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堡：长歌一曲“荡寇谣”——读刘方冰长篇小说《寇风烈》
刘方冰长篇小说《寇风烈》，以抗战前期一个局部战场——新海连地区的连云港保卫战为背景，通过对引人入胜的抗战事件演绎和栩栩如生人物的精彩描绘，再现出那一段令人铭心刻骨的历史，又一次唤醒人们尚未完全尘封的记忆，为万紫千红、精彩纷呈的抗战文学百花园增添了一枚瑰丽花朵。
一
宏大的历史事件和历史背景，为小说水到渠成地开启了一个史诗叙事的视角。但是，小说不是复述历史，而是要借助人物形象的塑造和事件及情节的展开实现历史的再现。其中最大的不同在于一是“叙述”一是“描写”，一是“复述”一是“再现”。作者另辟蹊径，将镜头聚焦到一个个具体人物和具体细微的事件上，用一个个人物的活动串起彼此相关的情节；用一个个相对独立的事件勾勒出完整的故事本体。
真实，是小说创作的基点，更是历史题材小说创作的基点。
《寇风烈》中的中方参战部队，有战斗力强弱之分，但是，从整体上看，不论将领还是士兵，不论处于一线的战斗人员还是暂处后方的战斗辅助人员，那种同仇敌忾，不畏生死，保家卫国的精神都是一致的。当然，中国方面的牺牲巨大，人员伤亡，阵地丢失。那种生死瞬间，命运无常，战争惨烈等等，小说均给予了充分的精彩描绘，让人如临其境，如睹其状，如见其人。
作为敌对的一方，日寇凶残狡诈，惨无人道。他们带着那种民族优越感，狂挥屠刀，杀人如麻；他们为了达到罪恶目的，不惜利用各种卑劣无耻的手段。当然，当时的日本军队的战斗力特别是单兵素质，也确实比较强。小说本着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既把日本军国主义的暴行形象地公之于众，也对中国的积贫积弱、对某些中国人的愚昧无知作了真实的表现和反映，对中日的国力、中日军队的战斗力，作了客观的对比和描绘。
连岛之战是战役的序幕。中方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下吃了大亏，基本是全军覆没。而日军可算是“零损伤”。初战全胜，更让侵略者利令智昏，头脑发热，骄奢狂妄。阵地丢失，战友的牺牲，人民遭屠戮，则更激起中国健儿的斗志，让我军从指挥官到相关人员对敌军实力有了进一步清醒认识，对敌方的情报战和间谍渗透提高了警惕。
接下来的战斗，更加残酷而惨烈，作者的描绘也是相当精彩而生动。中国军队的人数多，但战斗力参差不齐，没有空军罩着，没有什么炮火支援，没有防空力量，唯一的一挺高射机枪还在运送的路上因土匪打劫而去向不明；且点多线长，处于防守挨打局面。日军地面部队人员较少，但都训练有素，火力强大，还有海上舰炮支援，更有空中飞机帮助轰炸扫射，几乎是一面倒的状况。但是，就是这样所谓“杂牌军”，所谓“乌合之众”，硬是顶住了不可一世的大日本海军的海军陆战队，让他们望城兴叹，让他们横尸山前。
这里，我们还必需说到的就是：人民，人民的力量。中国人民善良、勤劳、勇敢、顽强。他们用自己辛勤的劳动建起了家园。当有强盗要抢占家园，欺侮自己，欺侮亲人的时候，他们也会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去保家卫国，维护自己的尊严。小说中的大户汪家、杜家，都没有为富不仁，鱼肉乡里，而是尽己之力，为乡亲们办事。在国家有难，民族危亡之际，他们都表现出一个中国人应有的骨气和担当。