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毓璜：我和作家的往事

　　陆文夫 

　　虽则是泰兴老乡，虽然我在县里教书时，适逢他下放到“鸡犬相闻”的邻县当“新农民”，虽说爱读其小说还写过一篇关于他的“作家论”，可跟其人既没联系过更未见过面，这就没曾想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会在小城收到老陆寄来的一封信，并附了几本题签过的赠书。其时，他早已从种田地回归写小说，《美食家》、《围墙》、《万元户》在同一年度的《收获》、《人民文学》上相继发表，《文艺报》计划发篇评论文字，要他自己找个写的人。这封信是说明想请我，征询“是否有意？”也提到了那篇“作家论”，说艾煊让他读一下，确实不错，不是一般地说说情况捧捧场。还就“人为的间隙期”跟“自为的休整期”说了些关涉其写作情况的话，因为交代过“请不要公开引用”，就至今未去违约。当时，以为这样的选择并委托有点“破格”而不失真诚，自然不会去介意说话时用了什么姿势，只是看那信上不能恭维却又笔笔工整的字迹，如同认真作业的中学生在作业本本上的书写，心里曾怀疑过：这不能是陆文夫的字吧，难道写信还用了“ 秘书”？多年后有机会读到他的一些手稿，才知道那正是他的亲笔。通常写信时原不必如此，然而，他就是这么认真地写字,向来如此、始终如此。　　 

　　感受到老陆的信托，其实还可以追溯向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记得那次应邀去苏州参加他的一个作品研讨会，一进吴县招待所就遇到范伯群先生，这并不奇怪，他主其事。奇怪的是范先生的第一句话竟是“好了，专家来了”。一个着名的专家对一个小城来的教书匠如此招呼，应该是一个随意而善意的玩笑，不必介意的。让我有些介意的是，事后会务上的同志告诉我，确定与会者名单时，最后请老陆定几位，他沉思有顷，就点了一个黄毓璜 。虽说会务上已经把我列入名单，老陆的点名，无意间便有些“抬举”的效果；范先生的玩笑，大概免不了包含这点因由。不难理喻，早先参加研讨会、后来撰写批评稿的邀约，都出于也大体仅仅出于对那篇“作家论”的认可。这与其说让我感受到一种“知遇”，不如说让我领略到一种“气度”。须知那篇论稿虽无“不怕虎”的故意，却多有“初生牛犊”的孟浪，奉行无忌无讳地既说了所长，也说了所短，既说了时代的局限，也说了作家自身的缺失，乃至编发稿子的编辑有些感慨：“还没人对老陆这样‘说三道四’过”，未见得只是开个玩笑。私下以为：没有理由要求一个作家去一味认同“说三道四”，却有理由认为：能够接纳“说三道四”并借此反躬自身的作家，一定昭示了某种襟怀的宽裕，某种求索精神的强劲。 

　　事实上，随着老陆作品的不断问世，我们愈来愈能够认识到他是一个并不多见的忠贞的探索者，他把艺术的探索跟社会的探索、人生和人性的探索一体化了，时时让人感触到对于艺术和社会人生的一种坚执，一泓深情，一脉贯彻始终的顶真态度和不肯妥协的求索精神。论者们在充分注意到老陆的小巷格局和平民意识的同时，多少忽略了他深广的浩茫思情和坚执的问题意识。他的问题意识常常不体现为现实的被动反映，在其艺术运筹中，常常构成一种“反拗”和独到。当社会正忙着为知识分子、为资本家“落实政策”的时候，他以他的艺术创造痛切地为坐而论道的一群画像，以荒谬的“反吃”与同样荒谬的“倡吃”，为我们总是自搬石头自砸脚的愚蠢写真；当表现富裕之路蔚成文学的大观，他发人深思地表现了一个被掏空的“万元户”和一个万元户的被迅疾掏空。从社会角度看，也许我们看到的只是作家的超前意识及其跟时尚对视的姿态，而从作家主体和艺术本体看，我们都分明可以触摸到一种独立的精神和一种指向社会与人的终极追问。他确乎总是以一个质疑者、抗争者的姿态，把以忧患为底里的问题意识贯穿整个创作思想和艺术实践的作家。我想，大哉老陆，面对社会的前行，正是由此不断求得了思想和艺术的拓展，真正地趋向了思想的前锋性并艺术的前卫性。 

　　老陆的创作不能不有不可避免的局限，他是一个极富自知之明的作家。记得在一个外地的宾馆里喝了点酒以后的老陆，执意拉上我到他房间聊天。谈了好一阵单位里的事，包括一些说不清的矛盾纠葛，大概有点希望从中做点工作的“委托”，见我拎不很清也不想拎清，没头没脑地说了句“是我挡了你的官路”。对他几次反对让我担任行政职务的动议略有所闻，知道这没头没脑的话不言自明的意思是“挡得没错”。当初“挡”的理由非独为保证我的业务，更有不该用我所短这层意思。接下来就转入论文说艺，热烈而松爽起来，成为我跟他在创作上唯一的一次促膝相谈。他说，他知道，自己终究成不了大家，因为大家是一座山，基座很大，我们有多大？他说，他知道他的作品很难留之长远，摆不了多久。当下不免感觉着他有点求之过高，责己过苛，可并没有觉得这是他“伟大的谦虚”，他是否有感于自己一直不能不专注于“现实问题”而影响了超越的气度和力度？一时说不准什么，只是漫不经意地问：“《美食家》呢？”他微微一笑说：“哎，那篇还可以。”　　　　　　　　　　　　　　　　　　　　　　　　　　　　　　　　　　　　 

　　也许由于《美食家》的影响极大，圈内圈外的朋友便有意无意地把这篇小说的名目跟作家其人联系起来，人们似乎把老陆其人跟其笔下的艺术形象一锅煮了。老陆虽然毕竟是懂得吃的，一次在苏州王四酒家同桌进餐，就见过厨师拿着一碗不知是豆腐还是什么的来到桌边，恭敬地向老陆征询烧法。可依我看来，把老陆看成吃的精灵是大谬不然的。那年作协大年初开主席团带上书记处的会议，彼时南京还如小城那样，饭店大年不开伙，从外地来与会的只有老陆，吃饭得有个着落。到了中午，我随便说了声到我家（其实是我在作协机关内的临时住处）去吃饭吧。老陆随口答应了。声明没什么好菜是必须的，他只问，花生米有吗？我满口说有。就这样，包括两位作陪的，每人摊不到两样家常菜，拿上一瓶低度双沟就吃了顿饭。熟悉的朋友都知道，老陆吃上不讲究，带上他吃饭很可放心对付。酒和花生米似乎必备或者毋宁说只要有这两样就成。我们家乡有“花生米子搭搭酒”的说法，老陆在吃上保持了老家素朴而洒脱的传统风格。　　　　　　　　　　　　　　　　　　　

　　老陆生前婉拒了为他编纂出版文稿，却鉴于老作家出书之难，带着病弱之身，为去世之后的高晓声多方张罗出版文集。我记得他的认真，记得他两次当面要我为老高的文集写篇序文，说老高是有分量的作家，从评论的角度写得详尽些。彼时的一再推辞拖延，是因为老高声望高的同辈朋友都还健在，自度由我来作序非所宜当。可老陆顶真异常，不肯通融，文集付印前又派人几次三番来敦促。回想起来，终究应命，其实是不忍辜负了他那感人的信托和期望。这件事就是他对我为数不多的委托中的最后一次委托了。如今，斯人长逝，再怎么希望老陆来委托我一些什么，哪怕是让我有些犯难的事，也已然没有可能了。好在老陆要托付于人的，大体都只是他生前宣称过“九灾十八难，不死还要干”的文学上的事体，活着的人不难领悟，去努力把他无声的委托办理得妥帖一些。 

　　老陆病危那阵，我不时打探，却没有去看他，不是不忍面对英俊的老陆完全脱形的面容，只是感到没有很大的必要了。在我的想像中，关心和探望老陆的人一定会很多，会络绎不绝。几次抑制去苏州的冲动时，都想到一件事：那年跟作协的两位前任领导去苏州办事，顺便去看看病中的老陆，临时想到买点水果带去。不料，车子刚在一家水果店前停下，就有一位警察走过来“开票”。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登门探望老陆，觉得“晦气”间鬼使神差地念叨了一声：对不起，款照罚，我们急于去看病人陆文夫，请允许买好水果。不料，老陆的名字一出口，警员愣怔了一下，竟就合上票本扬长而去了。到了老陆家，闲话间不免把这细节讲给他听。老陆笑起来，说还有更有趣的，便讲了一件冒名顶替他的家眷而让罚款的交警不了了之的事。　

　　老陆去世那年，我去参加了告别遗体的仪式。其时，细雨淅沥，灵堂的里里外外挤满了人，不只有官员，生前友好，更有不少向记者自陈跟老陆素不相识的读者。联想之下，感慨系之，苏州警民对老陆关爱若此，说明的已经不只是文学的力量。老陆创造一生，临了终究未能如我们期盼过的那样，再创造一次属于他自己生命的奇迹。然而，他该是走得坦然的：他走之先已然留下了，留下了他生命的重量。年前，去家乡参加“陆文夫研究会”成立典礼，得知家乡的党政部门正策划一条“陆文夫路”的命名，我更意识到他其实还活着，还在以他文格和人格的力量嘱托于后人的前行。 

　　艾煊 

　　我所熟识的已故作家中，艾煊是勤奋多产的。在我看来，他的偶或屡败屡战地下下围棋，与其说是爱好，不如说是读书、写作间隙中的稍事休憩。这成就了他的知识面、思考力，成就了其在长篇中篇、散文随笔以及电影剧本等样式的丰厚创作。 

　　我读艾煊是很早的事，彼时，从文笔上直觉到一种“江南秀士”的气质。《碧螺春汛》一类散文，虽说写的是特定年代实际的生活，艺术软体上不免隐约几许“时代”的硬块，可整体上着力于人与自然的情韵，能见出活的灵气和真的性情。某种漾乎其里的通脱和平静，逸美并雅趣，容易调动人的艺术记忆，比如连类到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那份翠微杳霭的江南风光，让读众于热烈宽厚中领略些许萧疏，几多恬淡。 

　　那一阵我在小城读书，对省内文坛诸公一律隔膜而又无意打探。对未经谋面而几度见诗的艾煊，其人其文的对位上就有些径庭，虽未把他设想为江南少女、惨绿少年，却一点也没料到他继戎马倥偬的军旅生涯之后，又以官员的身份于世情变迁中历经一番坎坷。 

　　岁月经冬历夏，游子秋风生鬓，我认识人的能力却略无长进，不一定尽是性情孤僻使然，也该跟自己一直谋生于异乡小镇带来的孤陋有些关系。等到我能为艾煊其人“定位”，他早已定位在省作协主席的位置上。既然我以忝列作协会员，知道作协主席，也就跟公民知道国家主席那样十分自然而又十分远哉遥遥。 

