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色江河：家国情怀与历史叙事——评辛易长篇历史小说《关天培》

　　易中天先生在百家讲坛上讲《品三国》时说过这样一句：历史人物有三个形象，第一个是历史形象，第二个是文艺形象，第三个是民间形象。关天培和我同乡，都是淮安人。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他在我心中第一个形象是民间形象。小时候，我经常听爷爷讲关天培的故事，尤其是他手中的那把大刀，像关云长手中的青龙偃月刀一样，充满着神奇色彩。第二个形象是历史形象。那是我阅读历史书籍之后，了解了一些有关他的情况。其中，最为悲壮的一页，当为虎门殉职。第三个形象是文艺形象。这是我最近读了辛易的长篇历史小说《关天培》。在这部小说中，作家以晚清的历史生活背景，在丰富的历史生活和相关的人物史料的基础上，通过史与诗的交融，成功地刻画了关天培这一晚清武将的历史形象。 

　　历史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记忆，也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精神象征。这就要求作家在创作历史小说时，要有道德、有良知、有担当，更要有“举头三尺有神明”的敬畏。然而当下有些历史小说的作家不是太负责任，他们常常心口开河，胡编乱造，歪曲历史，篡改历史，不尊重史实。正如学者陈众议先生所说，一谓“戏说”，二谓“割裂”，三谓“颠覆”。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辛易在创作《关天培》时，是认真的，严谨的，更重要的，他还是一位守“史”有责的作家。为什么这么说，理由有三：第一，他对关天培这个人物做了大量的历史资料收集工作。我们可以从小说的附录部分可以看出。说明作家在写作时，对历史是进行认真研究的，也是对历史怀有一颗敬畏之心的。第二，我们从他的《后记》中可知，他与关家是亲戚关系。写作《关天培》是亲戚的重托，更是作家的一种使命。第三，写作《关天培》不仅是作家的操守、责任和义务，更是作家对关天培的热爱和敬仰。正如作家范小青在《序言》中所说：“随着阅读的深入，更加印证了我的第一感觉，《关天培》的几十万的文字中充满了真挚深切的情感，辛易是把自己放到了关天培的身边，放到了关天培所处的时代，放到了关天培所经历过的一切经历中去了。于是，在字里行间，我看到了关天培，也看到了辛易，辛易真的就是把关天培当成一个亲人在写，辛易对关天培的崇拜和敬仰，辛易对关天培的热爱和深情，肃穆而又热切地布满在小说的每一章每一节，《关天培》不像是写一个过去的人物，不像是写发生在二百多年前的事情，这个人物，那些事情，就像是发生在今天，就在我们身边，那么的真切，那么的贴近，那么的触手可及，我想，这是因为作者的精神与关天培紧密相连，沟通融和。”正如茅盾文学奖获得者、作家熊召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所谓历史的公信力，一半出自作家的良知，就是你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去解读，一半出自己作者的学养，就是你对这段历史功夫下到什么地步。如果这两方面你都做得很好，可能你提供给读者的文本，比较有历史的公信力。”我觉得辛易在这一点上已经做到了。 

