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社：有关“里下河文学”的一段往事

1987年夏，泰州市文联酝酿对所办的《花丛》文艺期刊改版，新组成的编委会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此前，省里对各类期刊全面整顿，决定全省的县级文艺刊物原则上停办，《花丛》名列其中。经过几番努力，《花丛》得以保留。因此，文艺界的同志们对它的幸存分外珍惜，寄予了满满的期望。
关于《花丛》的定位，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作为一份以文学为主要内容的期刊，它首先必须立足泰州，为泰州的作者、读者服务。在此基础上，可以就泰州文学的渊源和发展、风格和特征、重要作家和作品以及与社会、与周边地区文学的关系作出一些探索。
由此出发，便议到了《花丛》的更名问题。泰州是新中国建立伊始最早成立文联的县级市之一，几年后《花丛》诞生，先是手写手绘，分页布置在群艺馆的街头宣传栏。后逐步升级，由油印而铅印，成为一份像模像样的文艺期刊。顾名思义，《花丛》当是百花园中的一丛吧？位微却意远，稍感不足的是少了地方元素。
于是，便提出了两个方案。一曰“里下河文学”，二曰“苏中文学”。
主张“里下河文学”的几位认为，历史上的泰州已涵盖了里下河地区的不少地方，而今又以“里下河门户”闻名遐迩。若以里下河为名，不仅地域特色鲜明，也颇具文学风味。尤其有了汪曾祺这样的领军人物，再有泰州及周边地区一大批老中青作家和文学爱好者紧随其后（譬如沙黑的《街民》等系列短篇就颇具“汪味”，堪称精品且影响不凡），长期以往，“里下河文学”必将如同孙犁、刘绍棠、从维熙等的“荷花淀”派，赵树理、马烽、西戎等的“山药蛋”派一样，成为文学上的一个深矿和一面旗帜。若名“苏中文学”，则失之于一般，缺乏特色，不怎么叫得响。
主张“苏中文学”的几位则认为，如今的泰州已是小了的泰州，大半地区都不在里下河之内，打出“里下河文学”大旗的应该是“兴（化）高（邮）宝（应）”等里下河腹地，而且适宜由汪曾祺先生其人其文所依的高邮来领头。我们用此名有失谦恭，还难免“种了别人的地，荒了自己的田”。泰州地处江苏的中心位置，可谓苏中之中，泰州文学既是“苏中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又与苏中其他地区的文学渊源与共、互为影响，有着较多的联系和趋同。《花丛》立足于斯，可谓适中。
见仁见智，各有道理。顾农（时任文联副主席）等人便提议，不妨听听汪老的意见，同时请他题写刊名。当即推举编委中的高邮人子川和曾在高邮插队多年的沙黑负责此事，子川又转托给时在《文艺报》工作的王干（王干曾求学、就职并婚娶于高邮，号称“半个高邮人”）——老乡找老乡，两眼泪汪汪。后来，汪老的题字来了，写的是“里下河文学”。
不过，《花丛》最终还是没有更名。主要的考虑还是先踏踏实实的做事，重在为泰州的作者、读者服务。不妨沿袭“位微意远”，不在打什么旗号的问题上纠结。但编委们仍有几分不甘，况且既然改版，总得坦陈一下自己的主张吧？于是由徐一清（时任《花丛》副主编）写下了《花丛》改版第一期的“卷首漫语”：
“多少年前，这里是一片海。
　  海向东移，留下了一片土地。
运河以东，江淮之间。它曾属于吴，又曾属于楚，却自成一个封闭的体系。
　  远自新石器时代，就已发展了自己的独特的文化。
　  麋鹿文化——红粟文化——盐文化。
　  它就是古海陵。它是古扬州文明的厚土。扩而大之，新四军称之为‘苏中’。
　  在这块闭塞之地，曾产生书法家张怀瓘、小说家施耐庵、哲学家王心斋、诗人吴嘉纪、画家郑板桥、美学家刘熙载和戏剧家梅兰芳等等全国性和世界性的文化精英。
　  今天值得我们研究的，也许倒不是他们，而是曾踩在他们脚下的这块土地。
　  这一几乎尚未为世所识的文化积淀区，正有待文学审美的探索和挖掘。
　  当时代的大潮，一次次卷过这古老的土地，那动荡和变迁中的种种心态，自是乡土的民族的灵魂的呈现。
　  我们主张建立凸现在地域文化背景上的苏中文学。
　  它可以飞得很高很远，却是从脚下深厚的土地起飞的。
　  沙黑的《街民》，先见于《收获》，其中的《胡驴子》又转载于《新华文摘》。本期推出他的《街民》之二，则是我们主张的进一步实践。
　  雨城的小说三题，虽写军营生活，却与他的颇得苏中氛围的《小城》一脉相承。
　  我们欢迎这样的踏实的努力。
　  苏中文学，我们摇动的心旌！
　  老作家汪曾祺导夫先路，中青年作者日夜兼程。本刊力虽不及，但愿逐渐调整角度，以立足泰州，面向苏中，探索、开拓、深化和推进苏中文学。”
20多年过去了，再看泰州，早已又是大了的泰州了。泰州的《稻河》、海陵的《花丛》、姜堰的《罗塘》、靖江的《孤山》、兴化的《楚水》、泰兴的《银杏树》……枝发四方、繁华竞绽，文学泰州的地域、实力和影响均远远超出了往昔。而“里下河文学”的探讨和研究正吸引着众多的目光，已然成了一面旗帜、一张名片了。（2013年11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