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东成：《雨花》复刊与俞洪帆

　　《雨花》，江苏省唯一的文学杂志，在文革初期即被作为17年文艺黑线的黑刊物被彻底砸烂，人员全部打散下放。怪的是，尚处在文革中的1975年，“四人帮”搞乱的文坛并没有复苏，被砸烂的《雨花》却忽然更名《江苏文艺》正式复刊了，怎么回事？人们很想知道具体承办和主持《雨花》复刊的领导人是谁。　

　　毕竟1975年至今已37年，时间过去够久了，许多记忆仅仅已只是一种记忆。作为筹办《江苏文艺》的参与者，我稍稍知道一些内情。我告诉大家一个文学界生疏的名字 ——俞洪帆。 

　　俞洪帆何许人？文革中最早结合进省文化局革委会核心领导小组的原出版局领导干部。是俞洪帆不避艰难将《江苏文艺》盘活破胎出世，默默为江苏文学界做了一件大好事。 

　　不久前，我去省级机关医院门诊部，巧遇10多年没有见面的老领导俞洪帆。已是87高龄的洪帆，整体看不出多大变化，依然我印象里那个从来没有领导架子的书生模样：头发稍显灰白，镜片后的目光，仍然亲切柔和，脸上不见皱纹和老年斑，比过去略微发胖，思维敏捷，说话不紧不慢，记忆力未见衰退，走路不用搀扶，丝毫没有耄耋之年的龙钟老态。他也正好由女儿陪同到省级机关医院来。我们好不容易碰到一起，自然免不了一番寒暄，忆及不少往事和熟人。他曾是《江苏文艺》的上级领导。这些年他似乎对我的情况仍很了然，谈《雨花》，谈《扬子江诗刊》，问我还在主编诗刊么？我说早退下来了，挂一个顾问名义。要不是医生传唤到我的名字，我们的谈话不会停止。不过，这次谈话时间虽短，有一句话留给我的印象极为深刻，也是我第一次悉知的真相： 

　　“《雨花》复刊主要是彭冲提出来的。” 

　　彭冲当时是文革中第一个结合进江苏省革委会的革命领导干部，他对文艺事业的关心和一以贯之的扶持，江苏文艺界不会忘记。俞洪帆当时是省文化局革委会核心组成员、《雨花》复刊的直接承办人，他自然了解内情，无意间泄漏的这个信息应该是精确的。 

　　1975年尚属文革期间，四人帮还没有打倒，意识形态统归省革委会政工组管，文艺、出版归口由省文化局革委会的核心组领导。俞洪帆当时是主管文化出版的核心组领导成员，承办刊物的重任最后顺理成章落在他肩上。 

　　我是1972年下半年从下放地借调回省文化局的，当时还是军管，主要任务，搞创作。1974年，洪帆找我谈话，是他将我正式调回《江苏文艺》。明明是《雨花》复刊，上面却不允许恢复《雨花》刊名，说那会很敏感，否定文化大革命，复旧、复辟，必须用从前的刊名《江苏文艺》。虽然此后和洪帆个别接触不是太多，文革后他又去主持出版局，但这位和蔼的老领导留给我的印象极好，始终让我敬重。 

　　其实，筹办刊物非始自1974年，其中很有些波折。在我借调回省那时，就听说在筹办刊物了。这次洪帆无意间告知最早是彭冲提出，这就对上号了。那时，原文联主席李进刚落实政策从干校回来，文化局核心组分配他去领导一个新成立的创作组，将一些文学界、美术界已经落实政策的老人，包括艾煊、顾尔镡、鲍明路、亚明、黄养辉等都集中在创作组里。文化局从省戏校划拨一幢小楼，供创作组活动。文化局核心组想当然认为，李进是原文联和老《雨花》的领导，办刊物是驾轻就熟，于是便将办刊物的任务交给了创作组和李进。刚从干校摆脱批判围剿回得家来的李进，吃尽了文革苦头，噩梦的阴影尚未散去，未料想回来就被分派任务，面子上难以推托。他深知办刊物如火中取栗，尤其处在“阶级斗争为纲”之时，更是险之又险。于是他应付地从下放干部中借调回几个人，有原社科院的领导薛家骥，原新华日报理论组的徐绍昌、朱明等，进行筹备。反正没有一个搞文学的，打散下放批斗过他的老《雨花》人，他一个都不要，有议论他这是记恨文革中反对过他的人。诗歌栏目李进交给了老诗人石林。有一次石林对我一边摇头一边说，巧妇难为无米炊，没有稿子，编什么，老作家、老诗人都不想动笔，新作者写的大都是报纸上的标语口号，现在这个时期编刊物，太难。石林说的是大实话，此时正是“三突出”模式一统文坛之时，文艺界老人文革中几乎都遭受过批判斗争无妄之灾，谁都免不了有畏难情绪谨小慎微缩手缩脚。如此筹备经年，刊物一直停滞不前地拖着。大概上面催问了，文化局核心组有压力了，于是重新研究，决定将编刊物的任务从创作组取回，最后只好交给了主管文化出版的俞洪帆。那已是1974年，这个谁也怕接手的烫手山芋，就此落到俞洪帆手上。 

