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兆淮：《钟山》与天津作家的姻缘——编余琐忆

　　作为一名与新时期文学同生共长二三十年的文学编辑，我愈来愈清晰地领悟到，在作家与编辑相互依存、双赢互利的关系中共建新时期文学时，能够为之搭建平台，或者真正成为把作者与编者联络在一起的纽带与桥梁的，往往便是文学期刊。期刊的便捷与效率，实在是出版社出版图书所难以企及的。　

　　而创办于新时期的文学期刊，自打它创办之初便享受着改革开放的阳光雨露，具有更为广阔的视界，打破了二十多年前办刊的限制与旧有习惯：即使是省级地方刊物，也可以在全国期刊之林的群雄逐鹿中争创品牌，办成全国一流期刊。 

　　创办于1979年的《钟山》杂志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开始起步并逐步成长的。创办之初，它的办刊宗旨与定位，便使它的组稿对象突破省界范围，而将目光投向全国的作家群体，投向更有新鲜活力的文学潮流。放眼80年代的全国文学界，最为活跃开放的文学潮流，更为整齐的作家阵容，大约除了京沪和陕西、湖南及本省之外，天津作家群也是吸引全国众多文学期刊和文学编辑目光的地区之一。 

　　《钟山》与天津作家的姻缘，我与天津作家的联系，也是从这时开始的。在我看来，在期刊与作家的双向选择中，最终起关键作用的，除了该作家的知名度和作品的影响之外，还与期刊的办刊宗旨及编辑的文学观念，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钟山》与天津作家的姻缘关系，大约正是沿着这一轨迹延续发展的。在新时期风起云涌的文学思潮中，在眼花缭乱的作家群体中，如果一家期刊、一个编辑，没有自己的期刊定位，没有自己的文学主张，那注定是目迷五色，无从选择的。 

　　应当说，这是新时期文学的优势与特色，也是对期刊与编辑的素质与能力的考验。面对天津作家群体，《钟山》与它的编辑，不管你愿意不愿意，自觉不自觉，你都得接受这种无声无形的考核。 

　　就我有限的阅读经验而言，原先我所知道的天津前辈作家大致有：孙犁及其荷花淀派、方纪与他的《挥手之间》、路翎与他的《洼地上的战役》，还有梁斌的《红旗谱》。而新时期初期蜚声文坛、影响最大的则是蒋子龙、冯骥才和航鹰，时称天津的“三驾马车”。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钟山》刚刚创办，我亦刚参加期刊编辑工作不久，为着实现争办一流期刊的宏伟目标而奔波忙碌地四处拜访作家、组编作品。当时，主要的组稿对象，除了本省、首都之外，我便把组稿目标瞄准天津的蒋、冯两位作家。那会儿，蒋子龙已经以《乔厂长上任记》、《拜年》爆响文坛。而冯骥才也以《雕花烟斗》和《高女人与矮丈夫》蜚声文学界，自然就成了我组稿的首选目标。 

　　曾记得，80年代初，我与作家们家里都无电话，更无电传电脑，联系方法除了写信便是家庭拜访。为了表示编辑部组稿心切与心诚，我曾专程去天津拜访过蒋、冯两位，他们的旧家、新址，我都去过。模糊的记忆里，常在子龙家里见到其他报刊的约稿编辑。而大冯家里的摆设则充满画家和艺术家的气氛。如今，我手头还积有蒋子龙两封谈论稿件的信札，大冯则常常以明信片方式复信，还寄赠过他署名题字的小书。最终，大冯很快即为《钟山》写了短篇《两医生》，另外还与北京、上海一些作家共同题签了优先为刊物供稿的协议。直至90年代末，他还在给我的信中，答允将有关敦煌的专题文辞供《钟山》发表。 

　　而蒋子龙为《钟山》写稿一事则一直很不顺畅。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作为改革文学的开拓者，他委实是个大忙人，成为全国诸多文学报刊追逐组稿的对象，还要为撰写长篇小说积聚精力。虽然他多次来信声明“欠兄的文债久矣，拖欠的愈久，越不好还。”但我一直不好意思催得过激，逼人太甚。延至96年底，他才寄来一篇有关黎子流的“新闻体小说”，最终因作品所写系一有争议的市级领导干部，而不易通过审查只好作罢。我终于又一次错过了成为蒋子龙作品责编的机会。《钟山》从此也因此失去了与子龙结缘的机会。2004年我从编辑岗位上正式退休之后，每每一看到子龙的信，我不免要后悔感叹一番。我知道，这怪不得子龙，也怪不得刊物。这大约就像是谈对象结婚成家一样，实在是缘分不够。 