　　并未想到不久主席会留意到我且有了调我到作协工作的动议。“留意到”云者，是从陆文夫的一封信中得知，陆先生说艾煊看好我写的一篇评论文字，推荐他看看。等到上世纪七十、八十年代之交，我应邀去北京参加一个多月的活动回来，省作协已为我的调动做了不少工作。经过南京时，这才第一次见到艾煊。艾先生文静平和，见人没什么客套寒暄之类，老熟人似的，没谈几句就说，开了这么长时间的会，信息一定不少，别忙着回去吧，明天跟我们说说。在他的感染下，我也没说“正该汇报”之类的套话，第二天便在作协党组说了半天，艾煊跟时任《雨花》总编的顾尔镡又一起要我下午再跟《雨花》的同仁说说，便又在编辑部说了半天。临别时艾煊表示希望我来作协工作，要我争取所在地放行。并问是否需要他去通通关节做做工作。 

　　几经周折被调到作协之后，我很少想到似乎应该想到的“知遇”一类字眼，以致朋友间或有以为我内向得近乎清高的。其实，自己明白倒是出于一种可以称为自卑的心理，历来以为，“知遇”的受动者，如同“高山流水”，属于人杰们的事，非像我这样的等闲之辈可以受用。同时，照我看来，艾煊并非一个在个人的交往上厚此薄彼、亲疏分明的人，人际的事体在于他，常常被相当纯粹地指向作为为文者的交流关系和作为办事者的工作关系，并不介意我的从没礼节性的登门拜访，倒是至少有过三、四次来“登门”找我。第一次到我的临时住处，就很是推心地就“任职”和“写作”谈了些通常朋友间才会谈的话，让我体察到一个长者的有益而必要的告诫。记得我定居不久，他的一次登门，竟是陪同一位青年作家来的，要我看看他的一组作品并发表一点批评意见。其时我正“高卧”未起，弄得很为惶恐又十分感动。作为年资上的后辈，平时会对艾煊有些执弟子之礼的做派，比如出差时，见他有重一点的东西，总会执意想要帮助拎一拎，可总是遭到同样执意的拒绝，后来也就不再为这等事罗皂，开一句“马屁拍不上”的玩笑了之。 

　　由于工作需要，到作协的最初两年我比较系统地读了江苏一些主要作家的作品，才知道早年以散文蜚声的艾煊，在哪些蕴秀喷香的散文问世之先，就开始了长篇的创作，后来更有《大江风雷》、《乡关何处》等部陆续问世，有的还在海外学人那里赢得“卓越的小说”之赞誉。在我看来，由于那个时代及其政治因素的干系，他的长篇创作中，虽极力保持一个作家的独立精神，却无法不在历史深度、人性事实的掘进、开拓上受到一定影响，有的作品在出版时，还不能不进行了许多非艺术考虑的修改，乃至较之原初的定稿无所补益而多所损伤，多少年后与之谈及于此，还明显地感受到其内心的无奈和疚痛。当然，即使如此，为后来人们强调的主题的多义性、性格的多重性等等特质，也已经在他的作品中端倪可见，不失为历史骨架和形象血肉相表里的有机体。尤见特色的自然就是“江南”韵致，那些气势堪称雄浑的长卷中，也往往透出清新淡雅澄明，以细腻的描状和明秀的江南风情取胜，其艺术分量往往不是靠汪洋恣肆的挥毫、纵横捭阖的描状，倒是那些富于地方色彩的风物和具备时代容量的细节，以及那些轻灵而凝重的心灵摹写和氛围创造，播布开浓烈醇厚的生活气息和呼应历史节拍的生命音响。 

　　艾煊晚年创作的丰赡，在通常称为老作家的行伍中不说仅见也无疑堪称罕见。我也多有机会私下里抑或在文学的聚会上听到他发表高论，各种会议都乐意邀请这位自称退役的执拗而随缘的老主席。从他那些推出的作品和发表的议论中，可以发觉他后来对散文愈加钟情、专注并推重了。这或许正是其一以贯之的审美选择。早年他的《风雨下钟山》获得地方和军内的双奖后，他就说过这是他第一个也肯定是他最后一个电影剧本这样的话，后来又曾以这样的方式告诉我说：“最近没事干写了个小长篇------”这当然不意味着他在各种艺术样式中有所厚薄，但确实也流露了对散文的情有独钟。事实上，他最后一下子赠我的六本书，也都是旧选、新着的散文结集。 

　　散文是老年人的文体一说未见得确切，但老年人的散文常常勘破、疏淡“历史”而感悟、皈依“自然”可谓相当普遍的现象，且分明构成文学史上的一道景观。艾煊晚期散文迥异其趣，他诚然执着于心灵之域，然而其心灵却令人感动地有别于大而化之的“天人之思”、“物我两忘”一类“超凡离俗”地高蹈尘世，往往以双重情结呈示于读者，既是一个“巡天”者又是一个“坐地”者，宇宙的感悟和历史的审视构成他高远的憧憬和现实的关顾。多少年前，我曾尝试过梳理艾煊散文的走向，以为他经由漫步江南水乡的茶山竹海、桔园梅林，转向更见广袤的时空，从秀丽的匡庐山城，到苍茫的小兴安岭，从淮上老区，到大漠南北，拓展了抒情寄意的天地；经由热衷于在湖光山色、风物土俗采撷、发掘生活美质，进而把视点转为俯察历史的宏观走向和现实的飞瀑旋流，质朴的生活沉浸中溶渗进凝重的思情和婉而多讽的针砭。并由此认定他从诗质、美质的经营到理性、悟性的贯注，意味着一种情志的升华和力度的张扬。这种演进，可以说一直延展到他的晚年之作。只是及于晚年，这种延展已发生了一次高远的跨步，我说的自然是他一方面更为趋向冷峻的彻悟之境，而另一方面，又更为勃发了火辣辣的生活激情。就此我曾在一次闲聊中戏谑于他，说你艾老年岁与火气俱进了呢，文质彬彬的江南秀士也学会狠狠地“骂人”了，足见我们这世道实在有了些不能不骂之处了。 

　　艾煊的精神悖论其实正昭示了文学发生发展的某种根由。文学其实并非别的，本就是现实跟理想之间构成的痛苦的撞击和撞击的痛苦。艾煊在这种撞击中乐此不疲而精神抖擞，他确实有过来人的彻悟的一面，但这并不导致其远逝于倘佯于不可期的彼岸，并不走向那种时尚得紧而又滑稽得很的伪禅伪道，他实实在在地回了过来，回到彼岸和此岸之间，回到属于文学自身的那个自由而尴尬的位置。他晚年推出的一套书，包括《人之初》、《茶之余》、《海之潮》、《绿醉天涯》、《海内存知己》、《醒时的梦》六本散文集，总题虽为《江南烟水录》，却并非一味散淡地寄情云水，恰恰展现了他对人间烟火、生命潮汐、历史意绪的不能释怀。我赞赏那些智者的遨游，赞赏那种雅人的观俗，赞赏那等醒时的忆醉和梦醒后的勘梦，赞赏那般花月的玩味、艺文的品咂，更赞赏包含其里的那种生命的鲜活状态和不妥协的人文执着。 

　　作为一个批评者和批评工作者，我所操办抑或出席别人操办的文学研讨一类会议可谓多矣，私下明白，此类会议都是要有“组织名义”、“经费来源”和“会务班底”的。比较起来，老主席生前的一次研讨会就有些“山寨”式的另类，他自己寄发的一份“预请柬”便能说明问题。收到这份请柬后我将它公开发表过，如今执意要再度摘录推出，实因以为在那些愈演愈烈的会议势派面前，其价值也愈来愈显见得突出起来： 

　　预请柬 

　　艾煊敬启：仅以个人名义，敦请友人参加本人散文作品的评议会。时间约为春节后之某日。特为预先周知。 

　　（略） 

　　纯属文友小集。竭诚欢迎箴言峻语，真话实话。若有大话套话空话假话，偶然落入贵口袋中，也请勿陈之会场，本人实在无福消受。恳请将这些珍宝，让宇宙飞船就便带到天庭，奉献给上帝，或由下水道传递至地府，馈赠阎君。 

　　（略） 

　　洗耳恭听诸公之高论。但与会诸公也可有话则长，无话即无。可一泻千里，也可啜茗喷雾，悠悠默然。若只听只看不说，亦决不强索金口之珠。 

　　君子之交淡如水，会上会后，既无酒宴，也无水果糕点，更无拎包红包。清茶一杯，废话一篓，龙宫鬼域，艺苑凡尘。会开至午，意绪阑珊，即请起驾回府。若意犹未尽，午后续谈。中午则向诸君子呈上快餐一盒。 

　　（略） 

　　一切随缘。礼仪从简，办事崇实，不来也可。若不来，不必打招呼，毋须说明原因，毋须解释理由。文友小集，任性之所至。到会准时更好，迟到早退也无妨。会如流水，率意进退，坦然怡然。 

　　此会绝非庄严庆典。开幕式和剪彩，属于太尊贵的礼制，太高档的消费。于穷文学，于鄙陋文字匠，皆甚不相宜。此高档消费性之礼制，只应出现于满腹经纶，代拟御旨的翰林公之府。 

　　会场不设主席台，不挂会标。人无尊卑，座无贵贱，进入会场，随意散坐。 

　　（略） 

　　于今若如此邀约，未知能征得出席者否。彼时确乎应者颇众，高朋满座。记得不乏带来鲜花献之于艾煊者，为了对老人的“不合时宜”表示一份敬意。　

　　高晓声　 

　　高晓声去世已然十二个年头，我时时会想起他，并非因为关系有多密切，可他确实是我接触不多而印象最为深刻的一位作家。　　　　　　　　　　

　　上世纪50年代我还是懵懵懂懂的中学生，那时好读却热衷于经典，还没读到高晓声，知道其人只是因了他是“探求者”事件中蒙难者之一。听说被发配回乡的日子过得极苦，冤案固属最冤，婚姻也属最惨，加之疾患缠身，肋骨也被折去了两根，形体上便出现了两个肩胛一高一低的倾斜。 

　　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第一次见到他，果然就是这个样子。其时作协寄居在“总统府”内，我因从小城来宁参加《雨花》的一个会议，会后留下为编辑部起草一篇文稿，住在门楼上的“招待所”。那日他跟陆文夫同来入住，该是刚刚“出土”，感到其“土得掉渣”不足为怪，外貌上要比彼时的农人更像农人是不难 理喻的事。他不可能认识我，只是淡淡地打了招呼，悠悠地从老棉袄的口袋里掏出一个皱巴巴的烟盒，默默地递给我一根。记得接过烟时一阵心酸，很想抚摸一下那被历史定格了的倾斜的肩胛，这是因为其时已读过他早年的《解约》、《不幸》等短篇，感受到眼前之“人”与昔日之“文”的大幅度反差——这个形容憔悴的苦人儿，就是那个曾经以富于才气、不失“洋气”的笔致传导出了人物心理深度的高晓声吗？ 

　　应该说，生活让他付出沉重代价的同时，也给予了丰厚的报偿，二十余年跟农民的相濡以沫，成全其可以把他们“从呼吸声中一个个辨别出来”，成就其复出以后很快进入一个创作上的井喷期，那瘦弱的躯体内似乎有释放不完而亟待释放的生命潜能和创造活力。　　　　　　　　　　　　　　　　　