特别是杜家当家人杜平滔，他不顾自己年迈体弱，仍然担任了民众抗战总动员委员会的顾问，亲自带人带着物品到前线慰问部队。尽管因为亲事问题杜家和汪家结怨，当抗日军官汪文盛出现在杜家时，杜家父女深明大义，还是舍弃了私人恩怨，及时伸出了援助之手。石匠梁家，父辈勤劳能干，为人仗义，识大体，顾大局，是普通民众的一个代表。儿女们也很争气，孝顺、勤奋、好学上进。女儿年纪尚幼，天真烂漫，活泼可爱。长子梁潇，因不满于父母包办婚姻，又无法摆脱，只能不辞而别，远走他乡。当他在小说中出现时，已是参加过淞沪抗战和南京保卫战的国军营长了。次子梁浩，是贯穿小说始终的重要人物。他年纪轻，有活力，富于正义感，肯积极向上。已参加了共产党人为核心的抗日基干队。他以民族利益为重，不畏个人生死，不计个人得失，英勇机智，敢于担当，是一个青年才俊。只要假以时日，一定会承担起大任重任。
笔者特别要说一说剃头匠彭宇成。这是一个普通人，也是一条仗义汉子。对于客人，他认真周到，凭手艺吃饭；对朋友，他豪爽义气，宁愿一家人打地铺也要让朋友睡正房。他忠厚老实，是遵纪守法的老百姓。但是，当日本鬼子杀死他的父母，凌辱他的怀孕的妻子的时候，他拿起了他的剃刀，以自己微薄的力量实施了最后的抗争。
这，就是中国的老百姓；这，就是中国人的性格。平时逆来顺受，忍气息事宁人。一旦你欺人太甚，突破他的忍耐底线，他也会拔刀而起。作品专门设计，专门描写了彭宇成这么一个人物，对这个次要的“小人物”的性格命运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和交代。
当然，还有那个头上长了一撮白毛的土匪周法乾那样的“老百姓”。由于读过书，他也知道即使做了人见人怕人见人恨的土匪，却也不能做遗臭万年的汉奸。但是，这种人的价值观决定了他的人生道路选择。在小说中，他从一己私利出发，一会儿抢劫抗战军需物资，一会儿打击日本鬼子，一会儿又转而帮助日本特务。照此推演，此人必然堕落为汉奸，倒向日本鬼子怀抱。至于他那两个如影随形的铁杆小兄弟仲歪嘴和三驴子，则是自小生长扭曲的“坏种”，是那种糟蹋人间食粮，没有人生目标、没有做人原则、唯“大哥”马首是瞻的行尸走肉，是汉奸队伍的人力基础。
真实的历史，真实的背景，真实的事件，真实的人物活动其间，辅之以浓郁的海州地方特色渲染，作者匠心独运，或浓墨重彩，或工笔细描，还原出逼真传神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中国军民连云港保卫战的壮烈场景，展现出一幅壮丽的极具地方色彩的生活画卷。
二
小说借助形象说话。刘方冰的《寇风烈》往往着力于刻画人物性格，合理安排人物命运，充分表现人物形象，借助人物的活动，传达出作者的寄托、感受和思考。
小说中，作者叙写了一个个动人故事，演绎了一个个感人肺腑的情节特别是一些精微入化的细节，描摹出一个个精彩纷呈的真实场面，让人物在其中尽情表现表演，让人物在其中说话动作，让人物在其中显现出自己的喜怒哀乐。人物表现表演得越精彩，人物形象塑造得就越生动；人物表现表演得越完全彻底，人物性格的刻划就越深刻；人物的命运越是真实感人，小说的艺术感染力也就越是强大。
考究《寇风烈》洋洋洒洒十三章八十一节四十余万字，作者几乎没有对书中人物和故事作一语评价，完全依靠作品中人物自身的表现，依靠情节的自身逻辑的发展来展开，来铺排场面，来叙写故事，刻画人物。作品注重的是，让人物在重重矛盾中，在剧烈的冲突中，做出自己的抉择，表现自己的个性，显现自己的品格。