　　综观中国当代的历史小说，有三种类型，一类历史小说偏重于小说，如二月河的《雍正皇帝》等，另一类历史小说偏重于历史，如唐浩明的《曾国藩》等。再一类历史小说介于历史与小说之间。显然，辛易的历史小说《关天培》，属于第三类。作为一部优秀的历史小说，我认为至少要遵循两个原则：一是历史的真实。所谓历史的真实就是要作家把历史人物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和条件下，用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按照“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对人物进行刻画和描绘，力求使人物形象既符合历史史实，又要顺应时代要求，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愿望。我认为辛易在《关天培》这部书中，基本上做到了“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如在小说第三十五章到三十八章，写取代钦差大臣林则徐的投降派琦善遣散兵勇，尽撤海防，将关天培经营多年的坚固防线和木排铁链全数毁弃。关天培一再要求采取积极抵抗的措施，均遭拒绝。英军炮舰突然袭击沙角、大角两炮台，守军陈连升部血战，全部壮烈牺牲。关天培将自己的几枚牙齿和几件旧衣装入木匣派橱子送回家，已表死战的决心。直到他持刀杀敌，壮烈殉国。在这些章节，作家用史家的笔法，文学的温度，还原了历史真实的面貌。再一个是艺术的真实。美国当代美学家桑塔耶那在《美感》一书中说：“假如雅典娜的神殿巴特农不是大理石筑成，王冠不是黄金制造，星星没有火光，它们将是平淡无力的东西。”马尔库塞在《审美之维》一书指出“艺术的基本潜能恰在于它的意识形态性格，在于它对‘基础’的超然关系”。也就是说，“艺术向既成现实决定何谓‘真实’的垄断权提出了挑战，它是通过创造一个‘比现实本身更真实’的虚构世界来提出这个挑战的”。作家不是史学家，想象和虚构是他的天性和权利。我们为什么喜欢读罗贯中的《三国演议》，而不喜欢读陈寿的《三国志》，因为前者是小说，后者是历史。一部优秀的历史小说不能完全地照抄历史，这就要求作家对历史事件有所发现，有所挖掘，并根据人物的性格特点，设计情节，描绘出一个个有血有肉、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这样的真实才能叫艺术的真实。在《关天培》这部长篇历史小说中，作家不仅刻画了关天培捉鬼、断案，巧解饥民哄抢漕粮，海运粮食、抗击英军等智勇双全，忠肝义胆，为国捐躯的关天培形象，还刻画了孙长庆、黄天孝、陆焕之、阮元、关母、玉珍等人物形象；不仅描写出嘉庆、道光皇帝等形象，也塑造了林则徐、邓廷桢、琦善等人物形象。正是这些个性鲜明的人物，使这部小说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和艺术感染力。当然，这样的想象和虚构是有前提的，那就是对史实的尊重，对历史的尊重。如第三章，写关天培参加武试，通过与张猛比武，突出了关天培的足智多谋。如第三十八章，有两个细节，一是写了关天培死后，仍旧持刀挺立在那里一动不动。二是横档岛沦陷后，英军狂欢了大半夜醒来时，突然发现一个清人登上炮台，来为关天培收尸。当时，有一个士兵举枪瞄准，准备向那个清人射击。诺尔斯大声制止道：“他是替关提督收尸的，放他走吧！”最后，诺尔斯脱下帽子，带着士兵们举枪向天空扣动扳机。显然，这样的细节在历史上是不可能有的，但作家通过这样的合理想象和虚构，写出了关天培英武之气，虽然有点夸张，但符合艺术的真实。正如我最近看了一部抗日的电视剧，剧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写一个儿童如何用弹弓打日本鬼子。这样的情节，虽然有点夸张，但还是可信的。如果把他写成像《奥特曼》中奥特曼拿着激光武器，那就不可信了。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认为，艺术可以比历史和现实世界更为真实：历史家描述已发生的事，诗人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历史反映个别的前后不连贯的事，诗描写既是个别的也是普遍的、合乎或然律或必然律的人和事，所以诗的艺术真实超过了历史的真实。艺术的真实，就描述了可能发生的事情。这就是《关天培》这部历史小说与真正的历史区别之处，也是历史小说打动人心的地方。 

　　作为一部历史小说，如何叙事乃至关重要。杨义先生曾经指出：“叙事学的要点就是把握三把尺子：一把尺子是结构，一把尺子是时间，一把尺子是视角。”在《关天培》这部历史小说中，作家遵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这一美学原则，通过以事运文，以事件的叙述为中心，在叙述视点的“隐幽”与“直笔”之间，不断进行“突转”与“发现”，使小说的情节跌宕起伏，波澜壮阔，直至主人翁悲壮殉职。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一书中，由德国哲学家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验现象学》所说的“存在的遗忘”而引发出小说的基本功能就是“对于被遗忘的存在的探寻”。在《关天培》这部小说中，作家为我们呈现两种“存在的遗忘”。一是有关关天培的“存在的遗忘”。其中，最让人难忘的，一是替街坊打鬼除害，二是扬州侦破假币案，三是虎门悲壮殉国。因此，读关天培的一生，像在读一部蕴含着一种雄厚、悲壮的“叙事长诗”。二是有关清朝末年的“存在的遗忘”。当我读完了这部小说，不仅读出了关天培的形象，也读出了大清王朝风云变幻和风雨飘摇的历史。如白莲教起义，追剿海匪，饥民哄抢糟粮、英国武装商船闯入上海吴淞口、虎门销烟等史实。正是这种历史“存在的遗忘”和美学情韵，使小说弥漫着一种典雅古朴的气韵，彰显着一种人文视野、民族精神和家国情怀，并唤起人们对历史、命运和未来的思考。正是这样思考，使这部小说有了审美的价值，有了情感的深度，也使这部小说达到了一个较高的艺术水准和思想的高度。正如卢卡契在他的论着《历史小说》中所说：历史作品，虽然描绘历史是“明确地联系现在”，然而“这种联系在于活生生地表现过去，使过去成为现实的前期历史，使经历了漫长的进化过程而造成我们所知道的今天生活的那些历史、社会和人性的力量得到诗意的体现。” 

　　2014-3-23初稿 

　　2014-4-18再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