忆录，文中提到一个“仪表堂堂的中年人”，就是时任运河支队参谋长的胡大勋。
在张家口军事学校的所学，为他驰骋沙场抗日救亡打下了基础。到了晚年，胡大勋选择在黄河故道的荒滩上垦荒种果，也可视为当年农业救国的梦想结出了另一枚人生硕果。
人生啊，真是一次奇妙的旅行！说它奇妙，是起点和终点的决定权通常都不在我们自己手中。但是，我们可以用一生的时间来验证起点和终点到底有多大的重合度。当我们浓缩了胡大勋的一生，可以清晰地看到一种偶然性里的必然。当然，我们也可以从每一个人的生命轨迹中看到少年梦想对整个人生的潜在影响。
当年飞身运河两岸抗击日寇的传奇人物，在和平年代里照样能够迸发他的英雄力量，谱写新的传奇。从胡大勋征战沙场、征服沙滩的人生里，您定能看到梦想的光芒，感受到梦想的力量！
66岁时，胡大勋病逝于徐州，而1959年9月4日的《人民日报》以《荒滩玉露》为题，将胡大勋等建设者的功勋永远定格于历史的天空下。
孙伯龙绝对是个“高富帅”孙继龙精神抖擞，步履矫健。当他说他已经86岁时，与会人员惊呆了。对于他和他的名字，我可一点都不陌生。我在运河支队纪念馆的墙上“见”到过小时候的他，也在照片的题字上“看”到过父亲笔下的他。
在运河支队抗日纪念馆，我曾被三张照片吸引。一张是陈毅和夫人张茜的。在盱眙黄花塘，陈毅戴瓜皮帽穿黑棉袍，张茜穿棉袄棉裤黑布鞋。这张照片摄于陈毅出发去延安前，途中运河支队曾护送他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另一张是罗荣桓与夫人林月琴在鲁南，背景是竹帘子。罗荣桓戴眼镜，穿旧军装，林月琴也是旧军装，瘦得厉害，腰略显弯曲。
第三张，就是孙伯龙与家人在一起。菊花摆满了台阶，孙伯龙和夫人怀抱两个孩子坐在台阶上。照片上，细心的孙伯龙还用漂亮的小楷记录下了幸福时光：“民国二十四年冬，于峄县城镇北街小学宿舍。肖龙坐的地方因光稍暗，且又较继龙可后，故其影小而面黑。”孙伯龙对肖龙、继龙两个儿子的爱意，虽隔着长长的时光隧道，可我们依然能够触摸得到。
从照片上，你可以毫不费力地认定，运河支队第一任支队长孙伯龙绝对是个“高富帅”。
他身高一米八四，风流倜傥，相貌堂堂，家有良田五百亩。1926年考取黄埔军校第六期，在校期间加入国民党。黄埔军校毕业后，随北伐军北上回到峄县，1928年任国民党峄县党部书记长，因不满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毅然弃官从教，回到峄县筹办文庙小学，亲自担任校长。“七·七”事变后，变卖家产购买武器，拉起了一支二百多人的抗日队伍。1940年运河支队宣告成立，他被八路军115师任命为运河支队支队长。1940年11月，调任鲁南军区副司令员。1942年1月2号，在黄邱套根据地外的毛楼村被日军包围，突围时不幸中弹牺牲。
孙伯龙的夫人葛伯华是名门闺秀，家境富裕，父亲曾是烟台真光女子中学校长，从小受到良好教育，钢琴弹得极好。
了解了孙继龙的父辈，你对他的高寿和气度也就不感到惊讶了。
邵剑秋：运河支队和铁道游击队密不可分孙伯龙离任后，邵剑秋继任运河支队第二任支队长。
邵剑秋，1933年曾到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干部学校当过学员，校长是冯玉祥，副校长是张克侠，后因该军失败回家了。再后来，他加入中国共产党，跟着八路军打游击，首长就是罗荣桓。
邵剑秋曾经撰文回忆过罗荣桓政委。12月下旬的一天上午，邵剑秋穿着单裤打着绑带去见首长罗荣桓。罗政委关心地问他为何不穿棉衣，他说：“鬼子不给我们时间，棉衣没做好就扫荡了。”罗政委当即叫人替邵剑秋量尺寸做棉衣，并说“穿上棉衣咱们再谈工作”。
