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尧：我和我的《人事科长外传》

　　1964年秋，《雨花》杂志的负责人章品镇同志来徐州，在一次约见会上，我对他谈了关于目前干部队伍中的官僚和政客作风，引起群众的不满情况。对此，我想构思一篇小说，并且把思路也谈了一下。章品镇同志听了挺高兴，他说：“是一个好题材，赶快动手写。稿子写好了就寄给我。”　

　　我的写作动作很慢，写好总不满意，连连改了几遍，直到1965年10月才算脱稿，命了个题目叫《人事科长外传》。将稿子寄章品镇同志之后，他很快便打来电话，说“稿子写得不错，可以发表。” 

　　不想，运气不佳，当时正赶上了批判《海瑞罢官》和“三家村”的风潮，稿子拖了下来。到1966年6月之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雨花》杂志被造反派夺了权，抄出了大批的“黑稿子”，我的《人事科长外传》也在数难逃，成了“大毒草”，认为是“朝着共产党的核心部门———组织、人事方面进行恶毒攻击的大毒草”，一封公函将稿子转到了我工作的单位。那时候，新兴起的造反派正在吹着浮土找缝隙，哪里放过这样的材料。一夜之间，我成了这片地方上的“头号黑帮”。大字报铺天盖地，上百张一辑的专栏竟出了8期。从此，我被戴上“右派分子”（声明一下：反右时我不是右派，他们认为言论属右派，应定为新右派）帽子，连老婆孩子一起遣送原籍，劳动改造。 

　　那时候，心里很不服气，认为自己没有反党，没有攻击社会主义，小说揭露的是现实现象，就是有一批干部官僚主义、政客作风了么。所以，我就偷偷地把被批判得体无完肤的《人事科长外传》抄写下来，认真地保存好。 

　　1978年6月，经过8年的苦难，我的冤案被平反昭雪了。不久，文艺界也迎来了又一个春天！1979年3月，我被邀请参加了在南京召开的江苏省第二次作家代表会议，我在这个会上有一个书面发言：《一个受伤的中年作者的想法和希望》。那时候，心中余悸很大，受批判的阴影重重地罩在头上，一想起《人事科长外传》就心跳。当初去参加会时就想，见见一些老朋友吧，从此搁笔了。但也想：《人事科长外传》若能发表，胸中这股闷气也许会吐出来。正在这时候，主持《钟山》杂志的海笑同志找到我，对我说：“听说你手里有一篇不错的小说，当初受到过批判的，稿子还有吗？叫什么题目？”我说：“有。叫《人事科长外传》。我也正想向作协提个建议，看看能不能推荐一下？”海笑同志说：“你把稿子给我吧，我会认真对待的。”我又多了点想法，对他说：“因为那篇小说，我一家四口受苦8年，真不想再动笔了。”海笑同志鼓励说：“现在不是到春天了吗，鼓起劲来！” 

　　我回徐州后即把《人事科长外传》整理一下寄给了海笑同志。不久，责任编辑陈乃祥同志来信，“稿子已编好，待发。”并鼓励、赞扬了一番。后来，这篇稿子发表在1979年第四期《钟山》上。意外的是，稿子发表时，在文前加了一段这样的按语： 

　　《人事科长外传》，是董尧同志1965年10月写成的，曾寄给当时某文艺杂志编辑部，适巧碰上批判《海瑞罢官》和“三家村”那场闹剧，这篇未发表的小说被认为有“严重问题”，作者受到审查和批判，当作罪证之一，定为“右派分子”，开除公职，全家押回原籍监督劳动。直到1978年初才得平反改正。 

　　这篇小说，讽刺了官僚主义和政客作风 ，现在发表也还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据说，这是文学杂志发作品极少见的加按语现象。这篇作品的发表，虽然引起了一场新的风波（一些“左”派掌权者见《人事科长外传》公开发表，曾暴跳说，“此人太反动了，那篇文章当初批判得那么厉害，他一出来就拿去发表。可见其反动、死不悔改”），但却使我窝在胸中的闷气吐了出来，这才有后来的重新握笔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