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周文 ：我与老一辈散文家的交谊

　　我因研究现当代散文，故而先后与曹靖华、吴伯箫等老一辈散文家有过文字之交。　

　　“文革”之后，学校恢复了正常教学秩序。我以为在大学里要当好一名教师，除了教好书而外，还得学有专攻，着书立说，才能站得住大学讲台。于是，我在教学之余集中精力从事现当代散文的研究。每写完或发表一篇当代名家的论文，我便把文稿或者发表拙作的期刊，寄给作家本人，请他们提出意见并表示我的尊重，总是得到他们的回信与赠书。虽是文字上的君子之交，可每每亲切如晤，仿佛其音容笑貌、举手投足就在眼前。我读他们，总是收获着感动和温暖，感受到他们对文学后辈的关心和鼓励，并且从中感受到他们真诚的情怀和谦谦君子的作风，这些成为我研究散文的一种动力和我“为人师表”的楷模。——他们自然成了我精神上的老师。 

　　我从曹靖华先生身上读到的是俭朴和平易。1979年的下半年，我反复读了他在文革前后写的《花》、《春城飞花》和《飞花集》，写了《论曹靖华散文的抒情艺术》，在次年的第11期《文艺论丛》上发表；并将该期的书刊寄给他老人家。不久就收到他邮来的、用旧皮纸包装的《飞花集》。拆开一看，书中还有一张“人民出版社”的公文感谢信件，在这公函的背面，是他用圆珠笔写给我的短简。这不免让我匪夷所思。难道他手头缺少文具？后来我读苏晨的《心花》，文章中写到曹老先生对此的解释。他说：“您看我写信用旧信封废纸之类，以为我缺这些，其实完全不是。这是我生平习惯，觉得一片纸都是劳动力生产出来的，弃之可惜，所以充分利用…” 他还说，“鲁迅先生书桌有两个抽斗，就是专装这类可利用的废物的。”他年轻时崇拜与追随鲁迅，并与鲁迅先生一起办未名社，如此俭朴的“生平习惯”，原来的是从鲁迅先生身上效法而来的。后来《曹靖华散文选》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时候，他从北京给我寄来钤签的样书，书后还附录了我评论他的文章。那时他老人家眉须皆白，已是86岁高龄，论辈分，是我的祖父辈；而我仅仅是大学里的一名讲师，他完全可以代请出版社给我寄书，可他偏要事必躬亲，为的是用毛笔工工整整地给我题签，并且钤上他的私印。如此的严谨，不仅表现了曹老先生为人处世的平易谦和，而且还深深藏着对他人的一种尊重。 

　　写完曹靖华之后接着写吴伯箫。在大学读书期间，他是我和中文系同学最崇拜的散文家之一，那篇《记一辆纺车》不知读过多少遍；图书馆里刊有这篇作品的《人民文学》破烂不堪，以至到最后竟被一位不讲公德的同学开了“天窗”。所以，我给吴先生的散文做评论，是心存已久的一件事情。我最欣赏的是吴伯箫散文的质朴，我抓住其上世纪60年前后和新时期初期作品，从他散文风格的质朴美展开评论，觉得他在散文颂歌的年代，文本从早期散文的华丽绚烂，到《记一辆纺车》、《窑洞风景》、《菜园小记》等等作品的“归于平淡”，确实是17年散文家少见的名家；也是文艺家的风格从繁复到简练、从绚烂到平淡的最典型的范例。中晚年时期，他用最简洁最朴素的技巧和文字，让自己的艺术表现达到完美的境界，在被“颂歌”定义的有限空间里，没有杨朔的“卒章显志”套路，没有秦牧的“比类取义”章程，没有刘白羽的“今昔对照”的范式，而是创造了属于他自己放飞思想的自由文本，实在是难能可贵的。——他把一生对美的追求，燃烧着，热烈地燃烧着，最后化成了平淡与宁静。我把文稿寄他，他寄来了钤签的《烟尘集》 ；同时附了复信，毛笔的行楷若行云流水，潇潇洒洒。信中说：自己利用业余时间写作，数量很少，不值得评论。又说：《北极星》里的散文，是他所满意的，以《北极星》为主来评论是合适的。信中没有一句客套话，就像他散文那样的朴实和平淡。后来，每每读起或想起他的来信，虽未见其人，却总感到他不拿“官”架子、不摆“散文家”的资格，让我温暖和温馨，有一种被燃烧的感觉；因为人格的力量照彻一切，真诚的作家总是先燃烧自己，进而用作品燃烧他人的。借用林非先生写吴伯箫的话说，“他有一颗使人们温暖的燃烧的心”。 

