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十九首专题（五）

2013年05月26日 20时16分　

　徐志摩，原名徐章垿，1897年 1月 15日生于浙江海宁。1916年入天津北洋大学法科的预科。翌年秋北洋大学法科并入北京大学。1918年去美国，先后在克拉克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学习。1920年 9月去英国，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后入剑桥大学皇家学院，开始写作新诗。1922年10月回国。1923年参加并组织新月社。1924年任北京大学教授。1925年出版诗集《志摩的诗》，同年接编《晨报》副刊。1926年主编《晨报》副刊《诗镌》。1927年与胡适等在上海创办新月书店，出版诗集《翡冷翠的一夜》。同年任上海光华大学教授。1928年与闻一多、饶孟侃主编《新月》月刊。1929年任上海中华书局编辑，同年任南京中央大学教授。1931年创办《诗刊》，任主编，出版诗集《猛虎集》，同年任北京大学英文系教授。11月 19日乘邮机从南京去北平，因飞机失事遇难。1932年诗集《云游》出版。出版的着作除诗集外，还有《落叶》、《自剖》等散文集以及小说集、戏剧集等。后又有多种《徐志摩全集》、《徐志摩诗全编》出版。

　　再别康桥

　　徐志摩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

　　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

　　软泥上的青荇，油油的在水底招摇；在康河的柔波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

　　那树荫下的一潭，不是清泉，是天上虹揉碎在浮藻间，沉淀着彩虹似的梦。

　　寻梦？撑一支长篙，向青草更青处漫溯，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里放歌。

　　但我不能放歌，悄悄是别离的笙箫；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

　　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十一月六日中国海上

　　《新月派诗选（修订版）》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

　　《再别康桥》：作为象征的康桥情结

　　周根红

　　一

　　《再别康桥》是徐志摩的代表作，也是中国现代诗歌发展史上的经典作品。然而，许多读者只知道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却不知道其实徐志摩的诗文里有很多篇章都写到过康桥，如散文《我所知道的康桥》和诗歌《康桥西野暮色》、《夏日田野即景（近沙士顿）》、《沙士顿重游随笔》、《春》、《康桥，再会吧》等。康桥在徐志摩的写作中有着重要的地位，逐渐形成了他文学创作中的康桥情结。“‘康桥情结’贯串了徐志摩一生的诗文，而《再别康桥》无疑是他诗歌创作中最璀灿的一颗明珠。”①

　　“康桥”应该说是徐志摩性灵的滋养地。在康桥生活的两年，也是徐志摩人生的重要时期。1918年徐志摩赴美留学，虽然他父亲希望他“将来进‘金融界’”，但是他“最高的野心是想做一个中国的Hamiltono”（徐志摩：《猛虎集》序）。为了能够做一个梦想中的政治家，他于1920年转到英国康桥学习，并在此确立了他的政治理想，要在中国建立英美式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正如徐志摩所说：“我在康桥的日子可真是幸福，深怕这辈子再也得不到那样甜蜜的机会了。我不敢说康桥给了我多少学问或是教会了我什么。我不敢说受了康桥的洗礼，一个人就会变气息，脱凡胎。我敢说的只是——就我个人说我的眼是康桥教我睁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的，我的自我的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徐志摩：《吸烟与文化》）

　　康桥同样使得徐志摩的情感世界发生了重要的转变。1915年，徐志摩奉父命与张幼仪结婚。然而，旧式女子张幼仪与徐志摩想象中的“新式女性”是格格不入的。因此，这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对于徐志摩来说是痛苦的，但是他迫于传统文化的束缚而无法冲决出去。然而，在康桥“奇异的风”“奇异的月色”的影响下，他的思想逐渐倾向于自由浪漫。1920年冬，徐志摩在康桥见到了林徽因，一见钟情，情不可收。1921年徐志摩坚决地与包办婚姻的夫人张幼仪离婚，开始追求自己的浪漫。

