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毓璜：琐记（一）

　　李进的信

　　在江苏文艺界担负过领导工作的老一辈作家中，李进是我接触最少、近于陌生的一位。虽说很早便知道有个作家“夏阳”，知道他的《在斗争的路上》是建国以来江苏出版的第一部长篇，《红色的种子》（与人合作）拍成电影、《雨化台下》（与人合作）上演于舞台，都产生过较大的影响，理论着述和诗词作品也颇受注目；可我跟其人从未谋面、素不相识，连夏阳就是时任江苏省文化局长的李进也是很迟以后才知道的。

　　这就不难想见，上个世纪70、80年代之交在苏北小城教书时的我，忽然收到他的一封来信并题赠一首七律，是如何倍感意外———彼时我刚开始发表了几篇稚气的评论文字，自度没有给他留下印象的必然性。当时的未曾“回复”是以为他并不一定需要我回复、回封信去他也并不一定有必要去看，如今想起来自觉有些不合礼节不近情理。

　　五、六年前的这个日子，李进去世了；其时对他已不再陌生并心存感激，打算写篇文字寄托思念时想到那封信，可总也找不到。后来发觉搬家时丢失了一只小皮箱，才记起有扎信放在那箱中。信是找不回来了，那封信包括那首诗写了什么也从记忆中失落，可我对李进的追怀还得从那信说起。

　　李进是“居庙堂之高”的长者，给我写信应该是出于关怀，可仍能记得的是信里面其实没有谈任何具体问题，没有“鼓励”、“希望”一类的套话，我想，那是一封相当“纯粹”的信，纯粹是一位文艺部门的领导者跟一个初涉文事者之间的普通“联络”。

　　坦率地说，那封信当时让我感动之处，只在于李进的“工作精神”。及至后来，才被别人陆续告知：在那封信之先，李进已然多有不为我知的关注和关心，比如，他在一次各市文化局长会议的会场上作报告，谈到“发现作者”、“发现作品”时，特地向我所在地区的文化领导问及是否知道我的情况，嘱咐关心我的写作；比如，他在担任文联主席的期间，又几度提起调我来省文联的动议……仅就他给我的那封信中丝毫未透露这些事，就不能不让我生发一些“工作精神”与“组织原则”之外的联想。

　　到了那年我应邀去参加《文艺报》组织的读书班，回来经过南京，在《雨花》当编辑的好友刘静生君说：李进一直关心你，是否该去看望一下？这就有了在静生伴同下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登门拜访。记得那个独门独院幽静中略显古旧，让我感到“规格”不低却并无“深几许”的感慨，摆满书架的客厅里，有以稻壳为燃料的火炉装置，暖和中多了几分亲切；夫人送上沏好的茶水，清澈着散发几缕幽香。可没有想到，面对面了，他依旧如同没有发生过那些惦记、关顾于我的事，淡淡的交谈几句后，便是沉默无语。这让不善辞令又不懂“汇报”的我很为尴尬，也让我进入对于那“沉默”的品味。沉默原是难以捉摸的，但我分明从中品味出了几许属于一种人格的简朴和美丽。

　　我调到省作协时，作协已跟文联分了家，跟担任文联领导的李进好多年一直没什么接触，没想到过了几年，作协的一位领导闲聊间跟我说起，晚年的李进在组建班子的考虑中，提到调我去文联任职的事———是希望我为文艺工作多做点事吗？他似乎总避免当面跟我说什么，他的“不露声色”的关注和期望，也让我无法向他表达什么。唯其如此，有种感情就差不多成了内心的“郁积”……回想起来真有些后悔，总以为来日方长，也总以为无事的造访差不多等于打扰，直到他去世，竟就没再去探望过他，没有能够对这位事实上促成了我的职业和专业方向的前辈说上几句话。

　　话是说不上了。对李进似乎仍旧“陌生”。唯有一些零散而深度的记忆还鲜活着：记得在进入“新时期”思想解放之初的一次聚会上，针对文艺界“心有余悸”、踟蹰观望的状态，他有一番妙语，说我们别成了一篓子螃蟹，你钩住我，我钩牢你，谁也动弹不得，剩下嘴巴里吐白沫……还记得一次会上谈创作问题，他抨击概念化、非议“三突出”、“高大全”，说得兴起，竟猛然站到身后的座椅上，嘲弄地摆出一个当时舞台上“英雄人物”习见的动作架势，引出全场会心的热烈掌声和哄堂大笑……

　　时过境迁，在时光的流水中，逝者如斯，谁也免不了淡出公众的记忆。对于李进来说，其角色位置注定某些身不由己的同时，还不免造成几许“争议”。只是人们在不无道理的往事梳理中，并不可漠然于必备的历史态度。

　　我无力也无意去“鉴定”历史抑或去做出“历史的鉴定”，李进也应该还不是什么“历史人物”。于他离世多年之后，有时仍会像寻找一封信之类地寻寻觅觅，大体是忘怀不了一些好的精神、美的情操……前年有机会读到几篇缅怀李进的文字，了解到他的一些很见精神而不为周知的情事，感受到他作为当年的文艺领导者和文艺创造者的品格，还“双重”地活在不少人的心中，能够如此，就已经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