　　先期推出的《李顺大造屋》问世那阵，我正应邀在北京参加一个长达一个多月的文学活动，其间新侨饭店的一次座谈会上，　　　　　　　　　　　　　　　　公刘先生义生题外地谈起这篇小说，并“提请注意”高晓声这颗　　　　　　　　　　　　　“新星”；冯牧先生充分赞赏之余还说，这期评奖如让自己投票，“第一票将会投给《李顺大造屋》”。 此后，如同文学界都注意到的，从《79小说集》开始，他连续多年地一年一本小说集问世，特别是随着《漏斗户主》中的“陈焕生”一步一步地往前走，这颗“新星”的亮度与日俱增起来。 

　　后来，我跟他住进了作协宿舍的一个单元，进进出出间见到他倾斜着肩胛走路，心理上关心他受过重创的身体要超过关注其写作。或许因为如此，多少年来从未跟他谈及写作，偶尔扯扯生活起居，知道他注意规律却不善治理生活，吃上称不得在行却也有些招数，还给我介绍过一种关于鲫鱼的烧法，那烧煮的程序过　　　　　　　　　　　　　　　　　　　　　　　 分特殊而闻所未闻，至今不愿如法炮制。偶尔也跟他开开玩笑，比如就其一成不变的浓重乡音，说“阁下的常州话比常州还常州呢”。记得那年他应邀出访美国，预定半年，不想老先生三个多月便提前回来了。我便跟他打趣，说亏你早年还是学经济的，即便仅仅从多挣一点美元考虑，也不该早早回来的。想不到他认真地说：你晓得吧，在那里做点讲学一类事体，能讲出多少东西不说，往往还得请上两个翻译，先让一个懂常州话的翻成普通话，然后再让翻译译成英语。拿点钱付给两个翻译的工资还不晓得够不够。记得那年他的一本散文集《寻觅清白》刚刚出来，送书时不说别的话，只说“请你帮我写篇评论发发，好让书能多卖出一点”。老高就是这样，生活中的谈吐总是那么认真坦直，朴实得近乎拙讷，比较其文字的书写上随处可遇的涉笔成趣幽默风生，可谓判若两人。这大概也正从一个方面揭示了“真”与“美”的内在辩证。 

　　同住一个单元近十年，却不曾有过互相串串门的事。有一次去我家小坐，为的是向我当医生的妻子咨询服药的事；至于我为他带过一件东西，也只在门口交接，并未进去过。惟其交往如此寡淡，他那年南下病发前不久，忽有电话打到我家，邀约“有空下来坐坐吗？没有什么事体，喝点黄酒”，当下就不能不感到有些意外。不巧其时正准备出发去南京大学南园看望北京来的一位友人，只能表示歉意。事后又未能主动再约个时间聊聊，更没料到后来就在外地听到他去世的消息。至今想起来还难以释怀：既然彼此从未有过两人“对饮”的事，那回的邀约，必定有些什么要说说的事，可不得而知了，成为永久的遗憾。　　　　　　　　　　　　　　　　　　　　　　　　　　　　　　　　　　　　　　　

　　一般人会以为高晓声有点傲气，比如为坚持自己的文学观点而不惮让别人难堪，比如从不肯为他组织时兴的作品研讨会。其实，他不是一个不介意读者和评家的人，他甚至说过，一个作品的价值，是作家跟读者共同创造出来的。那一年和老高一起在友人家吃饭之间，他突然对我直呼“理论家”，说他去年连出了两部长篇，“怎么一点反应也没有呢？”是感到“寂寞”了，还是有了点责怪的意思？未便接话。后来想想其时不该不置可否，内心便不免又生出几许歉意。 

　　在江苏的“齐名作家”中，高晓声跟陆文夫是一对。老陆以“小巷文学”名世，老高则以“小村文学”蜚声。从他的“陈家村系列”走出的“李顺大”、“陈焕生”们，在当代小说人物形象中是有数的重量级人物。老高去世以后，老陆婉拒了组织上为他出文集的打算，说自己留了二十万元让女儿去张罗了，却带着病弱之身，为给高晓声文集的编辑出版尽心费力，并两次当面要我为高晓声文集写篇序言。我说如要写序，也该你写，或由其他健在的同辈好友来写，我资历浅，让我做这事非所宜当。他却坚持说“老高是有分量的作家，你从评论的角度写得详尽些”。直到付印前，几次三番让人来催促。最终还是应命勉力，是却不过一种信托，也还搭进了借此顺表对老高心存的歉疚不安。 

　　这其实也就成了自己回顾老高其人其文的一次机会。依我看，高晓声不是一个严谨于结构、满足于出示“场景”的作家，他叙事上的随机性，他的意到笔从的散漫铺陈，正是一种过多的心理郁结需要不断寻求释放的表征。他不是一个热衷教喻的作家，不是一个激情的现实批判者，在其现实的认同中，分明着现实的离抗，在其无奈的顺应中，分明着凛然的对视。乖张的世情 以及荒怪的心理，一旦进入其描述，常常巧发奇中时代与人生的症结。从这个意义上说，高晓声是一个坚执于自我感受方式的、主观抒情性很强的作家。对于在客观实然性上封杀自我的作家来说，他是“张扬”的，对于倾泻激情的作家来说，他是“节制”的。他就是在这张扬与节制中协调出了自身。其作品算不得黄钟大吕，其所以能赢得读者，不只是因了艺术的独特性，更因其思想、情绪的独步、独到，启迪并接通了最为广泛的普通人共同的思索和共同的心声。　　　　　　　　　　　　　　　　　　　　　　　　　　　　　　　

　　私下以为，十多年来，当文坛历经过几度转折变幻、文学历经过几番不失成效的开拓和不无莽撞的奔突之后，会出现一种 照——我们回过头来缅怀当年的高晓声，反而更加清晰而更加充分地理解了他，感受到他的价值所在以及他的创作可能给我们下的启示。　　 

　　海笑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在无锡读中学那阵，对当地报纸的副刊很感兴趣，特别爱读时评、随笔一类精短文字。海啸为这个栏目写得很多，记住了这个名字，知道该是个人物，却不了解也没打探海啸系何许人。多少年后，海笑的长篇《春潮》、《红红的雨花石》等陆续问世，是广有影响的着名作家了，才知道这“海笑”便是那“海啸”。当时没去思量两个名字之间会有什么讲究，记得还胡乱臆测过：以为两个谐音的字，那意思也不无相通之处吧，不是有种“脑筋急转弯”式的提问吗：为什么在海边不能说笑话？ ——你在哪里说笑话，惹得那海大笑起来，不就会发生海啸了？ 

　　后来，听到海笑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成员出访日本时的一则佳话，才知道他的更名并非随意。彼时坐中那位岛国作家对其名字善意而好奇的发问，他即席作出的坦直而得体的应答，已然为众所周知，毋须在此赘述。我只是由此想过：在这里，固属表明了外交场合上的一种慧敏，表述了海笑于中日建交后“相逢一笑”地交好的心愿，只是如同“国度”意义上的交恶跟“民众”之间的友善不可混为一谈，“相逢一笑”跟“前事不忘”也并不是一个层面上的事。少小便于抗战烽火中“冲冠怒发”地从戎的海笑，无法淡漠那些刻骨铭心的灾难记忆，他后来对于参拜“神社”、对于狡赖大屠杀行径的极度愤慨，对于在我们这个蒙难的城市定点立碑、定时鸣笛的极力倡导，差不多又让人领略到一个昔日的海啸。从这个意义上说，海啸跟海笑倒真是一回事——恰恰从无可通融地善其所善、恶其所恶的临世态度上，体现出了这位作家人格的两个侧面。这样说不是就事论事于一时一事，它更是再后来我成为他的部下、在作家协会的多年交往中形成的一种相当真切的感受。 

　　我所熟识的老一辈作家中，要数会“发脾气”的，当推海笑。有机会跟他一起与会者，不至于没有领略过他在讲话中，及于民生，及于吏治，及于时弊陋规，说着说着就会有些痛心疾首起来，有些“雷霆之怒”呼啸起来。于此，人们或许会感到“突如其来”而“无补于事”，却不会不有所理解：他是十五、六岁便执意加入抗日队伍的海啸呀，他是满腔悲愤写下过《燃烧的石头城》、别具衷肠写下过《青山恋情》、怀抱忧思写下过《白色的诱惑》的作家呀，一个亲历过鲜血染红的岁月，参与过生死度外地抗争的人，无法面对那些不该淡忘的淡忘，无法释怀那些不应抛弃的抛弃，无法容忍那些不该孳生的孳生，大概也就是一种“余非好怒”、“余不得已也”了。那次听他发言，忽然联想到一句不知所自而颇为流行的话，叫做“屁股决定嘴巴”，意思也就是在什么座次上决定怎么说话了。这一想便想远了，想到少小便有过“情报员”后来又有过“译报员”履历的海笑，该最能懂得“管住嘴巴”的重要，想到除了文革一度被“当农民”，他在许多行业一直都是“屁股”坐落在领导位置上，不会意识不到用“原则”管住“嘴巴”的意义。私下便以为，对于他知人论世间的某种动情纵意，某种无所讳饰地实话实说、真话真说，大体正就是体现责任和担当的“位置意识”、体现道义和良知的做人准则。为官也好，为民也罢，这原是起码的，而在时下，这起码的确实已经成为可贵的，已经成为须得极力倡导、须得努力抵达的境界了。　

　　我所注意到的许多关于海笑的访谈、记事中，比较充分地凸现了的，是其实与此互为表里的另一个侧面，是与之接触过的人普遍可以感受到的那种“平易可亲”。 包括他那常驻的笑容，包括其跟来访者交谈的倾心，包括对初学写作者交流的恳挚。他在职和离休期间，多有机会与其同行，一起参加文学活动、一起在国内外旅游，有一些细节让我为之感动而被我归结为“平民意识”，我指的是：无论是入住旅店还是在路边小憩，他跟服务人员、跟途中邂逅者，都会生发交谈的兴趣，且往往热情和真诚溢于言表。尤其是对于孩子，至今记得，在瑞士一家旅馆的厅堂里，我们忙着拍照留念的时候，他跟几个外籍孩子一起嬉戏、一起学习用汉语问候的那份烂漫纯真，记得在卢森堡大峡谷边，他跟几个放学路过的孩子热情招呼，并用画图跟那个在他身边依依不舍的学生交谈的情景。省里有关教育部门去市县学校调研考察，常有要他同行的邀请，不只是因为他是《红红的雨花石》、《那年我十六岁》等作品的作者，还因为他是为孩子们熟知、为孩子们心仪的海爷爷。我知道，他欣然应邀时几度拉上我同行，是因为我有过二十多年在学校当教师的生涯，希望着能给孩子们说点贴实而有所助益的什么。我想过，在海笑的创作上，少年题材占有的比率不算很大，可无疑是其很为倾心、很为着力的部位，这在创造旨意上显然包涵了一种苦心：一种善良者通常会有的对于孩子的亲和与关爱，一种前辈人向后代、向未来传递一点、留下一点什么的希冀与热切。　

