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崇轩：近年短篇小说综述

　　世俗社会中的上下求索　

　　——近年短篇小说综述 

　　段崇轩 

　　精英品格的坚守 

　　早有人预言：文学将要“终结”，短篇小说面临“出局”。但若干年过去了，文学不能说重现辉煌、改变了它的边缘化状态，但可以说依然在顽强生长、成果累累，在国家的主流文化中占据着核心位置。短篇小说是“失宠”的文体，远不及长篇小说、散文、纪实文学等活跃，但它在不被注目的地带，沉潜、积蓄、变革，呈现出“柳暗花明又一村”的风景。许多评论家对近年来的短篇小说给予积极评价，胡平指出：“我想说，即使在小说创作的重心转向长篇小说的今天，小说家族中业绩最辉煌的也还是短篇小说。如今长篇小说年产一千两百部以上，新时期以来成长起来的成熟小说家们大都在攻长篇，但形势依然是：短篇比中篇强，中篇比长篇强。”①张清华在细读了某年度的短篇小说集后认为：“当我真正沉浸于阅读这个选本的时候，所获得的信息基本上是正面的，我强烈地感知到了小说家们的才能和责任感，它们使我确信，短篇小说不仅是作为‘小说’，同时作为一个特殊而独立的文体仍然是充满活力的。”② 

　　近五六年来短篇小说的发展证实了两位评论家的判断。近五六年来短篇小说的表现突出了两个特征：坚守、求索。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③尽管今天的文学乃至短篇小说，已具有了更多的自主性、审美性，不再需要听命政治意识形态的摆布，但世事的情状、时代的发展，必然会深刻地影响文学的态势以及兴衰。近些年来，中国进入市场经济加速推进时期，但在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等领域，并非一帆风顺、和谐共进。相反，各种各样的问题、矛盾以至危机显得更加尖锐而严重。政治改革的艰难，官场腐败的蔓延，贫富分化的加剧，人文精神的丧失，伦理道德的崩溃，经济危机的爆发，自然灾难的频发……这些都敏感地波及着文学的思想内容和作家的心理情感。在近年来的短篇小说中，可以清晰地看到社会的种种变化乃至怪象。但不管中国社会有多么复杂，现在已进入一个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现代社会，则是一个铁定的事实。而这个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就是世俗化。当代学者许纪霖深刻概括了当下的社会特征并提出了一系列时代课题，指出：“90年代随着市场社会在中国的出现，中国加速了世俗化的进程，日常生活的工具理性成为市民普遍合法的意识形态。在一个世俗的社会中，超越的人文关怀还有没有意义？理想主义精神是否是虚妄的存在？在什么样的意义上去理解革命的精神？”④中国已成为全球化大家庭中的现代国家，这是几代人一个世纪以来奋斗的目标。但这个现代化的结果却又让人困惑和怀疑。市场化、世俗化在催生了灿烂的物质文明的同时，又助长了拜金主义、功利主义和享乐主义的丛生，出现了严峻而复杂的社会人生、精神情感等方面的问题。在一个红尘滚滚的物质社会中，文学的世俗化也在所难免。比较而言，长篇小说、报告文学等文体，世俗化、媚俗化倾向更为严重。短篇小说虽不能说一尘不染，但在总体上保持了它的自尊、纯正、深刻，则是毋庸置疑的。成为一种具有精英品格的艺术文体，承传启蒙思想，肩负人文关怀，提升民族精神，打造精美艺术，是众多短篇小说作家共同的创作追求。2005年以来的优秀短篇小说，显示了这方面的自觉和努力。 

　　短篇小说从1989年之后，进入一个多元化时期。经过数年的消沉，又走进一个演变期、成熟期。在这一期间，长、中篇小说，散文随笔等“与时俱进”，努力靠拢市场和读者，逐渐兴盛起来。而短篇小说由于文体自身的特征，由于作家思想上的坚守，一直水波不兴、难以振兴。但在社会和人们的不经意间，它获得了一个宽松、自由的生长空间，一步步地强壮和成熟起来。特别是近五六年来，它养精蓄锐，大有东山再起的势头。它继承现代小说的优秀传统，关注现实生活特别是底层社会的变迁，表现了精英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和启蒙思想。它切入各阶层人们的精神情感领域，揭示了他们在现代社会的困惑、彷徨和追求，在表现人的“内宇宙”方面显示了短篇小说的强劲潜能。它一方面在传统的、民间的生活中发掘有价值的东西，另一方面对现代文明和生活进行反思，解析着一些深层的文化课题。它在叙事艺术上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模式，同时吸纳古典小说的方法，借鉴西方现代文学的形式。虽然在艺术创新上远不及新时期文学那样开放、生猛，但也显得稳健、扎实。诚然，短篇小说的发展还不尽如人意，存在思想资源匮乏、艺术创新不够等问题，但短篇小说近年来确实表现不俗，成果卓着，给文坛和读者带来了希望和信心。 