　　1941年郭风创作了他的第一首散文诗《桥》，1981年是郭风从事散文诗创作的40年。为此，我于80年暑假决定为他的散文诗创作做个总结。我爱上散文诗也是在大学里，当年在《文汇报》上读到我的师兄李华岚（时为李岚和李昌华的合作笔名）的《散文剪影》，其中一节《叶笛》写的就是郭风。我即把《叶笛》找来一看，就觉得仿佛感觉在欣赏素描、轻音乐，是那种任何粉饰的、玲珑剔透的美。就是从那时起，我喜欢上他的散文诗了。我一时找不到他文革前出版的《山溪和海岛》和《曙》，就去信向郭先生求助，不出一星期，就收到了他寄来的自存的孤本。文章写完寄他看过后，很快复信说：“我担心因我不足道（不足评论），你白白地劳动了一阵子…”如此说是他的虚怀还是有几分自卑？说得我很心酸。其实他的虚怀并非客套，而是实情。在绝大多数现当代文学研究者眼里，把散文诗当成“小儿科”，往往是不屑一顾的。它是文学百花园里的一朵“小花”，如同郭先生笔下描写过的“蒲公英”他信中说出这两句发自内心的话，情何以堪，真把自己当“蒲公英”了。所以郭先生的担心，传染给我，也使我担心并且自卑起来。惟其如此，我索性斗胆把文稿寄给权威刊物《文学评论》。鉴于前一年我已在该刊上发过关于朱自清和杨朔的两篇论文，而且编辑部的陈骏涛先生在决定发我第二篇文章的时候，有言在先，特地招呼过“近期不要给我刊稿子了”，我终究还是为郭先生，硬着脸皮寄去一试。陈先生没征求我的意见，就把这篇文章转给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的《新文学论丛》，而主编毛承志先生又用最快的速度把它发在81年的第一期，这些都是我和郭先生始料未及的。这篇论文发表之时，正是郭风40年散文诗选集《你是普通的花》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之际，不久我就收到郭先生题签的此书，用钢笔写着：“吴周文同志指正，郭风赠，1981年2月8日福州”。夸张地说，在我心里，我把这一年称为新时期的“散文诗年”，让我似乎感到散文诗的春天如期归来；后来果真关注和研究散文诗的学者愈来愈多，发表的相关论文也愈来愈多，也许与陈骏涛和毛承志两位先生的扶持小作、关心郭先生不无关系，——其实他俩更是倍加爱护和扶持散文诗这株“蒲公英”。这里，我要对他俩郑重道一声迟到的“感谢”。我也永远读懂了郭风先生“蒲公英”般的虚怀。 

　　写完论秦牧散文的论文后，我就直接把文字稿寄给他，期盼得到他的指教。他很快回复，至今我还保存这封用淡蓝信笺写的信，至今留给我的，是他的宽厚。他对我的文稿予以肯定，说：“关于谈到知识性为思想性服务，杂文在散文中的比重，议论中的抒情韵味，放纵和控制等方面，我以为见解是贴切的，在这一类评论文章中，我觉得尊稿是出类拔萃的。”他没提具体的修改意见，只在文稿上改了几个错字，并说《文艺报》或《花城》可能会发这类文章。秦先生连拙稿容易在哪里发表，都给我以指点，越发感受到他那颗仁爱之心，拳拳可鉴。于是我寄给广东的《花城》，因为秦牧先生的盛名，便很快在1982年第一期上发表了。这期刊物因同时发表了遇罗锦《春天的童话》，很快被查禁，后来我将此文收进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散文十二家》，此文才真正得以面世。1982年我去海南岛参加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年会，途经广州的时候，一天上午，我和一位大学助教、后来成为知名小说家的郭小东去秦先生的家里造访。我们在客厅里随便地聊。秦先生聊他的童年，讲他如何顽皮。后又聊他自己的创作，什么哲学、天文、地理、历史、医学等等书籍都看，才使他的散文充满了知识趣味。还聊到创作道路，“文革”所遭遇的“批判”等等。 一聊就是两个多小时。我俩正准备告辞，他的夫人、散文家紫风来请我们去餐厅用餐；就在我们访谈时，女主人已经忙碌了一桌饭菜。原来，秦牧夫妇听说我要去拜访，早就做了留饭的准备。我太感意外，有些受宠若惊，不免拘谨、笨纳起来。秦先生见状，温和地笑笑说：“请随意，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后来知道，秦先生总是这样宽厚地对待年轻的朋友的。 

　　我还与碧野、何为、徐开垒等有过交往，这里就不一一叙说了。其中印象最深的，是与艾煊先生下围棋。两人有机会见面就下。1998年我与他一起在成都开散文研讨会与“德阳笔会”期间，下了很多盘，他很有棋品，豪爽痛快，没输赢心，输了就再开棋局，完全把下棋当成创作之余的休闲。临别的时候，他把剑南春酒厂赠他的、一瓶只装二两的小“剑南”转送给我，很幽默地说：“我请你喝过酒了”。 

　　是的，朋友是酒。与老一辈散文家的交谊，在我，就像品赏陈年白酿，让我记住它的清澈、醇香，忘不了它燃烧我心口的感觉，直至今天、以至永远…… 

　　2011年7月30 日一稿 

　　8月3日二稿　 苦茶书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