小说开始于一个年轻人的梦境，这个人的名字叫梁浩。他梦见自己带了十几个抗日基干队员去伏击日本鬼子的弹药运输船。但是仿佛出了差错，因为大雾，他们打错了对象，误伤了自己人。
这样一种紧张气氛笼罩下的梦境，让我们看到，志向远大、血气方刚的爱国青年梁浩，在民族危亡，国难当头的情况下，毅然选择了挺身而出，加入了以共产党人为主组建的抗日基干队，并成为其中的积极分子。这样一个梦，既表现出梁浩急于消灭敌人，保家卫国的决心，也显露出他没有参与过实战，设想未来与鬼子真正交手时的心理忐忑。而紧接在与土匪的遭遇战中，他勇敢沉着，用精准的枪法震慑了对方，成功营救了被掳人质，初步表现出他的基本战斗素质，显现出其过人之处。而这个变故中顺便交代了，他曾参加了江湖帮会，师傅颇有名望，更让人感到他的不简单；也为他以后的活动，做了必要铺垫。再后面的集市宣传抗日，并受命外出寻找党组织，还表现出他鲜明的政治倾向。至此，经过一系列或紧张激烈的正面对抗，或暗流涌动的唇枪舌剑，辅之以其他人物的侧面烘托与映衬，作品中一个最重要人物的基本面貌和基本性格便初步展现在我们面前。随着小说情节的展开，梁浩终于有机会和日本鬼子进行了面对面的较量并打死了多名敌人，也和各式各样的同胞有了更多的接触和交往。他不断遇到更加激烈的冲突，面对更加复杂的矛盾，处于更加危险的境地。随着时间的推移，事件的发展，阅历的增加，伴随着生与死的考验，血与火的洗礼，梁浩成长起来，成熟起来，终于以一个鲜明的识大体、明大义、英勇无畏、坚强睿智的铁血男儿形象向我们走来。可谓是柔情似水，坚硬如钢，势如高山，气贯长虹，国难男儿显本色，山河欲裂征马鸣。
在小说《寇风烈》结束的时候，梁浩卷入到更加纷繁复杂的矛盾冲突中，他将面临更加艰险困难的挑战。但是，他临危不惧，快刀斩乱麻，有条不紊地安排处理了相关事宜，显示出自己的决心与信心，也给读者以坚定的信心。按照作者的设想，《寇风烈》只是系列小说的第一步。那么，在续作中，更多的冲突，更复杂的矛盾，将会造就出一个在思想上、政治上、待人处事以及各方面都更加成熟、自信、老到的年轻的抗日志士梁浩。
土匪头子周法乾是小说中性格独特而鲜明的人物之一。作者没有给他贴上概念化的标签，将他臭骂一顿、丑化一顿了事，而是让他在一个个事件中尽情表现，通过他对矛盾的判断和事物的选择表现出其性格。他是土匪，因此不脱匪性。欺男霸女，绑票勒索，甚至绑架自己师傅的女儿勒索钱财，更甚至劫夺抗日的军用物资。他又是有文化的匪首，所以行事往往较之一般草莽思路要细腻缜密一些，考虑问题要高远一些。他还有一些民族意识，因此他不肯当汉奸，不肯和日本人合作。但是，在利益、女色的双重诱惑下，他终于开始帮日本鬼子的忙。这个人物性格是不断发展的，是一步步演变的，每一步都有其必然性，假以时日，他肯定是一个出卖祖宗的无耻汉奸。
所谓疾风知劲草，日久见人心。当人面临着事件的判断、利益的取舍、道路的抉择时，他的为人，他的本性，也就暴露无遗了。作者正是深知这一点。于是在冷静的叙述、客观的描写中，自然地完成了人物性格的刻画。
在近似的境况下通过对环境的不同反应和表现显示近似人物的差异，是《寇风烈》另一特点。
梁潇、万平沙，都是爱国军人，都有着和日军交手的经历，都有着对侵略者的刻骨仇恨。梁潇表现的是年轻气盛，天不怕地不怕。对于凶残狡诈又狠勇好战的日军，他敢于以血还血，以牙还牙；对于来自自己内部的陷害和打击，他胸襟坦荡，不推诿，敢担当，是一个热血青年，热血军人。万平沙要略长几岁，又是一个团长，是中级军官。他同样是一个热血军人，同样勇敢顽强，但和梁潇相比，他对于来自于己方阵营的暗箭就有所感觉，有所警惕，有所戒备。他能够忍辱负重，在关键时刻身先士卒，力挽狂澜。霍仰羽是师长，是中国军队前线的最高指挥官。一方面，他是和梁潇、万平沙一样的热血军人，他不怕日本特务暗杀，不惧个人生死，渴望用敌人的鲜血洗去往日的屈辱，去祭奠战友的英灵；另一方面，他对整个战局负有最重要的责任，所以，在任何时候，他都必须以大局为重，必须考虑方方面面的均衡，甚至有时眼看着自己最心爱的、最看重的部下蒙冤受屈。