　　作为海笑的一种品格，称之为平民意识不只是指别的，它应该跟“人的意识”同义，应该是一个作家须得秉持的对于普世的关怀和对于生命的爱恋。这种品格反映到创作中来，就是总不能不注重“世界”与“人”的双向照察和相关思考。记得早年读过他的《职女和书记》，为《文艺报》写的一篇评介文字中，说过一些感受，指出作家真挚讴歌为之敬重的五十年代纺织工人劳动热诚这一作品主调的同时，着重说到这部长篇让自己体验出一个解放了的社会的勃发生机跟一种收紧着的社会链条的掣肘构成的失调，体验到人的主体价值跟社会客观要求之间发生的时代错位。跟许多老一辈作家一样，他诚然不是一个能够在技法上出新的好手，不是一个可以离开“社会”去穷究“人性”的作家，可他的歌颂和批判，总是能够从不同方位让我们感受到一个作家对于社会与人的由衷呼唤。事实上，这种呼唤作为一个时代的题义，大体可以看成海笑作品潜在的一个母题。对于生活的感受力加之对于艺术的忠诚性，他的作品常常能够把我们的思绪引向时代与人的底里，即是像《部长们》这样的批判性作品，官场也只是作家借助的一个“形象世界”，而在作品展现的包括情感倾向和语言情绪在内的“艺术世界”里，分明可以触摸到的是那些关涉时代的纠结，是那些更及于普泛的人的处境、人的扭曲、人的失落和追究。 

　　我所尊敬的江苏老一辈作家中，海笑是我接触得较多的一位。每逢春节，除了自己有意早早地“抢先”，都是他打来贺岁的电话；每每得到他题款馈赠过来的书画作品，却并非都须我登门讨要，那年鉴于物性高扬、精神流离蔚成世风，他便有“宁静致远、淡泊明志”八字墨宝寄来，大概是包含了老书记一点叮咛与互勉的用心。多年来，应邀在他家中喝过美酒，几度去他那里赏过奇石，几番跟他一起去外地访友；我那早经去到国外的孙儿，至今记得海爷爷，记得十多年前的一次路遇，海爷爷抚爱间将自己随手把玩的爱物送给他的情形。 

　　由于自以为探望病人跟打搅病人庶几相近，偶逢师友卧病只是从旁询问而不作探视。几年前听到海笑住院手术，一来知道那病有些险恶，二来为“艾江南”一事得赶紧了却为自己的差错而向他致歉的心愿，我带上花篮去到病床之前。他谈吐一如既往地和煦，只是不能不听出手术后的虚弱了。所幸天公有眼，他奇迹般地渐次恢复如初。如今，把85岁的老人家跟当年15岁的小战士联系起来，自然不免生发历史沧桑之感。然而，彼心依旧，依然有不能释怀的社会关注，依然有无法漠然地发发“脾气”的心志，依然写字画画做文章，依然以明朗的笑容和健朗的谈吐，接待着造访的旧雨新知。他无意“寄情山水”，却多有对于大自然的恋情，离退休的同仁们还期待着他的相约，期待今年跟他一起去云南作一次山川之行。　

　　忆明珠 

　　忆明珠早先因诗名世，后来又以散文蜚声。到得早过花甲之年那阵，竟走火入魔似地沉溺于书画。 

　　忆氏原本一手好字，尤其那遒劲中透出的几分飘逸，足令崇尚“潇洒”的青年人倾倒，乃至周围一些准备结婚的男女，于诸事皆备之余，总想到还缺哪一样东西，求他写副对联者一度络绎不绝。他也有求皆应，只是多不去“杜撰”，随手拈来杜氏所撰之句：“红豆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挥笔间还生发一通议论：老杜没想到，他这两句竟就是留给我送给青年婚庆的呢。凤凰自不待言，这鹦鹉何等光彩鲜亮，再配上玲珑剔透的红豆，算得上楚楚动人百媚俱生了。这一来，找上门的更几无例外点名要写这两句。一时间，鹦鹉、凤凰纷纷飞临许多洞房的门庭。此系旧话了，未曾想到的是，这鹦鹉，于今又已然跟许多花、鸟、人、物一起，在忆明珠的画笔下鲜活起来。忆氏往昔没有作画经历，虽说感受到他的晚年“学画”并非心血来潮一冲之兴，然而，其画事的“突飞猛进”确实为我始料未及。回想在其“学画第一载”便有些不以为然的轻慢，还不免多有惭愧。 

　　我与忆氏有过一墙之隔比邻而居的机缘，蒙其不弃，彼此多有隔三差五的串门，任情纵意地聊天。那一阵见到他家常年铺着稿纸的写字台，一变而为终日蒙块毡毯的画案，很有点投袂而起、改换门庭的架势，弄到好一阵画稿越积越高而文稿愈欠愈多。 

　　其时，原先就被他搞乱了的生物钟，也更其颠三倒四起来，真正的“废寝”，画案前常常从入夜至于鸡鸣；真正的“忘食”，几粒红枣、几颗花生米便将那“天”大的事打发过去。更有甚者，于朋友行中几乎到了逢人说画的地步。每当造访，未及落座，他那千遍一律的开场白就脱口而出：“看我今天的画！”说话间就忙着东一张西一张地凑集拢来，铺展开去，或指指点点或坐待评说，眉飞色舞间显见得其意殷殷、其情切切而其乐融融。谈说间如果转移话题或议及其诗文，他就不管不顾地把话题往回拉：“嗨嗨，在下多所好焉，然文不如诗，诗不如字，字大不如画，画所逊者，唯与诸公聊天耳------”真真假假、莫能究辨。不过有一点明确得很：来人聊天，好不过聊画。 

　　这等痴迷，委实骇人。难怪他夫人一度担心不已，背地里就曾告诫于我：“您可不能夸他的画呀，这人伢儿疯得厉害，朋友一夸，劲道更足，越发不能自休了！”我知道，他夫人兰女士对画画素无成见，只是舍不得老伴那样“以命相许”。当然，也不无些许视诗人、作家去作画为“不务正业”的心理夹杂其中，不无些许嘱托我帮她家先生“拨乱反正”的意思。我生性简单，便有意助一臂之力的领会，准备着帮助打击打击忆氏作画的积极性。 

　　于是，隔日忆氏又让我看他刚画好的一幅画时，便“居心叵测”地一板一腔地缓缓发话：“这牡丹呢——”“牡丹”若何尚未出口，兰女士即刻在一旁更正了：“黄先生不识花，是芍药。”我只得改口说：“这芍药呢，不见精神了。倒是这边上的小虫儿——这三只苍蝇还说得过去------”兰女士又急忙插话：“怎么是苍蝇呢？明摆是小蜜蜂儿！”语气间大有责怪“有眼无珠”的味道。忆氏何等明白之人，见状禁不住哈哈大笑：“老黄，老黄，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的君子人，可你真是吃力不讨好呀！” 

　　彼时，当然未曾料到，三五年后，忆明珠的书画就突飞猛进到大器晚成。我的一位在艺术学院任美术史论教授的朋友，几年前看他的画还说“格调高雅，功力尚欠”，几年后再看时，沉吟良久，说出的一句话竟就是“可以卖大价钱了”。 

　　忆明珠集诗文书画于一身，可他归根结底是个诗人，我在为他的一本小品写的序言中说过，他称得起一个巨别于一般“写诗的人”的“诗人”。在我看来，诗常有而诗人不常有，在我们置身的这个时代，亦即人际空间距离被前所未有地拉近而心理和情感距离日甚其远的电子传媒时代，尤其是这个样子。我们读忆明珠的诗文，通常比较容易从哪里领略那种属于民族文化的根底；如先秦之简约素朴，魏晋之思辨通脱，唐之心与物游，宋元之风致韵味以及明清的自然平淡等等；却比较容易忽略一个简单的事实：他的跟我们相近，正因了我们总不难从他那里触摸到一颗属于诗人的挚爱心灵。有了这份爱，心灵才有了家园，有了这份爱，诗人才在终极意义上成为了献身而不委身的诗人。读者不难从他那里寻摸出几分莫名的感愤，感伤乃爱之派生，悲愤是爱的极致。读他的《沉吟集》、《天落水》、《小天地庐漫笔》、《抱叶居小品》等诗文结集，会时时品味到多重意义上的心灵疚痛，《抱叶居小品》就给我们呈示了这个山东硬汉生命历程上的几度失声——曾经有过，伏在母亲膝上的伤怀大哭；曾经有过，驮在战友背上的痛心号哭——我更知道，面对那一个特定事件，小天地庐里有过他无法抑制的一次所仰面长哭。这些属于人类良知、饱和生命震荡并历史意绪的哭泣，当为诗人的一种注疏：诗人，就是把希望和绝望的心灵跋涉化为声声歌哭的人；在形下的世俗情怀，它是对于人生的大悲悯，在形上的终极关怀，它则是对于生命的大品味、大悟觉。 

　　大的悲悯、大的悟觉造就了忆氏的诗性，成就了其饱含智性的心性写作。他流连于诗国，从素朴的生活依恋，到人文的历史叩问，从浩茫的心灵独语，到妙曼的画边沉吟，字里行间涌动的是智者的灵慧、勇者的抗击，更是仁者遍披普世的爱心。诗人少年坦露过心迹：“我的心跳跃着/像一只血红的鸽子/将要冲胸而出-----”人生易老而鸽儿未老，跃然依旧而血色依旧；“抱叶”而居的诗人，还正该有一番与生命共在的诗情放飞吧。 

　　前些年，当各地出版家以“中国当代才子书”、“中国名老头图文”等等推出的忆明珠巻本陆续问世，忆氏却正经八百地宣称“封笔”了。其实，那支笔向来何曾搁置过呢？当年搁下诗笔，拿起文笔，如今闲置文笔，又操起画笔，画之不足，复继以歌之咏之。他曾跟我说起，了却一集小品，便去一门心思写字作画了，他大概越来越醉心笔与墨在艺术传导上直观而浑成的力量了。可诗文书画本为一体，这句号是否画得成大可存疑；且句号者，一个圆圈而已，中国先哲以圆为象，无起无止，圆运无穷，无造而化。更况忆氏向来耿耿于现实与理想之间那个永恒的距离，彼岸在彼，此岸在此，注定了诗人的感世追梦，注定了其习与成性的愁至望生，他到不了“千了百当”而闲步水边林下的地步。那一天心血来潮兴之所至了，又弄出一番“打破圈圈春满天”的绚丽亦未可知。　　　　　　　　　　　　　　　　　　　　　

　　苏童　　　　　　　　　　　　　　　　　　　　　　　　　　　 

　　说一个人不易，想说的对象若是“公众形象”，尤然。该坦白承认，私下曾颇为不敬地怀疑过:公众人物们或许原也有鉴于此，不乏有意去打点自己以与人方便者，比如做些儿女态、深沉状，做些装傻卖痴的天真、倚风作邪的怪癖，以便给述说者一点方便和兴致。　　　　　　　　　　　　　　　　　　 