运河支队纪念馆副馆长胡军英介绍说，邵航宇最像爷爷邵剑秋，比他的父亲还要像，长相、声音、步态、气质等，都能让人回忆起邵剑秋当年的风姿。胡军英到安徽阜阳采访运河支队后代时，在车站一眼就认出了人群中的邵航宇——和照片上的邵剑秋真像！
邵航宇的母亲为胡军英讲述过运河支队和铁道游击队的渊源：“1988年，我们到苏州采访铁道游击队队长刘金山，他握着我爸爸的手说，老邵啊，惭愧啊，你们运河支干的事儿都拍到我们铁道游击队身上了。我爸爸说，当时形势需要啊，我们现在要写运河支队，就是要还原一个真实的历史，告慰运河支队的烈士呀。”那年，铁道游击队队长刘金山和运河支队支队长邵剑秋还都健在。
邵航宇沉着、稳重，话不多，他在座谈时没有提及这段历史渊源。
关于运河支队和铁道游击队的故事，徐州抗战景区负责人胡大贵在2012年采访陈昊苏时也曾谈及。
“我觉得我们江苏徐州的同志做了很多好的工作，当然还可以继续努力。在手段的表现方面，让内容更加富有生活气息，同时又有艺术魅力，这些方面还可以做更多尝试。我记得过去曾经有人写过《铁道游击队》这样的作品，后来拍成电影拍成电视剧，影响巨大。我觉得运河支队完全可以说它也是一个运河水上的游击队、水上钢铁运输线、钢铁游击队。” 陈昊苏关心运河支队的艺术创造和提炼升华。他是陈毅元帅之子，1942年出生于江苏阜宁，担任过北京市副市长、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会长等职，还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铁道游击队》电影里的人物和故事，许多都是取材于运河支队的。运河支队、铁道游击队和微山湖游击大队，他们都是兄弟部队，曾经一起并肩作战，微山湖中的微山岛根据地就是运河支队开辟的，围绕微山岛的几次战斗，也都是以运河支队为主力和总指挥的。最后激战微山岛，运河支队在那里牺牲了100多人。后来舆论宣传让铁道游击队家喻户晓，运河支队却无人知晓。”胡大贵补充道。
“他们共同书写着英雄的史诗，所以抗日战争的史诗它的内容本身是非常丰富的。”陈昊苏说，“运河支队应该好好写一部大书。”
从陈毅“运河支队可以写一部大书”到陈昊苏“运河支队应该好好写一部大书”，一晃几十年过去了。陈毅、陈昊苏父子俩先后给予运河支队高度评价，并对后来人提出了殷切期望。
今天，运河支队三任支队长后人来到徐州卧龙泉抗战景区，必将对运河支队那段历史的挖掘和提炼起到积极作用。
作者介绍
周淑娟，女，江苏省作家协会第九届委员会委员、徐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红楼梦学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散文集《纵横红楼》获第八届冰心散文奖，长篇报告文学《贾汪真旺》入选江苏省作协2018年度重大题材文学作品创作工程和省委宣传部2020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
继2018年《贾汪真旺》一书列入江苏省作协重大题材文学作品创作工程后，又于2020年成功申报了江苏省作协定点生活项目。另有数百篇作品发表于《中国作家》《红楼梦学刊》《曹雪芹研究》《雨花》《文学报》《扬子晚报》《徐州日报》《文汇读书周报》《江苏作家》《翠苑》《散文选刊·下半月》等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