李雯秋和耿辉是稍微次要一些的人物，一是军统，一属中统，都是军中特务，有着一明一暗双重身份。两两相较，李雯秋有着较高做人素质，光明磊落，大义为先，对敌人表现勇敢，像个真正的军人；对自己人比较真诚、大度、坦率；对家人关爱、关心、关切。耿辉仿佛总是生活在阴暗的角落里，对人猜忌怀疑，充满羡慕嫉妒恨，在战场上贪生怕死，对冒生命危险救他的战友毫不感恩；对自己人则喜暗中下跘子，设圈套，下手极狠，对共产党人尤为忌恨，无所不用其极。他盼着别人出事，是一个以整人为乐的小人。
仲歪嘴和三驴子几乎是周法乾身边须臾不可或缺的哼哈二将。这两个土匪喽啰都是那种“胎里坏”，是那种整日浑浑噩噩，醉生梦死，没有是非概念，不知好人坏人的行尸走肉。什么国家危亡，民族危亡，在他们那里就没有这样的概念。他们盲目追随“大哥”，唯周法乾的马首是瞻；他们良心丧尽，坏事做绝。不过，二人相比，性格又不尽相同。仲歪嘴头脑灵活一些，小点子多一些，嘴上小功夫好一些；三驴子脾气梗，性子犟，脑袋转弯慢，偏偏又不服仲歪嘴。两人紧跟周法乾，常常唧唧歪歪，弄舌斗嘴，为小说增添不少情趣。
对比是为了显现差异。相似人物的比较则是为了同中显异，凸显出人物的性格特征，让读者更好地区分人物，认识人物，理解人物，分析人物。《寇风烈》用娴熟的手法，完成这些类似人物的描摹刻画，巧妙地区分了这些人物的异中显同，同中显异的性格特征，丝毫不嫌累赘重复而更让人感到生动形象，饶有意趣，颇耐回味。
形象塑造是小说创作中最耗精力最耗心神之处，也是最能真实彰显作者功力之所在。刘方冰先生穷三年半的时间，精心构思，创造出一个个性格各异，形神独具的人物，为群星灿烂的中国抗战文学的艺术画廊，又增添了一系列熠熠生辉的典型人物，贡献了一座独特生动的艺术群雕。
三
这里，笔者想简要分析一下《寇风烈》的结构。从总体上看，《寇风烈》没有一个称得上统领全篇的核心人物、灵魂人物。虽然作者在梁浩身上着墨很多，且作品自其始亦由其终。但总觉他还算不上全篇核心。从结构角度观察，除了梁浩之外，小说里还有几个人物集群，以各自相对独立的运动、发展构成相对完整的故事，而又彼此交集，勾勒出彼此间千丝万缕的关系网络，从而形成小说情节主体。
一个，是以梁潇为主，加上李雯秋、耿辉等组成。梁潇因不满于家长的包办婚姻离家出走，被抓了壮丁而与部队结下不解之缘。在作品中正式露面时，他已经是国军的少校营长。随部队移防至连云港前线。开始时，为战友、老乡汪文盛送家书，表现了他的豪侠仗义，言而有信；接下来，接应军需，应对突变，表现了他富有战斗经验，指挥沉着，胆大心细。以后情节的进一步展开，逐步显示出他作战勇敢，深明大义，为人坦荡等性格的多个方面。其间又穿插了他和李雯秋的爱情以及同为国军军官的耿辉对李雯秋的单相思。而耿辉是军统，李雯秋是中统。这就让他们的关系更加复杂有趣，也更加具有戏剧性。