　　说苏童的困难因此多一层，他缺乏各种意义上的自我“打造”，没有提供什么高雅、高俗的特行和逸事，去让说者津津有味听者兴味盎然。苏童只是很为“名”副其“实”——苏南型的务实、认真和孩童般的明亮、纯真，大约就是他作为一个文学人的底色。　　　　　　　　　　　　　　　 

　　认识苏童的人一定会觉得我这样说不够全面也一定会认可这足够准确。只是对苏童其人的印像仅仅如此简单地结论是交代不了也说不过去的，对于他尽管还不免感觉些个“面目不清”，可毕竟算不得多么陌生特别是对他算得上一辞莫赞、十分推重。　　　　　　　　　　　　　　　　　　　　　　　　　 

　　早年彼此尚居无定所，就曾挤在一套房子里栖身足足两年的时间。两年的时间里天天见面天天打招呼，天天要在一个水池里刷牙、在一个煤气灶上烧饭、在一个卫生间方便，然而竟然没有发现任何“故事”和“细节”，连那些共着的“池”与“灶”与“间”的使用，也仿佛有种没有约定的默契，没有发生过一次使用时间上的相遇；同时，一个从事创作的跟一个摆弄批评的在一套房子里三日两头有接待来访者的事，却从未惊扰过对方拉扯上对方，逼仄的空间始终宽裕着适宜的距离。这情形使我忍不住要问一声；你会以为这可以思议而不难理喻么？事情不仅恰恰就是如此，且他那种说不清是不是“客气”却肯定可以称之谓“腼腆”、称之谓 “羞赧”的举止神态，就不折不扣地一直保持于相处的两年。有时想到他在非正式的亦即可以“不做记录”的情境下的即兴高论，比如他会冷不丁来上一说：“在作协，最怕麻烦别人的，长一辈是老黄，小一辈的呢，就数我吧。”我并不以为苏童的随意道来只是拉上我做他的铺垫，但同室共处的岁月使我深深地、很有把握地感受着这话更加适宜于他自己。这自然有些“绅士”，有点欠缺我们东方的“潇洒”、“倜傥”，但我历来不可药救地固执着一己之见，认定保持做人上的这种“欠缺”，实在要比放浪出个潇洒模态来困难许多。 

　　此后还有过一些机缘，使当年同室而居者走到一起。比如偶尔碰上两个家庭结伴去外地疗养：我跟老伴加上个孙儿黄豆，他和夫人魏红加上女儿天米。故事仍然是没有的，大体是些鸡零狗碎，一起去散步、游泳，一起去景点走过，去玉器或什么市场买点东西等等。比较让我感动也让我尴尬的也就是他的存心照应，到得一个景点他再三再四地抢先买好门票，孙子说走不动了撒娇要爷爷驮，他便执意要为我助一背之劳。魏红大概是察觉到我们有些不安，还变着法儿一句半句地说些旨在宽慰的笑话，天米这不声不响的孩子显然有她的特定个性和属于她这个年龄层次的兴趣，却很为得体地屡屡接受“陪小弟弟去玩”的差派。这些细微末节的情形通常会从年龄的距离以及“实力”的悬殊上得到归结，但我的体味不能不多一点，相处时间的长度和淡淡之交给予的审视距离造成了一种“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可能，包括整合许多具体印像从总体上体味到一个家庭良好的教养。 

　　同在一个单位就多有一同随团观光一类的事，更况我们原本就是需要观光如同需要工作一样重要的一群。旅途历来是故事的多发地段，而且，长途呆在车船之上还渴望贩一点、编一点故事小段来寻寻开心填补填补空寂。苏童于此往往能不负众望，一下子造成个轰动效应，乃至为鼓励大家再创新高而立项评奖时，进入最佳、雄居顶级的往往非他莫属，大家都羡慕他人气旺运气好。不过他大概只能“主讲”并不能“主演”，从没有亲自出任角色，主演诸如出洋相、吃瞎亏、迷途走失、丢三拉四以及风流一度之类的喜剧，让人疑惑着他很有些见识很有点精明。不过，能够在“深度”上给人留下印像的情事每次也还有一些，比如那次去香港，导游把一行人带进一家好大的珠宝首饰商行。天下的导游千差万别，但他（她）们会带你去一两处购物点的做派却如出一辙，说法上也趋于划一地坦诚：“帮帮小x的忙啦，进去一下子，买不买没关系啦。”这个忙是要帮帮的，没有谁死板到拒绝帮这个忙，如同没有谁白痴到以为这里的东西又好又便宜。情况的发生全出于店主的功夫：大群的先生小姐们跟店堂的珠宝一样亮跟外面的天气一样热，又是请坐，又是奉茶，春色满面、谈吐不俗，十七八个人差不多受到一对一的接待。货品一个个地从货柜里取出，全方位的介绍一遍遍地不辞辛劳，解说金石的成色、渊源间还不介意从源头上叙起了同宗同乡。这阵势不能说生疏，只是兴许出于人的弱点和我们这类人的特点，竟久久被罩控在一种定力之中，大家都心照不宣地明白：此情此境之下，扬长而去跟充当冤大头同样是不体面不地道的。此刻便有了苏童认真的窃笑，我听他小声嘀咕了一句“我来当一回雷锋叔叔吧”，随手挑上件价格居中的成交。接下来又一位不知是否受到眼前这雷锋叔叔的感召，也挑上一件，成交。成交了就好。 

　　由此去认定苏童很为随顺、很能顾及情面，说对也对，说不对呢，其实也没错。苏童至少还有很执拗的一面。听说过他曾经多次很不客气、不容分说地拒绝过采访，话说得不太好听，让一些记者小姐们极为难堪不好下台。听说的事算不得数，可后来我得到过证实。一位从邻省电视台来的小姐，带着采访几位青年作家的任务，少不得先跟江苏同行们商量对象和日程，说到苏童便卡了壳，被告知这太不容易，刚刚发生过几起拒访的事，多半会吃闭门羹。采访江苏作家放过苏童不成笑话了吗？商量之下便被建议找黄某人先疏通一下。碰巧来人是我一位好友的得意弟子，临行前吩咐说：“有困难，找老黄”。套用的是“有困难、找警察”的说法，我当然不能不当一回帮助“开门”的警察。事情是通过电话得知又通过电话得到解决的，解决了就好。只是为此总是觉着有些难为了苏童，内心有些浅浅的惭愧，不仅仅因为他曾置我于最怕麻烦别人者之列。 

　　离开苏童的创作去谈苏童是不对头不应该的。谈苏童的创作这难度就更大。他不是一个在“提要”和“定位”上提供了多少可能性的作家，他的作品之丰富、形态之多样常常使我思绪纷纭而眼花缭乱。 

　　苏童拥有的读者之众连同对他的阐述品评之多，在他这一辈作家中该属罕见之列。如果留心一个细节还可以发觉：并没有领取过任何通常称做全国大奖而能在文学公众中受到如此关注和青睐的，并非依凭通常表现为“派遗”而频频“走出国门”的作家，苏童差不多是仅见的。他不是一个因其爆发力而一度轰动的作家，不是因了一些世俗关涉而走红一时的作家，不是那种时代按自己的要求所认定的“重要作家”，不是那种被思想、艺术观念的极端走向、被索隐行怪其实也就是反径行权造就了的“异类作家”；尤其是，他具备姑苏情致，守定着的是“南方写作”，但他归根结蒂不是一个属于“地方”的作家。因地理人文的守望跳脱而出的作家不少，可以编组成“派”列队成“军”，可苏童不是。他不是“特质鲜明”的“特色派”，特色派是用了“减法”减出来的“差”，而苏童是“和”。在我的视域里，当代中国没有另一个如同他那样让我深深感受到创造激情的恍惚与汗漫，感受到“虚构”的浓烈兴味和虚构的“没有影子”；也并无那位如同他那样足以让我怦然心动于那么多“没有影子”的影子。那是纷至沓来的古今中外一系列短篇大师的姿彩，是蔚成大观的园子和神秘莫测的城堡，是专注于“人类堕落与腐败的现代史诗”的福克纳们、认定“造就艺术家的特殊的情况同病理家相差无几”的尼采们、提起“犯罪的诗学”、宣告“为死而在”的福柯们、海德格尔们的身影，我们甚至可以从那些影子里具体寻摸到为鲁迅描述过的给人“不舒服”的“捣乱”乃至契诃夫的一个喷嚏以及“你在哪里”的一声呼唤……或许可以由此认定苏童就是那一类——那类在艺术积贮并艺术释放上常常被称之谓“实力派”的作家。这种实力提供了“继承”和“创新”的可能，保证了心理时空的缈远拓展和艺术意志的运行裕如，保证了苏童的叙事革命、语言实验始终内在着“传统”与“现代”的融通超越；并从而支持了他有效的占领和想像的飞动，支撑起他那凝重而轻灵、完美并自足的艺术世界。 

　　叶兆言　

　　那年跟叶至诚先生闲聊间，说起过兆言名字的来由：言是那“诚”字的一半，兆则为其母姚澄姓氏的一半。这样命名其情感含量是显见的了，却并不知道这“兆言”是否包涵了一种预期，比如寄望这孩子如其家族那样，在“立言”上有所努力有所建树。设若果真寄予了这类希冀，兆言大体算得不负所望。一来，在我所认识的年龄不很大的作家中，推他读的书多，学识上对得住他那文学硕士之“硕”；再则，当写小说成为他“主要的毛病和极大的快乐”，写出几百万字于今或许不能说很难，能够从普及到遍地开花的小说男女中跳脱而出、出落到有那么多人买他的书、有那么多人谈论他和他的作品，就实非容易的事；同时,大家都明白，在文学作坊日见无足轻重地热闹又日见行不由径地寡薄了“文”与“学”的年代，我们会多么看重于、期待于那些有文化、有学问而又不犯糊涂的作家 。 

　　在难免浮泛的印象中，家庭环境和个人出身之于这位小说家其实并不那么重要，从他那里去探访“家学渊源”、“学院惯性”大体会是无益的徒劳。人们喜欢参照了书香门第、学人出身论其“书卷气”，其实这名目说不很清，说那些“书”有“书卷气”，固属有逻辑上的问题，说什么“人”有“书卷气”呢？至少于创作不很搭界。用雅与俗之类去衡度作家也并无意义，俗可俗到下作，雅也不是不能雅成酸腐的。兆言很能让我另眼相看的，倒是他始终普通着，平静着，不随从也不摆谱，不像可疑的“弄潮儿”，热衷于弄出些怪模怪样，不似时式的暴发户，爱去出示什么“学人”状、“学院”态。这人异常习惯把实实在在的话往明明白白处说，他甚至于把自己读书写作的驱动力向“赌气发愤”做过归结，比如说谈起读书——在那举国无意于书且无书可读的年代何以能读上许多书——他竟就具体化地忆及一位表兄，这位表兄的侃侃而谈总是不能自休地广涉中外文学经典，令其气馁也促其发愤；比如谈起写作——何以自己的一些短篇还多有发不出的情况下便写了长篇《死水》——也坦陈过“赌气发愤”这一层因由。我历来不太介意作家们的自白，以为或则会有些名士派似的率性和随意，如福克纳的宣称想写作的人没时间去读评论；或则会有些由刻骨铭心的痛而生发出的“极而言之”，如鲁迅的告诫青少年不读或少读中国书。兆言不属此列，照我看来，在当今有名气的人物之中，他倒是一个异类，连在身价飞涨、大伙儿都乐意挤进去的屏幕面前，也恨不能打上一道堤坝。私下以为这该是事理通达之后修炼成的一种心气平和，在平和的心气里，不会有多少“文人脾气”，也没有那么多的“愤世嫉俗”，他那些应对别人打探过来的话，显然只是执其一端，在“全面”和“深度”上讲究不起，可他没有造作敷衍的故意，完全是坦诚地、贴实地自说自话，显见他作为苏州人的实诚和作为南京人的本色，也很能透露其勤奋自强不甘后人的一种执拗。 