　　一种文体的兴盛，必须有一个精悍有力、不断更新的作家群体。近五六年来，短篇小说创作群体发生了很大变化。林斤澜去世、史铁生夭折，缅怀逝者，使作家们深感坚守艺术的艰难和真正艺术的不朽。在这块园地里，老一代作家还在不懈耕耘，譬如王蒙、陈忠实、宗璞、张洁、张笑天等。40年代作家不断有佳作问世，譬如冯骥才、陈世旭、赵本夫、聂鑫森、尤凤伟等。50年代作家依然是创作的中坚力量，如韩少功、范小青、铁凝、李锐、刘庆邦、张炜、裘山山、王祥夫、残雪、谈歌等。60、70年代作家成为创作的新生方阵，如迟子建、毕飞宇、苏童、郭文斌、邱华栋、乔叶、鲁敏、徐则臣、王保忠、金仁顺、叶弥等。人们曾经担心“60后”作家对短篇小说缺乏热情，后继乏人，现在有了根本改观。对短篇小说的研究近年来也有所升温，协会派评论家雷达、胡平，学院派评论家贺绍俊、洪治纲等，不断发表文章，引导短篇小说创作，功莫大焉。 

　　短篇小说是高雅艺术，也是“弱势”文体。现有文学体制和机制，在扶持和促进这一文体上发挥了积极有效的作用。2007年和2010年，分别举办了第四、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评选，短篇小说门类共评出十篇获奖作品。《小说月报》杂志两年一届的“百花奖”小说评选如期举办，2005年到2008年评出第十二、第十三届共二十二篇优秀短篇小说。此外，《人民文学》、《中国作家》、《上海文学》杂志的评奖中，短篇小说是其中的重要奖项，始终在认真坚持。评奖不可能完美无缺，甚至会有失误，但它在引导短篇小说创作，激发作家创作积极性方面的作用不可低估。短篇小说的现状受到了文坛的高度关注，2010年8月，中国作家出版集团主办了“中国文学高端论坛”，讨论的主题为“走向未来的中短篇小说”。2011年3月，《中国作家》杂志社召开座谈会，研讨短篇小说创作的状况与发展问题。短篇小说的可观实绩和文学界的“给力”举措，将把悄然成长的短篇小说再一次推向文学前台。 

　　底层文学的凸现 

　　关于短篇小说与现实生活、底层社会的关系，已不再是“要不要”表现的问题，而是“怎么样”表现的问题。王安忆说得精辟，“小说这东西，难就难在它是现实生活的艺术，所以必须在现实中找寻它的审美性质，也就是寻找生活的形式”。⑤这就是说，作家在创作中，不仅要看到社会人生中的重要现象和问题，更要找到生活内在的艺术形式和亮点，经过想像和创造，用美的艺术把它表现出来。艺术与生活，既不能太近，也不能太远，难就难在审美把握上。从近五六年来的短篇小说创作中，人们看到了作家在生活与艺术之间游刃有余的创造。 

　　底层文学的凸现，是近年来的一个重大文学现象和潮流。但正如贺绍俊指出的，“严格说来，底层文学是一个十分暧昧的说法，它不过是批评界为了证实自己对现实的干预而造出来的词”。⑥其实，表现底层社会和民众的生活，是中国文学的一个久远传统。底层生活就是现实生活中的应有部分，为什么把“底层”独立出来呢？是因为社会的分配不公和贫富分化，造出了一个庞大的底层社会和无数的贫困民众，成为中国社会的一种巨大存在。作家意在“为民请命”，评论家旨在“干预现实”，于是“共谋”了一个非文学概念。它同所谓的“官场小说”“职场文学”等具有共同的特征。2005年以来，底层文学发展迅速、经久不衰，表现在短篇小说上，主要描写了农民工在城市的生存与劳作，衰落的农村和留守农民的现实情状，城市普通市民和工人的日常生活等。众多的中年实力派作家、青年文学新锐，都参与了底层文学的打造。 

　　农民工进城在作家们笔下得到了最突出的描绘。这里首先要说到范小青，她多年来密切关注时代大背景下，城乡交叉领域的生活以及农民工的生存和精神状态，写出了一批颇有特色和分量的短篇佳作，作品有《低头思故乡》、《厨师履历》、《茉莉花开满枝桠》等。《我就是我想像中的那个人》刻画了一个叫胡本来的农民工，进城打工多年，干过许多行当，却总有一种“没做贼而心虚”的心理，甚至弄到精神失常的地步，活画出一个在城市生活的高压下，被扭曲被异化了的农民灵魂。她的代表作《城乡简史》用了一个很大的题目，却选取了一个“机智巧妙”的情节，叙述了流落乡下的一册城市家庭生活账本，如何触动了叫王才的农民的心理，促使他举家迁入城市。而账本的主人蒋自清与这位农民一次次擦肩而过，比邻而居却浑然不知。作品中蕴含着对城乡的贫富分化和畸形发展、对城市人和农民工的深刻隔膜等诸多重大问题的严肃思考和深切忧虑。在一个短篇小说中囊括如此丰富的社会人生内容，在近年的短篇小说中还不多见。铁凝的短篇小说路子甚宽，她既能描写城市人和知识分子形象，也善于刻画底层人物，且后者显得更为鲜活、感人。《春风夜》是作者近年来的突破之作，也是当前底层文学的超越之作。小说只是写了一对农民工夫妻，一白天一晚上在京郊春风旅馆的会面故事，却表现了或者说浓缩了中国城乡社会的强烈反差和农民工的尴尬生存，表现了俞小荷、王大学在含辛茹苦的打拚中，对夫妻感情爱情的渴望和对未来幸福文明生活的憧憬。但眼下他们连起码的夫妻性生活也解决不了，激情的相聚留下了痛切的遗憾。铁凝紧紧扣住了农民工夫妇精神情感的“焦点”，又与他们过去和未来的生活紧密相连，创造出一幅斑驳开阔的社会生活图画和丰满动人的底层人物形象。王祥夫在描写底层社会的小人物上颇有特色，《玻璃保姆》以有趣的情节、精湛的构思和朴素的叙事语言，讲述了待业青年小麦进城打工，给煤老板当宠物狗（名叫“玻璃”）保姆的故事，折射出的是富人对穷人自尊的蔑视和生活情趣的变态，以及打工青年没有尊严没有未来的人生命运。盛琼的《老弟的盛宴》，描写了盲人“平瞎子”漫长生涯中的艰辛、屈辱，进城打工成为按摩师后对正常人生活的向往和油然而生的自尊感。但在弟弟的喜宴上，亲人和乡邻的冷落，使他的自尊感破灭了。农民工进城，不仅要经受生存的考验，还要承受精神的煎熬，他们融入城市的道路是漫长的。 

