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兆淮：我心中的艾煊先生——写于艾煊逝世八周年纪念之际

　　前些时，省报刊来约我写一篇有关江苏文学60年的短文，因为我自忖自己阅历短浅，对江苏文学知之甚少，遂竭力推荐陈辽先生及其他合适人选，谁知约稿者仍坚持让我从编辑角度来谈这一话题，无奈之下，我只好答应勉力为之。而一进入角色，我便面临两个不容回避的难题：江苏文学在全国文学中的位置，及江苏作家在江苏文学中的位置。　

　　近30年来，江苏实堪称全国文学重镇之一。而就作品数量、质量、创作成就、作品影响力，还有组织文学活动、培养文学队伍、贡献大小而言，艾煊无疑曾经是江苏文学领军人物，尤其是在文学组织活动，培养文学新人方面，艾煊的贡献则更是不容置疑的。 

　　由于年龄和工作经历上的较大差异，我在1985年转入省作协系统之前，与他并不熟识。除了知其名，读过少许作品之外，我几乎从未与他个人接触过。即使后来进了作协得知作协领导层互有歧见时，我也并无多少成见和亲疏之分。但2001年九、十月间，艾煊病重时，我两次去他家探望，他面对死亡从容淡定的言谈举动，依然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一次恰巧有《扬子晚报》副刊编辑来他家约稿，他病重无力，依然敲着电脑键盘，写他心爱的散文随笔。一如他所说“不能写东西，生不如死”。另一次是他得知自己还有人生最后三个月时光，特地从病房回家整理旧稿，此时的他，经过手术和化疗的摧残，昔日的宽阔的面庞已见枯槁消瘦之色，头发稀疏了许多。我知道，他剩下的日子已经不多了，但他得知我妻子患乳腺癌处于化疗之中，便将他正用的灵芝孢子丸交我带与妻子服用，望着他淡定平和的病容，一时间，我竟无语凝噎。 

　　这次探望过了几日，他即告别人间，驾鹤西去了，我悲情难抑，便写了一篇《忆念艾煊》，刊于《光明日报》，以表达对这位文学前辈的哀思。尽管，那时节，我未读到正在筹划的八卷《艾煊文集》，对他及他的作品所知不多。 

　　据我所知，在60年江苏作家中，或与艾煊资历相近的作家里，显然当属艾煊写作最勤、作品最多、影响最大；在与艾煊作品数量、影响相近的作家中，又数艾煊参加革命最早，资历最老。他自1940年参军后，曾先后担任过随军记者、文化教员、报刊主编、文艺处长等职。近闻，解放军进驻上海露宿街头的那张摄影照片，就出自时任随军记者艾煊之手。解放后，他本有许多从政当官的机会，即使有志于从事新闻传媒工作，也不乏升迁良机。然而，他一辈子都无意于做官，乐于为文。更不会追权逐利，他一心所想皆是做一个文人。这与当今崇尚官位、追逐权力的社会风尚，真可谓大相径庭。 

　　在作协系统里，大家眼里、口中，见到艾煊只要喊一个“老艾”即可，从无官称，更无弄权谋私之情状。在我的印象里，大约是1996年的春天，我应邀参加了一次艾煊散文作品研讨会。会上会下，会前会后，大家都觉得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奇特的会议。奇就奇在，当国内许多利用公款召开的大大小小作家作品研讨会大行其道之时，艾煊竟然亲自写了一篇《预请柬》公然宣布会议的宗旨：“会上会后，既无名酒盛宴，也无洋烟水果糕点，更无拎包红包。清茶一杯，诚话一篓。中午则向诸君子呈奉快餐一盒。”在当今红包评论会盛行之时，艾煊自费出版自筹讨论会经费和他的《预请柬》，诚然活脱脱画出了一介清白书生和文人作家的真切形象。既可爱可敬，又近于愚讷。 

　　艾煊离开我们已经八年了，如今我平摊开艾煊的八卷文集，长久地端详封面上他的八幅照片，忽而悟到，除了第一卷上呈现他当年戎马军旅、随军记者的英姿画像之外，其余七卷文集呈现于我们面前的照片皆是一派书生模样，文人本色：或在读书，或作沉思，或安详如僧，或平静似水，全无半点官场人物的气派。也许，正像艾煊的多年老友宋词先生所说：艾煊本是一个“一生只愿做文人”的书生。即使偶尔做个文化官，却也“是官却不像官，因为他不愿做官”。 

　　记得上世纪末，我曾因编辑部内部纷争，在省作协一次扩大的理事会上发言申诉，从而引起一场涉及作协内部矛盾的轩然大波，会上有不少人激烈指责主持会议的艾煊不严厉制止我的发言。如果艾煊是一位官场老手，他本可从容应对，甚至把会议引向有利于己的方向，可是，为人坦诚、拙于心机的艾煊却仿佛理亏似地急于辩解道：“我又不知道徐兆淮要说些什么，怎么能怪我呢？……”显而易见，艾煊本就是一个既不会搞阴谋，也不会搞阳谋的文人。当然，更不是拉帮结派、陷害他人的小人，或许正如他自己所言，即使在阶级斗争如火如荼的时候，他也是不会相信“与人斗，其乐无穷”这句名言的。 