　　洪帆不是文艺圈内人，没有“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之怯，作为文化局核心组领导，明知山有虎，也得当仁不让顶着风险上。与方方面面人士多方接触商量之后，立即着手筹划。他将任务落实到他主管的文化科。都知道，检验领导干部的真实能力，就看其决策和用人。这方面俞洪帆做的很出人意料，令许多人惊叹，我更是由衷钦佩。他慧眼识才，不拘一格大胆启用新人，原本以为他一定会将担子压在文化科长谢柯肩上，未料，他看中的竟是文化科的年轻骨干庞瑞垠，意外地将重担交给了小庞。洪帆和我谈话时强调说，庞瑞垠年轻，条条框框少，有闯劲，有魄力，拿得起，放得下，头脑灵活，组织能力强，经多年观察，应该挖掘和发挥他的潜力。你是老编辑，希望跟他好好配合，一定要把江苏这本新的文艺刊物办起来。 

　　当时情况非常棘手，一缺成熟编辑，二无作者队伍。文化科原来有一个编辑组，出版过一些趋时的长篇小说和群众演唱作品。记得之前洪帆曾交给我一部写志愿军题材的长篇小说稿，让我给作者写审读意见。我用了近五天时间研读稿件，写了15张信纸的具体修改意见交给洪帆，这部小说稿经作者修改后，最终正式出版了。74年出版社恢复，文化科出版组的人大都去了出版社。我到编辑部时，只一间办公室，挤着六、七张办公桌，空空荡荡没见几个人。庞瑞垠告诉我，小说组去下面县里办学习班（现在叫改稿会）了，见到了理论组徐绍昌（前筹备小组就过来了他一个），编务小叶，还有一个从无锡借调来的青年业余作者薛尔康，他诗歌、小说、评论样样拿得起，很被看好。1975年复刊的第一期《江苏文艺》便发表了他一首长诗。 

　　俞洪帆没有看错人，庞瑞垠更没有辜负领导对他的重用和期望。俞洪帆向他交待了办刊宗旨和注意事项，（我不知道俞洪帆曾否还与他商讨过刊物的构想，给予他那些具体帮助），庞瑞垠欣然担起重担，果然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没有讨价还价没有畏难情绪，说干就干起来。他性格外向却审慎周密，敢想敢干却胆大心细。万事起头难，何况是办一份文革时期的文艺刊物。他没有办刊经验，当时更无任何可资参照的系数，在文革还不知如何发展，“三突出”模式统治着文坛的特殊时期，编辑人手和稿源均缺乏的情况下，摆在面前的困难可想而知。他凭着敏锐的灵活反应，凭着机智和想象空间，左冲右突终于一一趟了过来，总体设计和框架，得到了俞洪帆的认可。在集体努力下，于1975年元旦，终于如期拿出了一本新出版的《江苏文艺》，向俞洪帆、向文化局核心组完满地交了卷。 

　　尽管后来有人说长道短，尤其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文艺思想大解放，认为文革中出刊的《江苏文艺》仍是“三突出”产物，与某些老作家闹过矛盾和不愉快，只有后来在顾尔镡主持下，恢复《雨花》刊名彻底改造后，才突破了“四人帮”设制的“三突出”重围，回归到文学本源，创造了一时辉煌，轰动了全国文坛。这个论断没有错，任何事物均在时代发展中发展。但不应将《雨花》后来的革新，否定1975年艰难中复刊的《江苏文艺》，我认为，必须给予《江苏文艺》历史地具体地客观的评价。任何人的思想都得留下时代的烙印，包括刊物，这一点毫不奇怪。因此，我们不能淡忘了前人为此付出的努力。要不是彭冲特殊时期的破冰指示；俞洪帆顶风而上接下这个烫手山芋；庞瑞垠费心费力的运作。谁知道《雨花》复刊将会拖到猴年马月。 

　　亏了俞洪帆。是在俞洪帆领导和主持下文革中争取到《雨花》复刊，江苏文坛应该庆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