　　乡村社会的衰败和农民们的现实生活与精神情感，一直是作家们关注的重点。刘庆邦是一位写乡村题材的优秀作家，写历史乡村往往呈现出的是“柔美”情调，写现实乡村则表现的是“酷烈”风格。《美满家庭》写一位家徒四壁、身处困境的瞎眼农民耿文心，煞有介事地构想了一个楼上楼下、妻子贤淑、儿女成才的“美满家庭”图景。他的幻想与讲述，竟让父老乡亲们身临其境、如醉如痴。中国底层农民可怜的生存状态、“精神胜利法”式的自欺欺人，读来让人震惊和深省！作品中有浪漫、有荒诞、有严酷，突破了作家过去的创作模式和风格。青年作家王保忠，多年来关注乡村社会的变迁和农民们的心理情感演变，而他发掘出的是普通农民身上美好的人情人性。《前夫》里的主角巧枝，面对畸形的婚姻，她以死抗争、机智逃脱；面对不曾爱过、但深信是好人的前夫，她从容接待、真心关怀；面对她的家庭急需的几万元援助，她不为所动、理智自尊，充分显示了一个农家妇女真诚、宽厚、温情、睿智、坚强的精神品格。在城市化进程中，乡村社会的衰退是不可避免的，但有众多巧枝这样的农民，社会就有希望。 

　　表现城镇平民和普通工人的作品不是太多。铁凝的《咳嗽天鹅》写的是一个乡镇小车司机，与妻子生活习惯和性格不合，长期处于冷漠状态乃至决意离婚。但他又是一个有爱心的善良人，收养一只病天鹅送到动物园最终被杀的经历，触动了他对动物、对亲人的爱心，发现了自己对妻子的深切感情，决心善待妻子、为她治病、同甘共苦。铁凝发掘的是底层民众身上纯朴而深厚的善心和爱心。迟子建的《西街魂儿》、《百雀林》、《一坛猪油》等，表现的都是城镇平民的日常生活，酸甜苦辣，鲜活浓郁，让人沉重、深思。她的《野炊图》展现了一幕令人哭笑不得“悲喜剧”，林场头儿为了应付省里领导的视察，竟把屡屡上访告状的三个职工哄骗到偏远的树林中，“座谈会”变成了“野炊宴”，其乐融融的“野餐”中却是血泪的诉说，其中既有作家对普通工人的深切理解和同情，也有对腐败之风的尖锐揭露和无奈。迟子建的短篇小说，并没有多少高深的理性思考，也鲜有艺术形式上的探索和创新，但她对底层生活永不枯竭的发现和再现能力，使她成为一个极富创造力的作家。 

　　关注风云变幻的现实生活，把握其中的热点、焦点现象和问题，承担批判社会和启蒙民众的使命，是中国现当代短篇小说的可贵传统。近年来的短篇小说，不仅继续了这一传统，而且在艺术表现上显得更加灵活、成熟了。 

　　描写社会生活的“热点”题材，同样可以成为艺术精品。2008年初春的南方雪灾和初夏的汶川地震，给每一个国人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聂鑫森的《塑佛》写的是雪灾的背景下，在一座寺庙里发生的僧人与除雪工人之间的感人故事。作品取材机智，立意高远。乔叶的《家常话》写的是抗震救灾中的一幕情景，但没有写“现场”的故事和人物，而是选取了“后方”的姥姥劝慰幸存的外甥女的生活场景，整个作品由姥姥的“家常话”构成，出奇制胜，感人肺腑。 

　　当下社会中的突出矛盾乃至危机，也得到了艺术的表现。韩少功对现实社会人生，有敏锐的洞察和深远的思考。他的《西江月》描述小叫花子龅牙仔，长年游荡在旅游地花桥镇等待欺辱了他姐姐的仇人，终于以最残忍的方式杀死富豪而同归于尽，饱含了作家对贫富矛盾、社会危机的反思和忧患。他的《怒目金刚》讲述“文革”期间，作风霸道的乡党委书记同有文化的村干部之间，因为一句“国骂”结下的矛盾与恩怨，表现了当权者的家长作风和对人权的无知，蕴含了民与官根深蒂固的对立关系，而贫富矛盾、官民冲突正是社会现实的重大问题。尤凤伟也致力于社会矛盾的揭示，《隆冬》写一位农民工因包工头拐骗了自己的妻子，雇凶报仇，结果落得家破人亡的悲惨故事，显示了社会的道德沦丧和人性的恶化，可谓触目惊心。 