　　如果说，蒋子龙、冯骥才、航鹰三位是新时期挟着改革开放的旋风和新作，正在文坛走红的作家，那么，还有两位创作年龄较为复杂、生活经历较为坎坷的中老年作家，即柳溪和鲍昌。柳溪是从延安走出来的老作家，鲍昌则是五七年遭受劫难的“右派”作家。我是编辑部刚过不惑之年的编辑，对柳、鲍两位是只知其名却无缘相识依稀记得。他（她）在钟山发表的作品大约是大我十岁左右的刘坪或蒋寿山组发的。如今，作者与编者大约都巳作古，想起那段编辑往事，不由不让人唏嘘感叹一番。是的，文学刊物需要更新才能发展，要想生长为一棵文学大树，它总需接纳新的作家成员。 

　　80年代初期,随着期刊连续举办一系列文学活动，并在《钟山》连续发表了一批“右派”作家和知青作家的代表作之后，其中还有些作品获得全国性优秀作品奖，有些提高了期刊的影响和声誉之时，《钟山》随后又适应、追踪文学潮流的发展趋向，率先集束刊发了一批年青的先锋派作家的代表作品，并率先倡导“新写实文学”等主张，《钟山》终于在文学界赢得了一定的声誉和市场效应，也吸引了天津另一些青年作家的注意力，记得那段时日里，《钟山》不止一次地在南京接待过天津的文学“多面手”赵玫，发表过她的小说与散文，其后我又在一次在全国作代会上拜访河北何申、关仁山等作家时，面见了肖克凡并约请他为刊物撰稿。2000年之后，《钟山》还发表另一天津作家王松的作品。 

　　在谈论《钟山》与天津作家的姻缘时，我特别不能忘怀的是，与胡风案中小说代表作家路翎的失之交臂，实在令人遗憾不已。那是大约80年代末期时，一次检读来稿时，我竟发现一篇署名路翎的中篇来稿。我是一名60年代中期读过中文系的中年编辑，早在57年读高中时，就知道胡风、路翎其人，大学期间又读过路翎那篇受批判的着名小说《洼地上的战役》，而且还知道，他与南京有着特别的缘分，接稿后自然特别留意。但不知是因路翎当时已身患重病不便写字，还是其他原因，他的来稿字迹实在过于凌乱潦草，无法卒读，我遂慎重地复信于他，让他请人誊清后再行寄来。可惜，之后再也未等到他的来信来稿，再后，每每回忆此事，我都不免感到十分遗憾和后悔。 

　　最近我有暇翻阅旧日《钟山》部分目录，竟忽而发现，其实在《钟山》发表作品最多，我手头积有来信最多的，竟不是我最早去天津拜访的蒋子龙和大冯（骥才），而是我素未谋面的“胡风分子”、“右派”作家林希。从上世纪中期到新世纪初期，他先后给过我四五封信札，发表过中短篇小说4篇、散文随笔2篇。虽然，直到现在我也从未拜访过、面见过这位如今年已75岁，从年轻时即屡遭劫难的作家。《钟山》与我，似乎跟他之间有着某种特殊的缘分。不知不觉地，他已成了为《钟山》写稿、供稿最多的作家。林希与我似乎合作得特别友好、默契。 

　　虽然，迄今为止，我与林希仍未有见面的机遇，且都已是过了古稀的老人。但我相信，我们的心是相通的，都有一颗热爱文学的心，都愿意为文学事业而竭尽全力。有了这点共同爱好，作者与编者见面与否，也就无关紧要了。我愿在此，遥祝林希老兄身体康健，并在保证健康的前提下，再写点什么。写多少与好坏，都无所谓，只要能自娱自乐就好。 

　　天津曾经是北方的文学重镇之一，也曾经是《钟山》十分倚重的作家作品诞生地。如果今后这块文学宝地能涌现更为优秀的作家与作品，如果《钟山》杂志能够保持与天津新一代作家的友好合作，创办为真正的全国性品牌刊物，那便是我这个文学老编辑的最大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