　　因此，康桥其实不仅仅是徐志摩的母校，更是他的“精神依恋之乡”（徐志摩语），是他各种理想和精神寄托、孕育的地方。徐志摩的“康桥情结”超越了人生、理想、爱情等，成为他整个世界的一种象征性场域。康桥是徐志摩诗歌里的一种隐喻和象征。徐志摩的“康桥情结”对他一生所产生的影响极为深刻，对徐志摩的文学创作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二

　　正是由于康桥在徐志摩生命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他的代表作《再别康桥》便有着更为丰富的内涵，尤其是将之与他第一次离开康桥时所作的《康桥，再会吧》进行比较阅读，这一点尤为明显。

　　1922年，怀着自由民主理想的徐志摩回国后，军阀混战的现实使他心生悲凉，他理想中的“一个馨香的婴儿”还没有出世便胎死腹中了。此外，他的个人生活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徐志摩回国以后，林徽因却嫁给了梁思成。1926年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但婚后数月，陆小曼痴迷于上海的票戏、捧角的夜生活，并染上吸食鸦片之恶习，且后与翁瑞午有染。这双重的人生际遇应该对他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徐志摩在这个背景下再次去了康桥，《再别康桥》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创作而成的。因此，《再别康桥》无疑包含着诗人的这种复杂情绪。

　　将1928年的《再别康桥》和1922年的《康桥，再会吧》两首同样写诗人离别康桥的诗歌进行对比式解读，能让我们进一步理解《再别康桥》的内涵。当诗人再次见到自己的“精神依恋之乡”时，心中应是无限激动和喜悦的。但是，徐志摩为母校和康桥带去的不是喜悦，而是淡淡的哀愁。在《康桥，再会吧》里，诗人表示“来春花香时节，当复西航，重来此地，再检起诗针诗线，绣我理想生命的鲜花，实现年来梦境缠绵的销魂踪迹”，可现在，当他重来了，却一再表示与这“西天的云彩”“作别”。这“西天的云彩”和那“理想生命的鲜花”，指的是同一件事，就是他的“康桥理想”。他过去追求的“康桥理想”已不能在中国实现，现在还有什么勇气再与康桥相见倾谈呢？所以，他只好轻手轻脚地来，又悄悄地走了。 ②诗人对康桥当然是充满无限怀念的，《再别康桥》的前半部分，表达的正是诗人对于往昔生活、理想的略带温暖的回忆。“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然而，与《康桥，再会吧》里

　　的宏图大志所不同，《再别康桥》里诗人却只是“甘心做一条水草”。虽然“甘

　　心做一条水草”一方面表现的是诗人对康桥的依恋，但另一方面也表现，当诗人在现实生活中遭遇各种打击时，诗人其实选择的是退忍。

　　因此，徐志摩将康桥理想看作是一场梦，将自己此次重回康桥看作是一场“寻梦”之旅。无论是政治上的梦，还是情感的梦，其时都破灭了。当诗人“撑一支长篙，向青草更青处漫溯”时，不仅感叹，我们这是在“寻梦”吗？诗人又否定了自己的想法。从上节对康桥稍显迷人的景物描写来看，诗人可能还沉浸在康桥的梦里，但很快他清醒起来，他想自己并没有寻到梦，撑一支长篙，不过是“满载一船星辉”。但即便是载一船星辉，如果放在以往，诗人还可以“在星辉斑斓里放歌”。然而，这次故地重游，诗人连放歌的兴趣都没有了：“悄悄是别离的笙箫；/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最终诗人选择“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这样的告别方式，让人出乎意料，但联系到他当时的内心境遇，又是可以理解的。

　　正是两种不同的社会现实语境，这两首同写离别康桥的诗歌各不相同。《康桥，再会吧》是热烈的，所表现的是诗人恣意洋溢的豪迈情怀和对未来充满着理想；《再别康桥》所表达的则始终是压抑的，带着淡淡的忧郁和伤感。《康桥，再会吧》可以说是一首常规的离别诗，但是《再别康桥》却不是故人重逢后的别离情绪，而是从康桥的往昔生活里烛照着现实的生活困顿所生发出的复杂情绪。它不是一首简单的离别诗。其实，《再别康桥》可以算作是徐志摩诗歌内容的转型之作。在此之前，徐志摩的诗歌积极向上；而后期以《再别康桥》为代表的多数诗篇与他前期的作品相比较，明显地缺乏积极的信仰和生活的底蕴，都只能向“枯窘”与“瘦小”的方向发展③。