　　作为文学期刊的老编辑，我曾接触过许多作家：或文品胜于人品，或人品胜于文品，而文品与人品俱佳者少矣。这也并不奇怪，古人早就说过：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金无足赤，人无完人。 

　　如前所说，艾煊本是一生只愿做文人的一介书生和作家。但中国近60年来，文人挨批受整已属寻常之事。于是，运动风暴一来，往往便是对检验人品高下的显示剂。艾煊在五七年因“探求者”冤案牵连被冤屈地定为“精神领袖”，遭到无休无止的轮翻批斗，旋即又被流放到太湖西山孤岛之上，从事繁重体力劳动，长达数年之久。不久妻子离他而去，再后来女儿又进了疯人院。论说起来，这精神上的打击与压力不可谓不大，对此就连同辈作家凤章也说过：“‘探求者’一案受牵连最冤的要算艾煊。”似乎从古代文人遭贬流放中悟到了什么，他一边从事体力劳动，一边仍然坚持写作。他从不喊冤叫屈，也不诿过于人，即使二三年后有人为之甄别平反，他也不为所动，依然沉潜隐身在西山的茶树桔林里，就像古代的文人隐士一般。待到他平反复出之后，他便出版了众口称赞的散文集《碧螺春汛》。 

　　如果说，围绕“探求者”一案，艾煊的遭遇及《碧螺春汛》的写作，表现了艾煊坦荡、淡定的人品，儒雅耿介的性格，那么，长篇小说《大江风雷》长达十年的漫长创作及出版历程，则展现了艾煊过人的文学才华及对文学的挚爱、坚守的文品。 

　　我以为，正是《碧螺春汛》、《大江风雷》所展示出的人品与文品，才使得艾煊获得了“艾江南”的美誉（海笑语）。进而铸造形成了他独特的艺术风貌：将小说与散文创作相互融汇，相得益彰。难怪陆文夫也称，“艾煊是善于谱写交响乐的作家”。 

　　据我所知，因“探求者”一案受到牵连遭到沉重打击的艾煊，很少沉湎于对往日磨难的回忆，却不乏对极左思潮的深沉反思。翻阅八卷文集，似乎唯见《梦魇》一文叙述过当年的情景。其中曾叙及从《红缨枪》到《大江风雷》的漫长的创作、出版历程。此书起笔于1954年，完稿于1957年春天。其间艾煊怀着对文学的挚爱，曾一度放弃工资，躲到苏州修改《红缨枪》。那年夏天，正在紧锣密鼓批判艾煊之时，全国唯一一本刊发长篇的《收获》杂志负责人章靳以和魏金枝联名写信给艾煊表示要发表《红樱枪》修改稿，并征得了时任江苏宣传部部长和文教书记的同意。可是挚爱文学的艾煊生怕小说受自己不良处境所牵连，依旧拒绝发表此作。以至这部奠定艾煊在江苏文学60年中地位的长篇小说，一直延至1965年才得以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可见，艾煊对文学的挚爱、执着之精神是多么深沉博大，亦显出艾煊正直耿介近乎固执的个性风采。 

　　1984年之前，作为一个年龄相差17年的文学后辈，我对艾煊其人其文所知甚少，更无缘及早认识他。1965年《大江风雷》出版之时，我刚调进北京文学所从事当代文学研究工作不久，未见其人却有幸读到了他的这部长篇。那时，我已读过国内描写战争题材的长篇小说《保卫延安》、《红日》，尽管如此，阅读《大江风雷》时，我依旧能感受到作品汪洋恣肆的气势，精细生动的笔触，在描绘抗战时期江淮地区纷纭复杂的生活方面，比之《保卫延安》、《红日》来，均有自己独到的创造性、开拓性，并充分显现出艾煊力图将豪放与婉约融为一体的艺术风貌。当时阅读之后，我即写了一些读书札记，准备作为当年重点作品予以推荐。可惜的是，1965年底“文革”风暴前夕，文艺批判之声日隆，这部力作并未得到及时的反响。然而，幸运的是，艾煊的这部在国内被埋没的力作，终于在大洋彼岸——美国哈佛大学的学者那里受到应有的回应，被作为重点作品予以推荐和评论。艾煊的多年心血和文学才华这才在国内得到认可。虽然这是迟到的反馈。 

　　作为文学编辑，我清楚记得，1984年省作协由省文联分离出来之际，适逢《钟山》在办刊思想与省出版社领导发生分歧，正感到无法继续生存发展下去，是艾煊和海笑主持的省作协接纳了《钟山》，遂使刊物此后获得了良好的发展机遇与空间。我也由出版社随同刊物一同划归了省作协编制。 

　　作为文学后辈，我敬重艾煊的文品与人品；作为读者，我喜欢阅读艾煊的那些优美隽永的散文和气势恢弘的长篇小说；作为编辑，我更折服艾煊为组建江苏文学队伍，培养文学新人，繁荣文学创作，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如今文学界很羡慕、认可江苏文学的灿烂前景，人称文学重镇在江苏。而为构建这一文学重镇作出突出贡献的第一人，我以为正是离我们而去已经八年的艾煊。回顾近60年江苏的文学创作历程，我们尤其应该记住这位文学先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