　　描绘官场怪象是近年来长篇小说的热门题材，短篇小说也有突出表现。张笑天的《窥视》写一位地铁工程总负责人，坚守做人底线，拒绝受贿腐化的艰难，揭示了官场中腐败病毒的无孔不入和防不胜防。杨少衡的《轮盘赌》，描述了官场中的大小官员，对腐败和清廉，已不再看作是党性、人格、道德问题，而当作了可怕、刺激的“轮盘赌”游戏，表现了相当一部分官员人性和良知的沉沦，它比腐败本身更怕人，更令人深思。 

　　表现社会变革的小说近年来有所减少，因此陈世旭的《立冬?立春》、《立夏?立秋》就显得格外可贵。这组小说写有着优美的湖光山色且与世隔绝的河谷村，从冬到秋一年中的民主选举、开发旅游等一系列故事，展现了底层社会改革与发展的步履维艰，是一组富有思想深度和抒情色彩的现实主义佳作。 

　　尽管近年来的短篇小说在表现现实生活特别是底层社会方面，不断拓展，成绩可嘉，但也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主要有二。一是作家普遍存在着思想匮乏的缺陷，面对变幻莫测的现实生活，作家既难以扣准深层的脉动，又不能预见社会的走向，没有一种宏观的、深邃的、准确的思想眼光，就只能随波逐流、就事论事，这正是当下小说难以赢得读者的主要症结。二是短篇小说创作严重忽视了人物形象的塑造，人物要么模糊不清，要么理念痕迹太重，要么虚假失真，那种真正源于生活、富有个性和深度的“典型”人物寥若晨星，这是短篇小说必须克服的难题。 

　　向精神情感领域的掘进 

　　如果说短篇小说向下深入的是现实生活，那么向上开掘的则是人的精神情感——形而上世界。王蒙说过，“对于作家来说，探索生活，就要探索人的精神世界……探索人的精神世界，应该是小说的一个重要内容。否则，怎么充当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呢？”⑦这里所说的精神世界，包括人的精神、情感、意识、愿望、理想等所有心理现象。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物质生活的丰富，各种矛盾的凸显，给人们的精神情感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变化。传统思想道德观念在崩溃，新的人文理念、核心价值还没有建立起来，人们的精神情感处于一种躁动、失范、痛苦、寻求、重构之中。短篇小说以它敏锐的触角、灵动的文体，如鱼得水潜入人们的精神情感领域，在表现人的爱情婚姻生活、心灵的冲突与探寻、精神价值的追求等众多方面，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和宝贵的奉献。它坚守的依然是精英知识分子立场，它在这一领域充分彰显了自己的优势。 

　　爱情、婚姻乃至性爱是文学的永恒主题，在近年来的短篇小说中，这一主题得到了更突出、深入的表现。徐坤是一位富有思想探索和艺术激情的作家，她的爱情题材小说也与众不同。《午夜广场最后的探戈》隐去了一对男女舞伴的后台生活，浓墨重彩地描绘了他们在广场上的翩翩起舞、激情配合和力竭倒地。在嘈杂的音乐和众目的注视中，展现着他们情、爱、性的体验。这是一对相爱却不能相守的中年男女，他们只能在舞蹈中实现爱的理想。作品对爱情主题的处理极为艺术，包含着丰富的人生寓意。金仁顺在爱情婚姻题材上也出手不凡。她的《彼此》写都市男女的婚外情，是男女主人公心理的细腻、情感的脆弱、欲望的膨胀，导致了爱情的易变、婚姻的短命。作者意在揭示现代人“流行性”心理疾病对爱情、婚姻的致命瓦解。毕飞宇是一位短篇小说高手，他把情感称为人身上“柔软的部分”，认为短篇小说就是要表现这种东西。《相爱的日子》用了一个很古典的题目，但这里的“相爱”没有温暖、没有浪漫，只有冷酷的现实和理性的权衡。他和她，一双大学毕业而飘零在城市的孤雁，邂逅了、相爱了、同居了。但他们并不是为了培养爱情之花，更不是为了结婚成家，而是为了用同病相怜的关照、年轻而饥渴的性爱，填补孤独荒凉的内心、抵御沉重窘迫的现实。年轻男女之间最美好的情爱和性爱，却让蛮横的生存问题撒了一把盐，读来让人忧伤、沉重、深思。《家事》把笔触深入到了高中生的情感世界里，这帮少男少女一面紧张地应付功课、考试，一面私下里却开始了“新生活运动”，“既然未来的人生注定了清汤寡水，那么，现在就必须让它七荤八素”。他们像一个庞大的家族一样，在暗地里结成了纵横交错的夫妻、兄弟、姊妹、爷孙等各种各样的亲伦关系，上演了一幕幕可笑而有趣的儿女情长、恩恩怨怨的轻喜剧。可笑吗？不！透过这种虚幻的“情感游戏”、“家庭联盟”，我们窥见的是年轻一代心灵的孤独、情感的扭曲以及青春的骚动。这是社会的“盲点”，但也是我们应当关注的“焦点”。此外，叶弥的《桃花渡》、付秀莹的《爱情到处流传》、邵丽的《迷离》、孙频的《鱼吻》等，都是表现爱情、婚姻、家庭题材的优秀篇什。 