另一个，是由汪文盛、李雯清以及后期加入的杜家小姐杜晓芸组成。汪文盛也曾被定过“娃娃亲”，但他却因姑娘是“小结巴”拒不承认这门亲，并在家中不知情的情况下与李雯清结婚生子。此次恰巧又被派到家乡——前线连云港地区，先是担任前来视察的中央特派员的秘书。很快，他就被留下来，担任国军的情报处长，接着，又兼任了联合特别行动队队长。而他的妻子李雯清，因为被胁迫，成为日本特务，正是自己的主要敌人。后来，自己儿时“娃娃亲”的对象杜晓芸也卷入矛盾，从而使各方面的头绪纷繁，纵横交错。民族大义，爱恨情仇，相互交织在一起，考验着每一个人，也让矛盾冲突充分展开，不断向高潮推去。
还有一个集群由日本特务组成。这些人也个个身手不凡，来自陆军、海军等不同系统，既互相帮助又各怀心思，既相互勾结又互相争斗。这样一条线索的展开，这一系统人物的描写与刻画，使得故事变数增大，情节更加丰富精彩。
然后，我们还要说到那个“白头鹰”周法乾。抗日战争时期，其实还要更早一些，中国处于乱世。任何一个政府都无法保证地方的治安。有雄霸一方的军阀，有地方豪绅的武装，有啸聚山林的豪侠土匪及海匪、湖匪。待到抗战局面形成，这些武装势力便成了各方均想笼络的对象。实际上，这些武装也确实大分化、大改组。除少数仍然独立山头者，有的投了国军，有的参加了八路军、新四军，有的归到日本鬼子旗下，做了汉奸。周法乾之类，虽多次扬言不当汉奸，但实际上帮了日本人的忙。作者给了这个人物较多篇幅，想来是以此告诉读者：汉奸是怎样炼成的。
这让人联想到中国古代长篇小说《水浒传》。其中的宋江、林冲、武松、鲁智深等诸多重要人物的故事，均可独立成篇，到梁山泊英雄排座次，方来一个大汇合。这些人物故事如一个个链节构成一个大的环状，形成一个环形的“链状结构”,显示出《水浒传》结构的鲜明特征。《寇风烈》的结构亦有近似之处但不尽相同。《寇》的人物或者人物集群的故事大致也可以独立成篇，也构成了一节一节的“链”，这些“链”虽然是相互连接的，但是总体并未汇合成一个环状，而是形成一个开放的链状。可以说，《寇风烈》既学习了前人，又在前人基础上有所创新，有所发展。
《寇风烈》的另一个结构特点诚如作者自己所说，是“预埋伏笔”。根据作者总体构思，本篇只是“荡寇谣”系列小说的开篇。后面，许多本篇中的人物或者已死，或将淡出。而一些本篇中不重要的人物，或许在后面将愈显重要甚至大放光彩。据笔者来看，有一个人物，在本篇小说中若隐若现，面目不清，但在后面将会到前台来做重要表演。他就是在第二章的“岳庙交锋”和最后两章中出现的徐继泰。
这个人物是国军的另一条线所派遣，到连云港一带招兵买马，组建武装。他一直在暗中活动，即使中日双方打得不可开交，你死我活，他也不管不顾，不动声色，只管埋头按自己的规划行事。但即便在隐隐约约之中，亦略可窥见徐继泰确已做了大量工作，而且是有相当成效的。再加上梁石匠对自己儿子讲述家史的交代，梁、徐两家还有亲戚关系，有着相当渊源。诸多关系，必然会给以后故事的展开，增添更多更加精彩的看点。
读过《寇风烈》的人大多会注意到，全书十三章，每一章前面都有一段民歌童谣作为引子。这些民歌童谣的出现，不仅活跃了气氛，使得全书张弛有度，让小说自始至终充溢着一种浓郁强烈的地方风情，更深化了小说的悲悯情怀。
连云港地区的语言发音，颇有独特之处，最为明显的，是汉语的声母“Ｆ”和“Ｈ”的错杂使用，“飞机”读为“灰机”，“豆腐”偏唤作“豆乎”，声母与普通话正好相反。平日说话的语调中，往往重读音比较多，且尾音每每音调上抬。说话时，会有一些约定俗成的省略，例如小说第十二章前的海西童谣：“小大姐，爬墙头，马蜂勾你小屁头，看你下回牛不牛”中的“小屁头”的“头”前就省略了一个“股”字。