　　三

　　《再别康桥》在中国现代诗歌发展史上的重要意义在于承前启后。《再别康

　　桥》既继承了抒情诗物的象征传统，同时也为当时中国诗坛白话诗歌的规范化做

　　出了较大贡献。

　　诗是一个意象符号组成的系统。庞德曾说：“意象在任何情形下都不只是一个思想。它是一团、或一堆相交溶的思想，具有活力。”《再别康桥》里物象有着浓烈的古典诗歌传统。“浮云”、“落日”，让人想起“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西天、云彩、夕阳，让人想到天涯漂泊的凄清；“河畔的金柳”，让人想起“昔我往矣，杨柳依依”的折柳送别的场景；“箫声”则大多与哀愁有关，让人想到“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这正是中国古典诗歌的抒情传统。与现代新诗发展过程中，或过于追求用白话文写作使诗歌流于乏味，或格律化的形式规范使物象丧失其浑融，或借用西方象征主义的表现手法而使诗歌语言表达晦涩不同，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并非仅仅是《再别康桥》）物象选择与自然融

　　为一体，并将其与西方诗学和白话文新诗相结合，以物象进行情感生动的想象，使得《再别康桥》成为一首兼具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自由与格律的现代诗歌作品。不过，从物象角度来说，河流、河畔的金柳、夕阳、云彩、青荇、水草、船、夏虫等，其实并不能突出康桥的特色，这些几乎在中国任何一条河流里

　　都会出现。因此，这首诗的重心无关康桥的标志性景物——无关康桥，而是一种以克制和隐忍的笔法向理想、激情和浪漫进行告别的抒情。

　　《再别康桥》对于中国现代诗歌的另一贡献就是诗歌的规范化。1928年，现代新诗开始由自由化走向了规范化，而当时倡导让新诗走向规范化并对此作出重要贡献的就是新月诗派。朱自清先生在《诗的形式》中说道：“‘自然的音节’近于散文而没有标准——除了比散文句子短些，紧凑些。一般人，不但是反对新诗的人，似乎总愿意诗距离散文远些，有它自己的面目。” ④为了匡正现代新诗发展过程中过分散文化的毛病，一些诗人对新诗的形式与格律进行了探索，代表诗人为闻一多和徐志摩。闻一多明确提出新诗要具备“音乐的美（音节）、绘画的美（词藻）和建筑的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 ⑤。在这个时期，徐志摩在闻一多的影响之下强烈地意识到诗歌的音乐和格律，并且开始身体力行闻一多这样的诗歌理论。他在民国十五年四月一日发表的《诗刊牟言》中说道：“我们信我们自身灵性里以及周遭空气里多的是要求投胎的思想的灵魂，我们的责任是替它们抟造适当的躯壳，这就是诗文与各种美术的新格式与新音节的发见”。 ⑥然而，在新诗格律化的诗学追求中，徐志摩比闻一多多了一些灵活，闻一多的格律是恪守较为死板的规则，呆板地遵守传统，却又拉开了与传统的距离；徐志摩在格律中追求自由，在参差不齐中建构内在的和谐。徐志摩的《再别康桥》正是新诗格律化探索的成熟之作。因此，它的出现，为新诗的格律化指明了一种兼具传统韵律音乐之美、字词格律化和句式灵活的诗歌方法。

　　（周根红，南京大学文学博士，南京财经大学新闻学院讲师。）

　　①方铭：《现代诗歌精品》，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194页

　　②乔福生等：《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讲》，外语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147页

　　③孙玉石：《中国现代诗学论丛》，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64页

　　④朱自清：《新诗雄话》，香港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第96页

　　⑤闻一多：《诗的格律》，《闻一多全集》（第3卷），第415页

　　⑥荣挺进：《徐志摩讲诗》，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1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