　　不知何故，我一度在面对一些江苏年资较轻而量级较重的作家时，一下子就会把他们跟某种动物对应起来。在那些没多大道理的“对应”中，兆言便是“羊”。这是感觉，感觉通常无法化为道理，一旦化为道理就 “大不是那回事”或者至少“不大是那回事”。当然，我原本就是以在“道理”上折腾为业，企图去化解过：跟他早些年留过一撮山羊胡子有关？跟通常有种走在群体前面的“领头羊”有关？跟童话中的羊往往都很有学问有关？仿佛有这类意会，也好像并不是那回事。 

　　比较能够肯定的是，我想到人们在说“猛如虎、贪如狼”、“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的同时，说了“狠如羊”。兆言的狠劲十分了得，他的一种定力狠得厉害，在追求特异性的时尚中，在铺天盖地、此起彼伏的潮流面前，在艺术家的身后一群恶魔不停追赶的情势下，他保持了强大的沉稳，在永恒性、自我性的文学执着上，他不露声色地以化为绕指柔的力度融通进世俗和他者的关涉，跟一切标新立异绝裾而辞地标立出自己，这不能不向“狠”上归结。兆言吸引了众多评家的关注这一事实，也许要比他拥有众多的读者更为重要。我指的是，论者谈“传统”说“现代”，议“流派”论“风格”，差不多要言说什么、例举什么都可以扯上他的名字以及他的作品，他似乎成为麻将桌上的一张“百搭”，人人爱他、可以拿了他派用场，却又分明不曾有过说到“底”说到“家”乃至说出个然和所以然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广受评家瞩目的兆言其实遗落于“评论”之外，“恋家”的兆言说过很希望有读者评家为之归归类，他似乎并未意识到，给论者造成智慧和语言的痛苦就正是他的荣耀，本身就很能昭示其艺术经营上的包举性与亲和力。在我看来，对于文学人和文学产品来说，没有什么比可以被轻而易举地分门别类更糟糕的事情；当然，也就没有什么比给有分门别类癖性的评家带来困难更“狠”的了。 

　　还可以肯定的是，羊的比喻也从另一个向度指向生活中的兆言。生活中的他当然跟余华笔下胆小的男孩不相干，只是一如经过文化圈养的人再狠也狠不出多大野性来，经过充分文化圈养的兆言，也难免胎里带来似的，流露出文人的弱质，比如文人常有的过多的担心、顾忌、赘执、唠叨------那次从西藏返还南京，和我同车顺道回家的苏童，谈起一行人在高原的“表现”时，对兆言就“出言不逊”，说这人是个愁子。我说你这像是说我呢，他说你放在心里没讲唦，这鸟人讲个没完没了。这大概只是一同外出时总跟兆言一室而居的苏童的感受，别人的心目中，兆言没唠叨到那个分上，倒是被归于场面上怕“发言”的一类。忍不住要插上两句的情况不少，大体都是出于纠正和拯救的目的。那次会上，潘向黎女士不肯“发言”，我把话筒送到她面前时想到我所敬重的潘旭老，随口开了句玩笑：“说说吧，不告诉你爸”，兆言立马纠正：“该说不发言就告诉你爸”。在一些小场合，诸如此类的被纠正有过几次，每每觉得这人太认真嘀细，又每每不能不佩服他的精当和周详：不是么，“告诉你爸”是得体的幽默，“不告诉你爸”就有点伤人。 

　　记得早年送我那本《死水》时，彼此还陌生，肯定出于年齿的关系，题签上用了“老师”；多年以后，我们已很为熟识、有时竟能三日两头地见面了，他就又曾一本正经地对我说：对你的称呼有些难处，称老师显得生分，称老黄又老相了。老相什么呢，我向来除了在学校教书时无可规避也心安理得地被人称为老师，在其它场合对这个称呼特别不受用，更况兆言已庞大起来，你若称老师，真会让我吃不准是不确当的抬举抑或是“确当地揶揄”了。换了别人去这样穷讲究，我大概会视为矫情，可对兆言，并不作如斯观，这确实就是他的一种心理，我当时的解说也许“解决”了他的“心理问题”，没想到前一阵一批人外出游玩，大概是同行的夫人称我“黄老师”，他也妇唱夫随，言语间又冒出一声“黄老师”。一个不涉实际内涵的称呼，自然没必要去讲究去纠正，只是再一次感到他太过认真，认真到了顶真。一个人做人的太过认真是一种秉性和修养，一个作家为文的太过认真呢？太过精细和精致呢？是否会产生出些个利弊上互参的可能？比如，有余的沉稳会不会导致“冲力”不足，过于精致的艺术追求是否有碍视界的开扩和思情的放达。 

　　原先我相当坚执，在群体的层面上爱用“多了些什么、少了点什么”去议论江苏作家，自然也包括兆言。后来便有些底气不很足，觉到自己多少有些把两个方面的话语混为一谈了。作家如有“不足”，大体都是由其“优长”造成的，用了一般而普泛的说法去要挟具体而特定的作家不成道理，作家的事永远只是他自己的事，一个作家可以像海明威说的那样“毫不留情地把自己贬低”，“强迫自己尽可能写得更好”，但一个作家并不能去服膺别人的理想和谋划。论者对作家不妨苛求然则需要有点“相知”、“相识”做为前提，避免像浑沌的朋友那样，干出为之“日凿一窍、七窍成而浑沌死”的事体。这点悟觉也多少受启于他，兆言跟其它优秀的江苏作家一样，不是理论兴趣很浓的那类。在一些公共场合没有听到过他有什么长篇大论，许多研讨会上也让人疑心其书写功夫挤兑了说话能力。为数不多的话中给我留下印象的是他常用到的几句：“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真正的作家是挡不住的”------ 在他看来——我想——作家的存在是种自然而必然的发生，好恶褒贬纵不失道理却非独无可奈何也无大必要。 

　　在我看来，兆言的很难被“归类”，很大程度上正是由其并不在“技法”和“题材”上提供多少言说可能决定了的，传统遵奉的技法固然为其不取，现代盛行的招式也跟他无甚干涉；他的故事林林总总，他的人物形形色色，其小说世界的纷纭杂沓一如生活本身，其叙事体制也依托了生活自身的模态。他是一个典型的跟生活相一致的作家，也是一个典型的跟小说相一致的作家。用了新历史小说、新写实小说以及后现代小说去说他，如不属误会，那就是扯蛋。他无意于新旧，如同不介意技法，生活不断重复的“自然状态”才是他的目标和追求，他诚然总是在他的故事中注入自己的“自由想象”，而这想象，归根结底，都是在激活那“自然状态”上落定。　

　　我不知道兆言是否有这样的自我意识，我以为他不是一个在“写什么”和“怎生写”上煞费苦心的作家，上面用了“自然——自由”，前者说的是他的故事的生活本真形态，是对于文学“世俗性”的服膺，后者说的是文本生发的内在旨意，是对于文学“终极性”的实践。兆言的一个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不同于在世俗流连忘返的作家，也不同于高蹈形上不肯着陆的作家，他实际上是为数已经不是太多的文学守土者，他以无所不在的世俗日常的演绎，给读者带来固有的而又久违了的文学温馨，以几分微笑、几分苦涩、几多平缓、几多沉闷，提醒人们通常视而不见抑或忽略不计的常识。 

　　据此，我常常以为活得仔细的兆言内里有种大明白。当然，这种大明白只是在他进入小说艺术时，才有可能得其所哉地张扬开来。这样的感受我在阅读另一些作家时也有过，比如苏童。在江苏，苏童和兆言往往被并提，一如一些“齐名”者。彼此确实不乏一些相似之处，两位眼睛都有点毛病，前者近视后者弱视，“眼光”的穿透力却都足以到达“世事通明”的地步，能让我相信他们写小说，是去“彼岸”悟过再回过头来看“此岸”的。当然，就各自提供的文本看，两个人是很不相同的，那些不同在这篇短文里说不周详也并非本文的任务。若按照本文的体式诉诸“印象”，便可借助生活“细节”说事。其一是，那次几个人一起洗桑那，苏童在水气朦胧中眯起眼，脸几乎贴到我的脸看上好一阵，沾沾自喜于终于看清楚了：“是老黄，栩栩如生嘛”。其二是，一次研讨会上随便谈论，记不很清当时何以带出一句“我爱江苏作家”，记得很清的是，兆言马上瞪大眼睛审问似地追究过来：“你爱谁？”把这两个细节比并起来看，就能说明一点问题：苏童常常“眯”起眼看世界，多了些“朦胧”和“诗意”；兆言往往“瞪”起眼看世界，力图把人生的故事看出新意、看个究竟。 

　　这当然只不过是“打个比方”，并不涉及评价和褒贬，也不是想说苏童更“美”、兆言更“透”之类不着边的话。倒是准备就此打住时，发现说了半天有个重大的遗漏——说兆言不充分赞美他的“叙事”是说不过去的。我喜爱他的叙说，尤其是伴和智性和灵性的叙述语言。进入他的语词、语式、语调、语流包括语气和语义，感受间就用得上那句“如行山阴道”，像小溪欢欢快快地淌，不准又如大河气气派派地流。一律朴实又不失豪华，一路顺畅而下又时生浪花涡漩。我有时会疑惑，他宣称过的“不重结果”，怕是竟也包涵了些许“不能自休”，他在叙述的“过程”和“过程”的铺叙中，让人很容易触摸到他那“春风得意”的洋洋洒洒，触摸到一种得其所哉的左右逢源和驾轻就熟的游刃有余。 

　　赵本夫 

　　在我的感觉上，赵本夫也许不像我们那么看重他的处子作《卖驴》，而文学界确实由此才知道了他。彼时，全国两年一度的短篇获奖名单给予了它显着位置，无异于隆重推出了一位陌生的小城作者。当然，事实上获奖作品进入记载跟进入记忆并不全是一回事，一般的出手不凡也未必一定昭示可望的前景；《卖驴》一下子走进广大读者并频频走出国门，归根结底，不是靠了其它因素而是以其相当纯粹的艺术“硬功”取胜的。语言、细节、场景的出色经营固然新人耳目而不让小说老手，知人观世间更闪烁着一种可以称为“大气”和“独到”的东西。据此，当年我就笃信不疑：这个泥土气息浓厚、乡味乡情醇酽的年轻人，更让人另眼相看的，是为其出手相透露了的“积蓄”和“底气”，如果他的写小说不是偶尔为之逢场作戏，那么，“好戏还在后面”。 