　　现代人的内心纠结与心灵探求，已成为一种不容忽视的社会和心理现象。作为人，仅仅满足于世俗生活、金钱物质，就是人生的终极目的吗？人生的快乐和价值在哪里呢？也许不同阶层的人会有不同的境遇和答案，但每个人都面临着这样的课题。裘山山一直坚持短篇小说写作，但直到近年来才真正有所突破。她以女性敏感的笔触、温润的情感，深入到年轻的和中年的女性心理世界中，把握到了她们对庸碌生活的不甘和对高尚生活的探索，写出了《戛然而止的幸福生活》、《腊八粥》等多篇佳作。《致爱丽丝》是一篇情节单纯、叙事圆熟、诗意盎然的作品。人到中年的大学教师素梅，从小对钢琴情有所系，但因小时候家境贫寒，青年、中年时期为生存所累，理想终成泡影。她把钢琴梦寄托在女儿身上，但女儿天性不敏使她的梦想再次破灭，而来自乡下的小保姆九香与生俱来的弹琴天赋加上有心的偷听偷学，竟成为少年宫的钢琴教师。素梅经过一番思想斗争，终于在九香的辅导下，走上了“圆梦”历程。儿时梦想像头顶的明星没有熄灭，她终于挣脱世俗的重负，决然地去寻找自己的精神之境了。铁凝的多篇作品写的都是现代人的生活与内心，表现了她对世事人情的体察之深。《伊琳娜的礼帽》写的是各色人物在飞机高空飞行这一特定空间和时间中欲望的释放，《风度》写的是城市知青在插队时对农村青年精神上的感染与引导，都是在探索人的精神情感“奥秘”。《内科诊室》则在表现现代人因生存的紧张而带来的精神压抑感和疲惫感。中年教师费丽在一个下午的时间中，竟安排了去医院问诊、到新房装修等四五件必须去做的生活琐事，弄得那样复杂、累人而紧张。她与那位同龄的内科诊室女医生，都患有“疲惫而又亢奋”的现代精神病，世俗生活让她们不堪重负，物质欲望使她们骚动不安，她们渴望着一种安静和自由，期盼着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关爱。 

　　邱华栋近年来的短篇小说，同样在探索现代人的人生和精神走向，但他笔下的人物更富有行动性。《流浪者之家》中的一对青年夫妇，他们在经济上是富有的，但在爱情上是盲目的，在精神上则是流浪者。面对浮躁的世事，女主人公任菁菁去同学成立的“流浪者之家”做了一名心理辅导员。她也许“救”不了自己，更“救”不了他人，但她毕竟开始行动了。《艾多斯》写称雄一方的房地产商人宿作东，金盆洗手后到高山草原隐姓埋名，做了一位自食其力的牧羊人。他的人生经历了从浪漫到世俗到隐遁的曲折历程。鲁敏的《铁血信鸽》和《伴宴》在表现人的精神情感方面，显得格外深切有力。前者写几位有钱有闲的城市人，沉湎于养生、喂鸽子的世俗生活中。只有穆先生，深感过着一种“公共的、他人的、典型化的物质生活，他从来就没有过真正自由的意志……”他开始审视庸常生活和“沉重肉身”，重温青春时代、探索人生意义。后者写现代社会中，民族音乐的艰难生存与执着坚守。主人公宋琛是一位出身世家、心性高洁、恃才傲物的顶尖琵琶手，但为了民乐团的生存和众人的利益，她委曲求全去伴宴，甚至面对昔日的情人和女老总的羞辱，她也能在悲痛之余平静处之。她经历了一个又一个的精神情感风暴，最终在艺术中找到了自己，找到了力量。现代社会把人们的精神情感再一次推向深渊，人们只有在自然中、艺术中和社会实践中，才可能得到救赎。 

　　对真善美的精神价值的追求，永远是人类生生不息的希望，即使是在污泥浊水的世俗时代，这种追求也不会熄灭。近年来的短篇小说，在表现这一主题上有所突破。陆颖墨的《海军往事》，从正面表现老一代军人英雄性格。海军长波台工程霍总指挥那种豪壮、坚定而又谦逊的阳光性格，海军上将那种谙熟军情、充满智慧、治军有方的工作作风，老舰长肖远那种老骥伏枥、心系军舰、胸怀宽厚的精神品格，在作者笔下描绘得铿锵有力、感人至深。这种英雄性格正是现代社会所匮乏的，也是人们神往和呼唤的。王甜的《昔我往矣》则把笔墨延伸到解放战争时期，通过一个曲折、漫长的爱情婚姻故事，发掘了革命战士纯真、高洁、仁厚的情感和精神世界。在作品里，孪生兄弟罗永明、罗永亮与蒋南雁阴差阳错的爱情婚姻，均与地位、物质乃至个人意愿无关，却与革命、英雄、道义、慈悲等紧密相连。面对这样的感情和境界，那种充满铜臭和算计的婚爱显得何等苍白！次仁罗布的《放生羊》写的是藏族老人年扎大爷忠贞不渝的宗教信仰，他在弱小的放生羊身上寄托了对亡妻的绵绵思念与真诚救赎，他在日复一日的祈祷与善事中表现了对佛祖的虔诚和对尘世的悲悯，宗教信仰使一个平凡的老人变得圣洁而高尚。此外，笛安的《圆寂》塑造了一个生来残缺、卑贱，却有着顽强、坚实的生命和淡定、仁爱的精神境界的乞丐形象；潘向黎的《永远的谢秋娘》刻画了一位历经世事沧桑、人生坎坷，依然自强不息、年轻美丽的谢秋娘形象；徐则臣的《伞兵与卖油郎》描写了一位乡村少年的“伞兵梦想”，尽管他为此付出了终身残疾的代价，却无怨无悔，“梦想之光”照亮了他平凡、黯淡的人生。这些作品均从正面表现了人们对英雄精神、忠诚品格、高远理想、自尊人格、自由境界乃至宗教情怀等精神价值的憧憬与追求，在当下的文学中独放异彩。 