民歌童谣之类，在我国古已有之。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的“风”，就是当时的民歌。统治者就是希望从其中得以“观风俗，知厚薄”，了解民俗民风，民间疾苦。可以说，民歌童谣之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现状，表现了民怨民心。《寇风烈》中引用的诸多民歌童谣，与作品中有关当地民间风俗的描写相互映衬，互相观照，构成了一幅浓墨重彩的民国海州属地民俗民风的奇丽画卷。这里，我们选取最前面那段《引子》，略加赏读：
杀千刀的啊，你躲哪去啦，我都十六了，还不提亲啊
杀千刀的啊，你死哪去啦，夜雨打窗棂，叫我怎过啊
杀千刀的啊，你还挺尸啊，人家端炮楼，不能放哨啊
杀千刀的啊，你能跑哪啊，主力都到了，还不投降啊
杀千刀的啊，还不滚回家，再敢做畜生，灭你小东洋
每段首句的“杀千刀的”本是骂人的话，但是由于语境的不同（如果是口语还有语气的区别），可以传达出非常丰富的不同意思和丰富情感。并且，本首民谣的歌唱者应当是一女性，而每段的“杀千刀的”，所指也不尽相同。第一段，那个“杀千刀的”，应当是“她”相好的意中人，这里唱的是小女子思春的青春恋歌。第二段与第一段近似，是年轻女子独守空房，厌倦孤独，思念丈夫或是恋人的怨歌。第三段显然不同了，这是唤醒丈夫或是恋人，也可以是母亲喊儿子，姐姐唤弟弟。严格说，这三段里的“杀千刀的”都不是骂，而是一种爱称甚或是昵称，就如有的长辈非常喜欢孩子而称其“兔崽子”、“狗崽子”、“狼羔子”、“小坏蛋”一样，决不能只从字面去理解其意思的。第四段和第三段的诉说对象应当近似，是自己的亲近之人，但似乎当了伪军，这里是在劝说敦促其投降反正。不过从语气看，这里更多的是责备，有责骂的意思了。第五段，这里的“杀千刀的”真是应当千刀万剐的，所指对象很明显是指日本鬼子，其中既有唾骂，更有警告。
这首看似粗俗的民谣，直陈胸臆，真真切切而实实在在，虽是一个女子的吟唱，却也道出了民心向背，其间蕴含着相当丰富的意思。在表达个人意愿、个人情感、个人需求时，“她”可以表现得很孤独，很弱势，甚至显得忧伤无助。但是在民族大义上，在原则问题上，“她”是那样的干脆决绝，态度坚定，勇敢无畏。
所谓结构，就是指作品的组织、构造，所包括的部分，无外乎是作品的线索、脉络、过渡、照应、开头、结尾之类。这些人所共知的元素经过作家的精心安排和巧妙运用，就会放射出神奇的艺术魅力，带给读者极大的心灵愉悦和艺术享受。
四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是以极其巨大的牺牲、极其巨大的代价换来的。以小说《寇风烈》所描写的连云港保卫战为例，双方参战人数对比，日军只有两三千人，但他们有舰炮和空军的支援。我方在武器装备上明显处于劣势，没有空军，防空力量基本为零，没有重炮。但是，参战部队接近两万人，还不算做后勤支持的老百姓。人数是对方的若干倍。进入交战状态后，我军经常处于敌方炮火和飞机轰炸之下，牺牲很大。特别是老百姓，在全无抵抗能力的情况下被杀戮，被凌辱。因此，笔者以为，连云港保卫战的胜利，只能是一次“惨胜”。并且，最终我军还是主动撤离，日军占领了连云港。也因为如此，连云港保卫战的胜利以及整个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就包裹了一层浓浓的悲剧气氛。漠视这一点或者有意无意忽略这一点，就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戏弄历史的人，终将受到历史的惩罚。