　　我们的推测得到第一轮证实以后，作协已经有了调他来机关的动议。当时，我很乐意受命跟老李一起去他所在的丰县例行“考察”。短短的接触，就能感觉到这人有档次、有能力，进入作协的领导层是适宜的。我跟他有些个不言自明的“默契”大概从初次见面就开始。只是后来他既为领导了，在我，就习惯性地与其保持一点必要的或者不必要的距离。这原本正常；作为被领导者，为工作的事对他有过一些顶顶撞撞也没有什么不正常；只是在我几次有理或者并无多大道理的发作面前，他总很有修养似地保持十分的宽容、平和，至多叹口气了事。这在事后多少让我有些不安，需知他是个个性很强的作家，是个有脾气的徐州人，在我面前的“克制”，不会仅仅因为我在年齿上长过于他，多少会有些出于“领导身分”的考虑而奉行“自我抑制”吧。 

　　像对一切领导我的人一样，我跟他接触并不很多；但我知道，他对我有足够的尊重和信赖，甚至常常高估了我，比如，总以为工作上还有些可以发挥的“潜力”，几度跟王光玮同志分别劝说过我担当自度不能的“重任”。碰上酒喝得稍多一点，每每会人前人后冒出一句“老黄是好人”什么的；前些年还屡屡半调侃半慨叹地说“老黄是大龄作家”，这话我懂，也就是一半“哀挽”一半“不平”了。记得这些是因为我很受用，人即是如何散淡、如何不失自知之明，大概总免不了这样的弱点：不会反感于被人惦记着，不会不乐意被人称为好人。 

　　被领导通常是无法去“关心” 领导的，更何况我向来以为，跟领导，工作上不能“离心离德”，但交往上以“若即若离”为好。唯一惦记于他的是：当了头，千万别过多挤兑了创作时间。好在本夫明白，他归根结底是个小说家，几十年来没有稍懈于此。 

　　比较起一些西方作家乃至国内许多特别卖力的作家来，他祘不得高产。可在我，更愿意把这看成是一个不肯轻率动笔、因而也极少造出平庸之作的小说家的自我把持。事实上，他确实可以说是于今已为数不多的、能够以自己的基质和底色沉稳而又灵动地显示出自己的作家。其处子作之后，那种或许可以归结为土地情结、民间情怀、历史意识以及生命眷顾的心灵潜质，在一系列的中、短篇章中得到长足的灿烂释放。无论是较早的孙三老汉（《卖驴》）、黑嫂（《狐仙择偶记》），还是《绝药》中的崔老道、《绝唱》中的尚爷以及《斗羊》、《寨堡》、《土地》、《进城》、《远行》中特质鲜明的人物和摇人心旌的意境，都经由传奇人生、跌宕命运、自然性灵、社会内情的铺排，伴和不绝如缕的生命律动，饱绽牵动神思的历史意绪，注入催人遐想的事外远致。从这些作品联想到古代笔记小说、联想到话本传奇一类，也许并非不着边际；然而，比较起精妙、奇幻构成的可读性来，比较起乡土、风物传导的独异韵味来，本夫更能让我倾心的特点在于飞动的想象和与此相应的艺术延展力。他往往以虚实互补、真幻相生的笔致，拓展开充满真实感、张扬提挈力、饱含思索性的情境。 

　　论者比较热衷从这类小说发见传统的、地理的基因，发见一种对于乡村生活和传奇人生的历史性开掘，却一律忽略了他笔下那些普通“人”、“物”独异奇谲的神采提挈，那些寻常“事”、“情”匪夷所思的演绎，总是为文本构成着一种超越的可能，为读者提供由故事向“故事外”自由驰骋的广袤时空。透过那些悟觉到的和迷惘着的，透过那些莫测之变和不解之迷，你总会怦然心动，放飞思情，借助眼前景的触发，去到那些很远的地方。这鼓励我如斯描述：他十分介意给短篇以“长度”，化“意思”为“意味”，让人物特定遭逢迭印“人类”普遍运命，赋予事件具体性以“寓言”的抽象品格。这一些，使本夫的创作迥异于乡村书写的传统，内在地挟带了文学的某些“现代”命题、“现代”思考，很可以说，从创作之初，本夫的小说就潜在了某些属于“现代”的精神，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潜在了“关注”走向“关怀”、“小说”走向“大说”的趋向。只是愈到后来，才愈加明朗、愈见深广起来。　

　　江苏作家在一起一般不聊创作。比较起来，还是跟本夫聊得多一点，且谈起来往往认真而投入。“所见略同”的情况居多，“不能苟同”的一般不争论，彼此间渐趋明白：“不置可否”便差不离等于“不能苟同”。你知道的，写评论的人多有为作家“分期”、为其作品“分类”的癖性，那一次在同车外出的路上，跟本夫谈起他的创作，我说到从《白驹》、《涸辙》、《走出兰水河》几篇开始，可以看成其创作路数上的一次“转折”，意谓从“传统”转向了“现代”取向。他沉默着，“不置可否”，当然明白是“不能苟同”。这自然并不妨碍我在不久以后的一篇文字中如此立论。至今不知道他对我当时的说法如何想，想到了什么和什么。只是去年他将历年短篇精品收到了一个集子里，重新一一细读之下，自己才感到了“转折”一说需要再度审慎。我想说的是，转折云者，仅仅是依据了“手法”的运用，那几部中篇还可以包括此后的长篇《黑蚂蚁蓝眼睛》、《天地月亮地》，明显的采用了象征、隐喻、反讽、荒诞以及模糊把握、不确定把握等等为“现代派”常用的手法。而其实，就应对世界的艺术精神而言，跟其早先的短篇，跟他固有的艺术态度和审美旨意是一以贯之的。与其说“转折”，不如说是借助于形式因素，他释放那些固有的生命体验和固有的心灵系念，更加得其所哉、更其从容不迫也更其表面化了。甚至可以说，这不过是他为自己要表达的找到了更能相应的“形式”。 

　　当然，我们也由此更能接近本夫的心路，理解一个执着于乡土、眷恋于大地的作家，何以总是在他的世界观照中、在他的艺术营构上，采取了俯视的姿态和宏阔的布局。在上面提到的一些中、长篇中，还可以包括 后来广为流传的短篇《天下无贼》，我们分明都可以读到一些潜在的“主题词”：自然与社会，人类与物类，文明与蒙昧，理性与野性，善良和邪恶，友善与争斗，财富与权力，发展与迷失------这些大的关目愈演愈烈地纠缠着他，愈来愈成为这位置身现代的作家的浩茫心事。我在评品他以《地母》总其名的三部长篇时说过：“------它是‘浩茫心思’蓄之既久之后在小说领地的一次着陆，是他的心灵宿求历经辗转反侧而在艺术国土的一次偿愿。”他显然在现实与理想的碰撞中更加痛感于“社会”的羁绊和“人性”的畸变，更加以一颗素朴向善的心，冀望于自然的复归和良知的复苏。这成就了《地母》三部曲的酣畅淋漓，也会从多重层面上给其书写留下一些颇费考量的思想课题与艺术课题；特别是，对于“自然”与“社会”、“现实”与“理想”、乃至“小说”与“大说”之间的内在辩证和艺术融通，都留下必须面对的难度和无法规避的干碍。他自己关于《无土时代》之后的超越很难这一表白，很能说明他的清醒。当然，唯其如此，也寄寓着读者更多的期待。 

　　这样去说赵本夫和他的小说时，我觉得已经顺便说清楚了一件事，我指的是，何以在我近年来用了“仿生学”的做派去戏说江苏一些中青年作家时，会把本夫跟“猿”联系起来，且自以为这样的联系很有意义——它颇能帮助我们从总体和深层上体味其小说的艺术精神。其实，我对“猩”、“猿”的脾性并没有多少了解，大体是古诗文里对它的规定影响了我。“猿声天上哀”，“空山啼夜猿”，“嗷嗷夜猿鸣”，“两岸猿声啼不住”，“风急天高猿啸哀”，“江上荒城猿鸟悲”，“猿鸣三声泪沾裳”------猿为人类远亲，猿喜山间攀援，或有“古猿”、“高猿”之谓，盖因它总是出没于悠久而空旷的时空，从那里容易诱发独立苍茫，历天地久远、阅古今变易的遐想。本夫小说的俯瞰姿态、宏观寄意、悠远纵情，与“高古”之猿给予人们的意会差可比拟；而猿之啼啸，多于落寞旅途遭逢，多自荒山野岭传送；林寒涧肃、空谷回响，给行者带来哀思愁绪，此境此情，适足以跟本夫小说连类取譬——他常常如同寄生天地逆旅的过客，究察于天人，往还于今昔，以几分古道、几多热肠，去感受世事沧桑，品味人生寒暖，在生命和终极的意义上呼唤于群类并族类，憧憬和寻觅其心向往之而又难以名状的精神家园。 

　　当然的，相对于人类悲壮的行进，“途中”是我们永远的位置，“乡关何处”是我们永远的提问。本夫无意以他的小说去演译人类的历程，他只是热衷于在一个宏阔的背景下，触摸那些记忆的温度，追挽那些失落的岁月，凭吊那些不沉的灵魂，倾听那些杂沓的足音。这使他的小说常常具备“人类风景”的品格，也使他在艺术占领的欲望中守住了小说的“本分”。　

　　毕飞宇　

　　毕飞宇是条汉子，明明白白、爽爽脆脆的那一种；附带一些孩子般的率性，通常没多少思前想后的忖度和左顾右盼的掂量，不准什么时候还会有点顶顶撞撞的情况发生，让你由相貌到谈吐感觉些许“生猛”。可这跟他可以说成冷面的温存、大大咧咧的精细又分明相表里，往好处说就是兼容了北人性子与南人脾气之优长。这于我颇多相宜，如同自幼很能受用鄙乡黄桥那酥而不松、细而不腻的脆饼。私下以为，他后来能写出《哺乳期的女人》一类刚劲韧毅又柔肠百转的文字，可祘他开始找到并传达出了自己。 

　　如果要再往好处比说，那就是到了再后来我设置“作家动物园”时给予了他的“蛇”这个称谓。这称谓应该是称许，跟“农夫”无关，跟“伊甸园”呢？或是有点干涉吧，多年来一直以为那园子里的那条生灵该得到昭雪，凭什视它为“教唆犯”呢？这不公正，它不过是干了一件让人成为人的事，与我们那位同为“蛇身”的女娲异曲同工而殊途同归，你该把它看成人的设计师、“人事”的“启蒙师”才对。毕飞宇的小说扯不上“禁果”，只是他的越来越专注于人的具体审视和内在释放，他的潜心于人性包括自然人性的掘橥，无疑在人的认识自我、回到自我并舒张自我这个古老而永远的题义做出了启示。 