　　在“本土性”与“现代性”之间 

　　社会的发展、道路的选择，总会深刻地影响着作家的理性思考和文学的思想内容。21世纪之后的中国，面临着一个艰难的选择，那就是在“民族性”、“本土性”与“现代性”、“世界性”之间的不断摇摆和探索。在当代文学的发展中，有过对“民族性”的偏执固守，也有过对“现代性”的狂热追捧，当下却进入了对“民族性”和“现代性”的双向探索中，它标志着文学的理性和成熟，也显示了文学的焦虑和困惑。短篇小说是一种敏感的文体，作家们的思想情感总是通过它及时地折射出来。在近年来的短篇小说中，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有些作家在向本土文化回归，有些作家在对现代文明和文化反思。 

　　对民族的、民间的、自然的传统文化的回归与肯定，是当下短篇小说的一个突出倾向。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寻根文学”，也是在发掘本土文化，但思想倾向既有颂扬的，也有批判的，而二十多年后的当下，基本是一片颂歌了。郭文斌近年来致力于写中国西部乡村的农历节日小说，从正月十五一直写到大年三十，逼真细腻、丰富齐全，土色土香、意蕴绵长。农历节日，是中国民族文化和民俗文化的重要载体，但在今天已几近消失了。作者的这组系列小说是以童年回忆的方式，以五月、六月小姐弟俩的视角展开的，因此格外真切、灵动、优美。譬如《点灯时分》写两个孩子，在正月十五点灯节日中的美丽想像和渐懂人事。譬如《吉祥如意》写传统的端午节，大人们怎样精心准备、虔诚供神，孩子们怎样尽情玩耍、上山采艾，沉浸在节日的清香世界里，传统的民风民俗构成了一种天人合一的古朴境界。年复一年、循环往返的农历节日，不仅传承了传统文化和伦理道德，活跃了民间的民俗文化，促进了乡村的农事和生产，自然也延续了其中的封建文化和迷信。刘庆邦则钟情于豫东地域文化和民情风俗的描绘，但他也有对陈腐风俗的批判。《黄花绣》写从未做过女红的少女格明，却接受了一个艰巨而神圣的任务：给临终的三奶奶绣花鞋。这是当地的特有风俗，只有父母、姊妹双全的孩子才可以担当。格明从哆嗦到镇静，从不会到熟练，用了一整天时间。这一天是她人生的关节点，她不仅学会了绣花技术，而且在心理上也成人了。作者真诚地肯定了民情风俗对青年一代的人生意义。但他在《冲喜》中，又尖锐地揭示了迎娶新媳妇为病危的新郎“冲喜”的民间风俗的荒诞，显示了作者对传统文化一分为二的理性判断。张炜近年来在短篇小说上则热衷于编撰民间故事和传说，如《阿雅的故事》、《魂魄收集者》等。《东莱五记》是这一系列的代表作，作品以山东古登州和古莱州的历史故事、民情风俗、民间传说为题材，展现了这一带古老而神奇的历史文化和地域特色，显示了古代民间人与植物、动物乃至整个自然界“天人合一”的生态环境。文化意蕴丰厚，值得现代人深思。 

　　作家们在这一主题的表现上，是广阔而深入的。温亚军的《成人礼》，写乡村社会古老的“割礼”风俗，把传统农家的日常生活，夫妻之间以及大人和孩子之间，那种淳朴、温馨而又不时磕磕碰碰的天伦之乐，组成了一首细腻、温婉、美妙的家庭抒情曲。郭雪波的《天音》，通过对即将消逝的村庄、最后一个晚上的古歌演唱的描写，表现了草原精神文化的无奈衰落。还有红柯的《大漠人家》，写的是孙子跟着爷爷，在辽阔的大漠和有趣的劳动中，年幼孩子在情感、心智、人格乃至体力上的成长，表现了人与自然、劳动的密切关系，像一幅凝重而抒情的油画。 

　　对现代文明和文化以及生活方式的反思，敏感的作家们早就开始了。但许多作家虽然表现了这一主题，思想上还缺乏自觉。而在近年来的短篇小说创作中，这种反思与批判就显得明朗而自觉了。如前所述的《致爱丽丝》、《内科诊室》、《艾多斯》、《铁血信鸽》等作品，就包含了对现代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反思。这些作品都真实地表现了当下社会的中上层人群，对物化生活的反叛，对无尽欲望的弃绝，对精神价值的追寻，预示着国民精神正在发生的深刻蜕变。 

　　还有些作品则从人与动物的关系、比照中，审视人的现代生活、人性自身的缺陷，独具一格，富有哲理。邓一光的《热爱一只狗》，写一位孤独的老爷子养了一只宠物狗，陪伴他的风烛残年，进而演出一幕由喜到悲的活剧。养狗已成为城市人时髦的生活方式，但它的深层意义和带来的后果却是人们很少探究的。作家在作品中深刻地揭示出，人与狗有时可以相依为命，但人绝不能把狗只看作供人取乐、为人服务的宠物。狗性与人性相通，它也有自己的思想、自尊、欲求，同样可以把人当作为它服务的宠物。老爷子对狗的爱—恨—杀，实质上显示的是现代人的自私、虚伪和残忍。张洁的《一生太长了》，则描述了一只有情感、有思想的头狼主动走向死亡的悲壮情景。作家抛开人对狼的种种理解和成见，以狼为叙事者，展示了狼丰富而奇特的意识活动。这只杰出的头狼用一生的经历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我们狼的生命里，有残酷、有厮杀、有血、有弱肉强食，就是没有卑琐、卑鄙、阴暗、贪婪、下流……我终于明白，人类并没有什么值得我深究之处，我们狼和他们的生命态度是如此的悬殊。”作家在这里借助狼道出了她对现代人性的审视与批判。这是近年来短篇小说的两朵“奇葩”。 