《寇风烈》的作者，秉持了一个作家的良心，在表现中国军民扞卫民族尊严和保卫自己家园的坚定决心和大义凛然的同时，真实描写了战争的残酷和惨烈，描述了我方的牺牲和损失，还原了历史的真实面貌。于是，这部以连云港保卫战为背景的抗战小说，也就带上一种悲剧色彩，给人以一种特有的悲剧美感。
李雯清是一个知识女性。她有一份不错的工作和一个幸福的家庭。但是，日本特务闯进了她的生活，绑架了她的父母和她的孩子，威胁要挟她接受了特务训练，把一个印书馆的女编辑变成了一个代号“海豚”的日本特务。她在特务活动与良心之间挣扎，甚至跳崖自尽，终于还是屈从于日本特务的安排，虽然是被迫的，但却是实实在在地做了戕害同胞，戕害民族的坏事，堕落为一个汉奸、特务。这也就又一次印证了那句熟语：可怜人必有可恨之处。是的，命运不公，造化弄人。然而何去何从却是由自己选择的。这一个可怜可恨亦复可叹的女子的命运遭际，划出了一道曲曲折折的人生轨迹，演绎出一幕“有价值的东西被毁灭” 的生动悲剧，引起了读者声声叹息。
剃头匠彭宇成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中国百姓，他以自己的勤劳、厚道，靠着剃头的手艺，过着不富裕但是平稳、安定的生活。可是，日本强盗闯进了他平静的生活。即便如此，他最初的选择还是躲避，是逆来顺受。只是由于父母年事已高，妻子又怀孕将要临产，他才没随其他人逃离。一个人呆在自己的家中，无碍他人任何事，这有什么错？而日本鬼子就是硬闯进他家，杀了他的老父老母，强奸他的妻子，逼着这个老实人举起手中的剃刀，划开强盗的喉咙。作者用“一道优美的弧线”描绘了彭宇成剃刀杀鬼子的动作；又描写了他杀人后的举动：
彭宇成起身将床上的芦席揭下铺在冲门的当间，再把两位老人抱上芦席，头朝门外并排，仰面躺顺，抓过床单盖在老人身上，从灶膛边摸出几张引火用的黄黄的火纸盖在老人的面部，然后拉媳妇一起跪下，点着几张火纸，磕了四个响头，悲声痛哭道：“我的亲大的——我的亲妈啊——，儿子给二老报仇了，走好啊！”
英勇果敢，镇定从容，拔刀而起，快意恩仇，确确乎匹夫之勇。但是，谁又能说这种勇敢不是撼山振岳，气壮山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里唱道：“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都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是啊，强盗已经闯进家门，在残害蹂躏自己的亲人，这还不是最危险的时候吗？于是人们站立起来，拿起武器，哪怕是最原始的武器，和来犯之敌作最后的殊死斗争。
一般认为，悲剧是指主体遭遇到苦难、毁灭时所表现出来的求生欲望、旺盛的生命力的最后迸发以及自我保护能力的最大发挥，驱使人显示出的超常的抗争意识和坚毅的行动意志，激发人人对死亡、苦难和外界压力的抗争本性；表现出强烈的自我保存和维护独立人格的欲望。而这种抗争的结果，则是抗争者生命主体的湮灭。所以鲁迅先生说，悲剧，“就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了给人看”。
