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珍颖：忠勇精神的深情叙事——读王成章《和你在一起》

　　《和你在一起》（刊于2012年《中国报告文学》第八期），并不仅仅因为事件的独特而值得肯定。更因为，它浸透了作者特定的生命体验，以分布于字里行间的震撼力，引导了我们的阅读。　

　　循作者思路而行，我们会对非虚构文学的创作，蔓生出多种思考。我的感想有二： 

　　其一，述历史。由亲历者血的回忆，构定情战争的复杂叙事。 

　　在这里，口述历史不应仅理解为从属内容的形式。其实，长期以来对于形式的误读，使人总将它置于内容之后，并认定它为内容服务的地位。 

　　实际上，形式的存在，绝不划归于技巧的范畴。它是作者对题材产生特定的感知才能触发出来的。把形式看成是对内容的包装，抹煞形式表现着作者感知的特异性，正是那些玩弄文笔者的非文学行为，它只会将文学推入匠人之作的泥潭。 

　　本文作者对口述历史的这个形式认定，正是来自他对题材的特定体验。这场盐南战争，若用第三人称的叙述，不过是胜利光环下战争过程的记录。而作者对这场战争的独特体验，是忠勇的将士、勇敢的生命所镌刻的惨烈与悲壮的历史。只有亲历了这场战争的人，闻过血腥味，见过战友成群地在自己的身倒下的人，才能有血的记，来浸透这悲壮和惨烈。 

　　徐宝顺等五位年过八旬的老人，回忆当年自己16岁参加盐南战役，都是对60年前那场血战的正面再现：雨雪交加，朔风剌骨，百里行军，湿衣空腹。四天四夜激战，以老旧武器对阵敌人的先进装备。地势不利，对面咫尺就是敌人坚固的工事。 

　　他们记得连长如何带领他们冲锋、肉博、负重伤、血流尽而牺牲。 

　　他们说，战友们争相冲锋，一去不归。 

　　他们说起一同参军的300人，只有4人生还。眼见河水一片红，泥土一片红，战友遗体遍野，大雪也难覆盖。 

　　这样的战争描写，或许我们并不陌生，但作者接下来记录的硝烟后面的战争结局，令人震撼的力度，终生难平。 

　　歼敌无数的胜利中，我们倒下了两千多名忠勇将士，何以安葬？当年参加掩埋烈士的村民、民工们，打开了因惨烈而尘封已久的记忆闸门： 

　　战场上，烈士的遗体旁，血与泥土凝在一起；更有许多头颅、断肢四散各处；人们船运人抬，要把烈士们安葬到隐蔽的地方，13只载满烈士遗体的船中，有近半数的船上装着断肢、头颅。 

　　在两位民兵家中保存的烈士遗体，就有108具；三天三夜的抬埋，有棺装棺；棺用尽裹布；布用尽只能用芦席卷尸。 

　　于是，这个本为平原的土地上，出现了”五条岭“的地标。那是在这人工挖就的五条沟里，叠躯而葬的两千多名忠勇将士，用自己的血肉筑成的永远的山岭。并且，他们没有留下姓名。 

　　这样惨烈的战争，这样勇敢的生命，这样忠勇的将士，这样悲壮的牺牲，还有比当事人的口述历史更真实更动情更震撼人心的记述吗？ 

　　作者对这些口述者的语言，称之为“白描”，未加修饰，以保留60年前的真实。 

　　正因此，出现了许多虚构无法比及的情节和细节。比如：战士辗转作战，无衣无食，敌人迫近时，装上未煮熟的面条赶赴前线。 

　　比如：担架上的重伤员冷得发抖，担架工扯下自己的棉衣袖上未被雨雪打湿的棉花，塞到伤员手里，说握着它暖和些。 

　　这些，都非纯技巧所能写出的文字，正是形式与内容血肉相融的体现。形式，不仅浸润着作家的审美意识，它更表现作家对题材的人与不同的体验，这正是作品的个性。 

　　其二，以群体意识，书写强大的人民忠义。 

　　作者笔下的守墓人卞康全，是一个完整的文学意义上的“人物形象”。他与全家，是五条岭的义务守墓人。但，那两千多名无名烈士，与他亲无故。他拒绝金钱诱惑，不许将五条岭纳入赚钱的轨道，要给长眠的英灵一片清静。 

　　卞康全一家，在五条岭擎起一面忠义大旗。但作者并不止笔于卞家，他要用大量的留白之处，吞吐他在五条岭的生命体验。这个心路里程，他透露在全文各处。他说，岭之上，国有殇；他看见五条岭在深夜中目光炯炯地走来；他感到荒草掩盖着五条岭，而五条岭始终沉默着，心事沉甸甸。 

　　于是，在他决定将写作之笔插进五条岭的土地上时，他呐喊：铭记历史，我们眼前的路才会坚实！ 

　　作者意识到，五条岭的分量，要有一个强大的承载体。他从卞康全一家，看到60年来和他们站在一起护卫和挂念五条岭的普通人，他们用自己的心灵，用心灵中的忠义，和五条岭的两千名烈士相伴。 

　　作者笔下，人群如涌，奔向寂寞多年的五条岭： 

　　白发苍苍的老战士，到墓前寻找自己当年的连长、排长、战友，一个跨越60年的军礼，是军人最高的祭奠; 

　　学者、媒体、热心的志士仁人，从不多的文字记载中，寻找烈士的姓名，联系烈士的后人; 

　　信教的居士们，踏破黑夜，在五条岭上举行祭奠仪式。 

　　人民没有忘记五条岭。而由此引来了多年不断的寻亲的烈士后人，当第一个寻亲者陈继业向父亲的英灵跪拜时，随后，五条岭的路上就有了踏踏的脚步声。寻亲者用眼泪浇灌五条岭的草木；这眼泪他们 流了六十年。安葬于此的，不仅是他们的亲人，更是民族的义士，因此，六十年的岁月，没有阻断他们寻亲的路。 

　　这是一条人的洪流，忠义的洪流。 

　　至此，我们看出了作者这篇作品的定位——写大义，写两千名无名烈士的大义，写人民的大义。这是对作品深度的一层掘进，唯其有此探寻，才使作品不停止在一般意义忠义书写上，而将它宣扬为一个群体的文化坚实和道德选择，一个民族对几千年文化的顽强传承。 

　　这样写，自然要走一条的采访之路。但是一位有使命感的作家，他别无选择。 

　　(转载自《中国报告文学》杂志2012年第十一期，作者为原《十月》杂志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