　　范小青的独到之处，就在她总能扣住某一时段的社会脉动，并用系列作品表现出自己对社会人生的感知。她近年来写了多篇反思现代生活的力作，显示了她思想的敏锐和视野的开阔。名片是现代社会中通行的社交物件，它的泛滥和假冒已使其大大贬值。《我在哪里丢失了你》从小小的名片入手，描写了刊物编辑王友所经历的离奇而有趣的名片故事，揭示了名片风行所造成的虚无、怪诞现象，以及对人与人之间正常交往、真诚感情的遮蔽和消解。作品写得自由洒脱、想像丰富，夸张、反讽手法运用自如。《来自何方的信件》写的是人与电脑的关系，公司职员何方的电脑遭遇，让主人公明白电脑在给人带来巨大便利的同时，也人制造着迷宫、陷阱、危险，使人的精神情感不经意间处于混乱、分裂乃至“异化”状态，对人类其实是福祸相倚的。《我们都在服务区》写的是人与手机的关系，市改革委办公室主任桂平，既爱手机又怕手机，陷入了无休止的人机博弈之中。作品形象地揭示了人创造了手机，最终却被手机所“奴役”，人、物颠倒，人被物化。不管是名片，还是电脑、手机，现代文明的高速发展，到底给人类带来了什么？将把人引向哪里？是值得人们反思和警惕的。 

　　作家既要向前看，反思现代社会的弊端、隐患，也要向后看，发现传统生活和文化中的生机，自然都不错，但如果站在保守、落后的思想立场上，看不到现代社会的积极、光明面，看不到传统生活的陈腐、阴暗面，失去了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准确判断，也是危险和有害的。当下短篇小说创作中，已显露出这样的倾向。 

　　叙事艺术的双向探索 

　　1989年之后，短篇小说进入一个消沉期，但这种状态并没有阻滞它在艺术上的求变求新。比之1980年代中期的创新热潮，新世纪之后的变革似乎有点儿“小打小闹”，较多地集中在形式、手法和技术上，但显得更扎实、更具体、更精细了。可以说，短篇小说进入了一个真正的成熟期。从新时期到多元化时期的三十年间，短篇小说已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艺术模式或者说叙事模式。它同既往的艺术模式有诸多不同，但又有内在联系。它是吸纳“五四新文学”、“十七年”小说乃至西方现代文学和中国古典小说的营养，兼容转化形成的一种全新的审美形式。它具有精英品格、现实特征、本土韵味和雅致的形式，是知识分子作家创作的产物。自然，这种艺术模式还在不断地变化和塑造之中，近五六年来，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动向，即不少作家转身向后从中国古典小说中取法传统方法和手法，而有些作家依然执着向前从西方现代文学中借鉴艺术表现形式。这种双向探索，对丰富和发展短篇小说的叙事艺术，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中国古典小说艺术博大精深，但在现代、当代文学历史中，作家们轻视了对传统文学的继承。古典小说基本有四种类型，传奇小说、话本小说、章回小说和笔记小说。近年来短篇小说的继承，主要是话本小说和笔记小说的艺术形式。 

　　关于话本小说的艺术特征，孟昭连、宁宗一指出：“因为白话小说来源于民间说话艺术，所以它在故事的取材与表现方法等方面，创造出不同于文人创作，却为民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与唐传奇比起来，它虽然看起来不是那么高雅，但它的内容是下层读者所熟悉的，风格符合大众的审美趣味，语言是明白易懂的。”⑧话本小说作为古典小说的一种，通俗的故事、曲折的情节、丰满的人物、大众的审美趣味以及“说话人”的叙事艺术，构成了话本小说的基本模式。新时期之后的作家，借鉴话本小说艺术的并不多，谈歌是最有成就的一位。他的《张子和》写一位历史人物的多舛命运，《天香酱菜》写保定近代史上一家着名酱菜园的演变与几位人物的沉浮，《紫砚》写一方端砚的流传与世态人情，颇有古色古香的话本神韵。《穆桂英挂帅》演绎了两位着名河北梆子演员的半生情缘，以说书人的口吻讲述故事，以故事情节的发展为主线，在环境和事件中展示人物性格，叙述语言古朴、畅达、铿锵，犹如聆听一个说书人的现场演说，洋溢着一种燕赵文学的“慷慨悲歌”之气，显示了作家较厚实的古典小说功底。此外，在聂鑫森的《古城旧事》、孙方友的《陈州笔记》中，也有一些精彩的话本小说的韵味。青年作家李云雷的《巧玲珑夜鬼张横》，从题目就可以看出对《今古奇观》的效仿。作品讲述了一个民间说书艺人“夜鬼张横”，从上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之间的说书生涯和人生遭遇，反映了现代化进程中民间文化的逐渐消亡。故事生动，意蕴丰富，人物鲜活。不足之处是在取法话本小说的套路和语言上，还欠火候。话本小说模式有自身局限，它更适宜讲述历史故事，篇章结构上也难以短小精粹，因此当下的发展较为缓慢，还需要更多的作家探索和实践，使话本小说焕发出新的活力和生命。 