从这个意义上说，《寇风烈》小说所描述的这场连云港保卫战本身，就是一场大大的悲剧。参战的部队，一是已经被改编的七零八落的税警总团，一是深深得罪了蒋委员长而到此“将功赎罪”的东北军。本来，这里是策应徐州会战，防止敌军从侧后方包抄的一个分支战场。然而，随着战局的变化，主战场的中方部队已经转移或准备转移，而这里的保卫战还要打下去，只是意义和任务目标已与原先不尽相同。或者，坚持到上面能够接受的那个时间然后撤离；或者，不及撤离被敌包围全军覆没；再或者，违抗军令，提前撤离。第三种选择，这些中国军人是断然不会做的，因为他们是军人，是中国军人，是中国人。尽管姥姥不疼舅舅不爱，他们依然要尽自己的抗战守土之责，尽一个军人的本分。因此，这场战役的结局已经很清楚，连云港的失守只是时间问题。在这样一个地点，打一场注定失败的保卫战，而且还要坚决认真地打，这正是笔者所说悲剧原因之所在。它绝不仅仅是哪一个个人或是哪一支部队或是哪一个地区的悲剧，它是一个民族的悲剧。需要正视的是，需要强调的是，它不是小说家的虚构，而是一段民族的真实历史。
五
鲁迅说，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
如今，抗战胜利已经七十个年头，世界格局也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这个世界仍然并不太平。近来，日本政界的头头脑脑一批又一批地去参拜靖国神社；日本的一些人别有用心地挑起钓鱼岛事端。这些，不能不引起中国人民以及一切受过日本军国主义戕害的人们的警惕，不能不引起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的关注。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寇风烈》的作者用了一个词组叫“抗战记忆”。确实的，历史是不能忘记的，是应当记住的。
近几年，中国文学及影视，涌现出一大批“抗战记忆”之作。其中很多优秀作品，现在和将来都会给世人以很大教益与启迪，特别是帮助人们真实和正确认识和理解历史。不过，其中也不乏“戏说”之作。文学作品是允许虚构的，但不允许胡编乱造。那些被称为“抗日神剧”的东西，往往会混淆视听，搅乱历史，让世人思维陷入混乱。
在以色列的耶路撒冷和中国南京，各有一座大屠杀纪念馆。需要说明的是，它们不是用来纪念仇恨，而是为了宣传和平，为了血腥的历史不再重演。
历史并不仅仅用来记忆。它不仅要“记”还要“念”，要作为观照与比较，要引起后来者思考。历史进入近代以来，中国屡屡挨打，中华民族每每被辱，中国人沦为下等人。一部中国近代史，基本是一部中华民族的耻辱史，是我们这个民族抹之不去的痛。虽然是我们的痛，是我们的耻辱，但我们不能掩饰，更不能漠视，而应当面对，应当反思。不敢直面历史，不敢承认自己的怯懦和羞耻已属不当；涂改历史，把失败说成胜利，把耻辱说成光荣，更显滑稽。仅就这一点而言，《寇风烈》是颇值称道的。因为，这部作品用小说的艺术形式真实再现历史，帮助当今国人对七十年前的抗战，印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和深深的思索。
（作者简介：柳堡，1982年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文化学者、散文家,《江苏警视》副总编，发表文学评论、散文等近百篇，着有散文集《监狱的故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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