　　当然，这不过是“写到这里”时难免牵强的“忽然想到”，那一阵从他那里生发“蛇”的联想，主要缘自“纠缠”这一特性。纠缠不放是蛇的做派，也是执着、韧毅的表征。飞宇是苦吟派，不会率尔动笔，也不是一个善于轻描淡写的作家，我想，正襟盘坐、久久凝眸对象该是他通常的写作姿态。虽说未见得去把一个思想想到底，总必得弄出点子丑寅卯来；虽说不一定会把对象看个透，总是想要握住些要点要领及要害然后“张口”。那些支撑了他声名的，以“大吞大吐”展现了宽阔艺术幅员的，充满土性、灵性饱和临场感、思索性的中短篇章，诚然写得从容，可分明是一种“步步紧逼”的从容，诚然写得单一，可分明是一种“杂多”的单一。不必夸饰地说，他就总是去从别人“结束”处“开始”，却可以感受到，他的“结束”处，常常会给别人再度地重新“开始”留下很大的困难——当“深度模式”一度被弃若鄙履，当“猴子扮苞谷”一度成为文坛时尚，当紧紧抱牢并极力穷尽“对象”的兴趣和力量在作家们那里普遍滑降和流失，他却以属于自己的方式，调整并逼进文学固有的目标，以生存境况和心灵诉求、命运肆虐和生命抗力的接应互动，以拒绝“评论”、伴随“平等”的叙事姿态，让读者领略一种令人窒息的真实并一种令人感动的真诚。 

　　有时候，我会把他的创作成绩跟求真立诚联系起来。文如其人的事未必尽然，但我知道，在他，艺术追求跟其人生信守是一致的，为人处事上甚至于有些太过顶真。记得多年前他跟外地朋友电话聊天中，兴之所致就一次球类赛事“打赌”，原是说说玩玩，不想事后那朋友就收到输了的他汇给的几千元。飞宇彼时远没到可以“挥金”的份上，且正为一项开销犯难。然而这似乎就是他惯常的原则和作派，如同他总是记得我是 “第一个 ”——是第一个评论他的人，乃至多少年以后，他壮大得作协不能不开他的“作品研讨会”了，会务上的人还跟我说事：为确定与会者邀请名单征求他本人的意见，他说了，两个人要请，其他由你们“钦定”。那两个人一个是他大学时代敬仰的老师，另一个便是那“第一个”。 “恩师”是一回事，那“第一个”不是什么“冠军”，况且，写作的人都不会不明白，如同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挡住一个优秀作家一样，也没有什么东西能帮助一个平庸作家，一切“酷烈抨击”抑或“隆重推出”，都近于瞎起劲乱忙乎；评论者们也不会不明了，评论固然不指望创作来就范，也未见得就是为别人的文本创造价值——我干的其实是我自己的事，“感戴”似地记得这件事，除了说明他良性的记忆力和怀旧病，本身没多少实际内涵。当然的，这毕竟是事实，一个没有多少实际内涵的事实。 

　　还在上个世纪90年代开头几年，我读到毕飞宇初始的几篇小说，觉得正有些那个年代的感触可以在说他的作品中说出来。形成文字后，请编发者敲定了题目，编发者是有见识的聪明角色，从文稿里择出几个中心词，连成为《春意阑珊半山腰》，很贴合我的意思。其时，我正为“现代派”新潮的某种夭折而感怀，为“后现代派”新新潮的某些不堪而茫然。“春意”云者，表明了我对现代新潮的几分热忱，“阑珊”自然包涵了它落潮后的几许惆怅，“半山腰”则寄寓了我对文学包括毕飞宇小说的一种反思和期待。 

　　这样的思路自然也不妨说是被毕飞宇那几篇小说整理出来的。既然他当初的《祖宗》等篇可以归入相当“现代”的作品，既然他的崇尚现象又垂青本质、倚助空间维度又偏重时间维度，很足以使他成为“现代派”中的“这一个”，就不能不激发我固有的热忱而给予我所乐意给予的充分肯定，我甚至不惮“功利”之嫌，为一个其生也晚的新秀、为其“不逢辰”地拖在了“潮尾”而有所惋惜；同时，我历来认为“现代”、“后现代”的症侯，从表现机制上看大体在于前者的一味“高蹈”与后者的一味“匍伏”；既然我们已经可以从新潮的衰落看出几多“自身的因由”，既然我认定飞宇不是那种极端派，认定他其实有种“站在‘特殊’和‘普遍’之间，站在‘现象’和‘本质’之间，站在‘偶然’和‘必然’之间”的潜在艺术意向，那么，设想他进一步自觉调整，在“中间位置”上“陈力就列”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为此行文中请出过尼采，求助过他的话：“切勿停留在水平的低地/切勿攀登至山峰的高顶/只要在半山之巅/世界将完全呈现在你眼前”。大概在向头角初露的飞宇进谏的同时，也包含了我的一种古老的艺术理想。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直至飞宇推出几部赢得普遍关注的作品而名气日见响亮起来，我们一起聊天、一起活动、一起吃饭的机会虽然很为不少，却没去读他的作品。跟要读的东西太多、丧失了“追踪”的兴趣与可能有关，跟认同孙犁先生关于“一流作家”无需评、“三流作家”不必评那番话有关，或者也包含了心理上的一点小家气的偏私：在我的偏见里，评论者（区别于“研究者” ）不必趋骛当红的、顶级的作家，并以为盯牢这一类去“对阵”也好，“对话”也罢，容易招引“捆绑式”广告之讥。更主要是一度热衷于写些“散文”、“随笔”而一发不可收，再后来便是心理和身体上的劣化。那一阵，飞宇至少两次跟我说“你别写了”。这太容易引出歧义的话换个谁都不会说，他知道他能说，不光是向来以晚辈自居的他知道我能受用。心底里也确实明白他是要我珍重病残的身心，为他那一份暖意而感动；如同面对我孩子的劝告：都接连几次住进医院的老人了，写点无关紧要的东西是多大事，比“健康”还要紧吗？ 

　　也许是后来看到我“健康”上并没多大事，忽一日坐到我办公室来，没头没脑地说，“你看看哎，我变唻”。知道他是说他的小说变了。平时已经从粗略的浏览中感到昔日急进的先锋们相约似的先后发生着变化，只是文学的守护者大体安土重迁，多没“变”到足令刮目相看的地步，也就不以为飞宇能变到那里去。想来要惭愧，我是到他把那“我变唻”说到第三次，才耐不住找来《玉米》、《青衣》等篇。一一读过，第一印象便是“变脸”似的变大了，身子骨都变了，整个儿的脱胎换骨。如果仅就一个向度而言，说不少同类作家都在“蜕变中”，飞宇不妨说是“一步到位”。还是“第一印象”，我记得我被他的变感动了。这年头，包括读小说，要说感动实在不容易，要那些高深莫测的评论家说感动，更无异让人家掉份儿。偌多年来，我们大概也是从这里弄岔的：我们一味向文学作品讨“哲学”内存，要“文化”蕴藏，要一切的什么什么，却唯独不介意其“文学”涵量；我们热衷于考量文学是否“提升”了我们，是否“丰富”了我们，却全然弃置可以看做这一切的前提和途径的先决性追诘——文学是否感动了我们？飞宇的感动我们，大大半在于他的小说“变本加厉”地把久违了的文学性还给了文学，在传统与现代的撞击中，扣其两端，真实地重建了“人”的图景、真诚地重奏了“人”的情韵。 

　　作为读后感，我跟飞宇说了一层意思：较之先前，这类小说是更需要“硬功”的。毋须讳言，我一直以为，寄寓一点“哲学”、注入些许“文化”，对小说文本来说不很难办，而且笃信：在通常情形下，当文学作品中“哲学”、“文化”高扬之时，也便是“文学”萎缩之时。很长时期以来，我们高蹈“哲学”、高倡“文化”而怠慢了“文学”，小说处于文学的无能状态业已旷日持久。飞宇之变的要点，首先就在于“回到文学之家”。 从“玉”系列乃至整个“王家庄”系列看，他有效地实施了几个方面的调控，一是有节制地“迫降视点”，一是有选拔地“呈现形下”，一是有约定地“演绎人性”。这是否就是文学回“家”的必由之路没那么重要，我们甚至于还不能查户口似的对这个“家”的“组员”去一一指认；重要的是飞宇的实践表明：文学构成其包容性的同时，也并不含糊地构成其限定性：文学关涉“精神”的同时必须关涉“世俗”，文学无法离开“想象性”的同时也无法离开“现实性”。 似乎可以说，在多大程度上偏废了这些关系，便可能在多大程度上导致“文学”的寡薄和失落；在什么水准上体现了这些要素对立统一的运筹，就在什么水准上体现出小说家的文体自觉和艺术功力。 

　　早年的“现代”思考、“现代”表现形成的认知方式和俯视姿态，为飞宇后来的调控积蓄了能量、磨砺了能力，也为其传递艺术体验、艺术感知的缺失和偏颇提供了自身的参照。很可以说，实际上体现为“增添”小说元素的艺术“调控”，乃是文学失落的发见之后对于文学失地的收复。用“转向”来为飞宇之“变”说事不贴切，至少有失准确与全面。他其实只是跟用了“排除法”来“出新”、“求变”的时尚迥异其趣，在艺术的接纳和扬弃中实施了“迭加”，鱼和熊掌都要。这种亦此亦彼的兼得无疑在创造和表现机制上增加了整合的难度，可也无疑为“文学性”的生成提供了优化的途径和实现的可能。 

　　长篇《平原》应该更能于此做出阐释。作者称这是他为70年代写的一本书。那个年代就是我青春蹉跎的岁月，那个年代“平原”的情形为我所熟识。我不能也不必估测在那个时间那个空间里，这位小朋友有多少有意味的亲历和体验，我只是对读完这部书便想到了果戈理以及泰纳的话颇感意外，前者自白说“我创造人物形象是根据综合，而不是根据想象”，后者论及巴尔扎克说“他不描写而解剖”。想到这两句话自然不是以为这部长篇缺少“想象”、不事“描写”，我只是对“综合”与“解剖”两个语词饶有兴趣，它们正可用来表述《平原》生活调度和艺术结构的精义，正是借助铺排与集约、离析与遇合的辩证与互动，汇聚了“平原”的生命性相，袒呈了“平原”被遮蔽的真实内情。　

　　在这部长篇里，我再度觉到被我喻为“蛇”的飞宇那“蛇性”的彰显和高扬，他以其“吞吐量”和“缠绕力”从方方面面紧逼向异化的人性，无所孑遗而无意松动。　

　　从当初那一批“现代性”小说的写作迄于现今，飞宇的创作进程大体表现为一种“爬坡”，这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论者的立论，对初始那类小说无所分析地贬低跟对而今诸篇“过度阐释”地哄抬，让人疑心着不是细读了作品只是参照了“知名度”。我惋惜过他先前那一批小说生不逢辰，但至今仍然认为，它们放在被称为“现代派小说”的那些作品中并不逊色。而且，如前所述，他在那里的某些受益泽及于今，《平原》和后来的《推拿》就很可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