　　关于笔记小说的创作特点，赖振寅指出：“小说的性质使它具备了其他小说品类的一般特点，如人物、情节、散文化的叙事及虚构成分等；而笔记的体制又使它呈现随笔杂录、内容庞杂的特点。两相结合，遂使笔记小说特色鲜明，魅力独具。”⑨相较而言，近年来的短篇小说在吸取笔记小说的写法上，比话本小说更为普遍、更有实绩。晚年的王蒙，在短篇小说上大踏步地向传统回归，创作了《尴尬风流》系列小说，可谓纯正的笔记小说。譬如他从一个老知识分子“老王”的视角，写看到外孙学钢琴、管乐练得苦不堪言的内心焦虑；写听到一伙老友对肥皂剧的种种议论引发的对当下文艺的反思；写目睹儿子、孙子在考试分数上“讨价还价”产生的对教育的忧思……事件虽小，但背景广大，内涵丰富，使读者看到了一个老年“智者”的“杞人”之忧，把人们引向了对世俗生活的重新打量和思考。韩少功2006年出版的《山南水北》，记录了他近年来的山居生活。这些由山川风物、民间传说、乡邻故事和作家思绪等凝结成的文字，被媒体称为“跨文体”文本，但其实是借鉴了中国古代笔记小说的叙事方法和手法，简练的白描、传神的人物、自由的结构，一派“新笔记体小说”风貌。还有阿来的《机村人物素描》、聂鑫森的《教授生涯》、孙方友的《小镇人物》、石舒清的《麻花客》、宗璞的《恍惚小说四篇》、劳马的讽刺系列小说等等，均可称为“新笔记小说”。古典小说艺术形式的创造性运用，将加强和丰富当代小说的民族风格和艺术表现力。 

　　西方现代、后现代小说的艺术形式和手法，曾经催生了新时期先锋、现代小说的诞生，推进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但1990年代之后，这股变革潮流逐渐式微，难以为继了。众多的中年、青年作家的创作，回到了“本土经验”和“现实主义”主潮中，但也有一些作家，依然坚定地借鉴西方现代文学的表现方法，拓展着中国小说的艺术道路。譬如韩少功，他一面向中国古典小说回归，一面又向西方现代小说推进，在他的《末日》中整体上运用了荒诞表现方法，在《第四十三页》里采取了元小说的叙事形式，给当下短篇小说创作增添了生机，树立了标高。譬如残雪，她是1980年代中期崛起的“现代派”作家，二十多年来矢志不渝。近年陆续发表了《雪罗汉》、《都市的村庄》、《紫晶月季花》、《老蝉》等多篇作品，更娴熟地运用着荒诞、象征、反讽、朦胧、意识流等种种表现方法和手法，表达着她对社会人生的独特思考，成为文坛上一道奇异而孤独的风景。当下文学创新的衰退是不正常的。中国小说依然需要现代、后现代文学的激励和滋养，作家们不应在这条道路上半途而废。 

　　短篇小说的雅化是近年来值得关注的现象。追求文体的精短、意蕴的丰沛、结构的巧妙、手法的新颖、语言的优雅，已成为许多作家的艺术目标。譬如李锐的“农具系列小说”，每篇只有四五千字，但内涵深广，意象纷纭，体式上采用了图片和文字、文言和白话、史料和虚构等精心拼贴的方法，在短篇小说文体的创新上作出了新的贡献。譬如苏童的《茨菇》把故事的讲述锤炼到了一种炉火纯青、举重若轻的境界。譬如赵本夫的《守桥人》以诗化的情节和洗练的语言，描述了一个关于“守候”的寓言故事。譬如储福金的《莲舞》营造了一种清香、淡雅、超然的艺术情调。譬如陈继明的《蝴蝶》以蝶喻人，解读了人生中“囚禁”与“解放”的哲理主题……这些作品可谓短篇小说中的精品。精品的增多，意味着短篇小说艺术的成熟与上升。 

　　近五六年来的短篇小说，成果是丰硕的，路子是纯正的，但实事求是说，既缺乏那种卓然不群的具有开创精神的杰作，也鲜有百花争艳般的多样化创作流派，面对复杂的现代社会和嘈杂的全媒体时代，短篇小说的振兴和强大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注释： 

　　①胡平：《“短篇小说成绩辉煌”》，《光明日报》2009年9月11日。 

　　②张清华：《“发现唯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当代作家评论》2009年第1期。 

　　③刘勰：《文心雕龙-时序》，见赵仲邑：《文心雕龙译注》第366页，漓江出版社1982年4月版。 

　　④许纪霖等着：《启蒙的自我瓦解》第33页，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9月版。 

　　⑤王安忆：《生活的形式》，《上海文学》1999年第5期。 

　　⑥贺绍俊：《肩负现实性和精神性的蹒跚前行》，《小说评论》2007年第2期。 

　　⑦王蒙：《王蒙文存》（第19卷）第4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9月版。 

　　⑧孟昭连、宁宗一：《中国小说艺术史》第227页，浙江古籍出版社2003年10月版。 

　　⑨赖振寅：《中国小说》第65页，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年3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