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望子：先锋不死

　　这个春节，除了走亲戚，我看了两部小说，两篇评论文章。 

　　格非的长篇小说《山河入梦》再现了五十年代－－前文革时期的社会剧变和个体的梦想与挣扎、选择与无奈。波利亚科夫的中篇小说《地下通道里的艺术家》，以近似赤裸的写实手法，呈现了当下俄罗斯女性的生存状态。两位不同国籍的作家，都无一例外的直面现实，始终贯穿着对现实社会的深刻思考和积极探求。 

　　不仅如此，他们也无一例外地采取灵活的创作态度，对西方现代主义艺术手法进行了大胆尝试和合理借鉴。在《地下通道里的艺术家》里，女主人公分裂为良家女与浪荡妇，不断对她的选择自行校正，灵魂深处的搏斗袒露无遗。在《山河入梦》里，男主人公被陷害撤职，奇幻漂流般回到了花家舍，一个桃花源般的村庄，却渐渐意识到，在桃花源的表象之外，还有着《城堡》一样令人无法抗拒的可怕规则，而女主人公逃亡过程中断断续续的来信，则呈现出超现实的奇境，把人物的性格与命运推到了极地。 

　　正如谢有顺在《小说的常道》里所说，无论历史怎样改写，现实如何荒诞，小说家要创造的始终是小说的真实或现实情状。毫无疑问，这两位作家都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反映出他们的真实。要做到这一切，离不开作家自己的立场与想象，更离不开成功的借鉴。拉什迪在他的演讲稿《影响力》中说道，“文学影响力，那些他人意识里可资利用的源流，几乎能够从任何地方汇流到作者这里。它们经常长途奔波而来，抵达每位能够将它们善加利用者的身边。”当我们谈论卡夫卡和福克纳、《圣经》和《金瓶梅词话》时，实际上谈论的就是他们影响力的大小。文学作品让读者感知着昨天、今天和明天的世界图景，文学影响力却让作者薪火相传，朝代延续，不断写出伟大的文学作品。 

　　综观近两届的茅盾文学奖作品（姑作参照），我印象最深的是《暗算》《推拿》《黄雀记》和《山河入梦》的上榜。因为我惊讶地发现，他们都是生于６０年代的南方作家的作品。一直以来都认为，南方作家更讲究技艺，但作品精巧，格局偏小。所以他们的获奖绝非偶然，而是表明在主流话语那里，文学的评价标准同样已经悄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南方作家同样能够写出具有远方气象的典范作品。如果要我例举伟大的中国小说，我认为《许三观卖血记》《一句顶一万句》和《山河入梦》当之无愧。这三部长篇小说，如同一个合唱团，共同勾画出了建国前后，尤其是前文革时期的中国震荡。多年以后，人们将不再是从历史教科书，而是从这些伟大小说里去触摸那个年代，重新跨入那时的滚滚洪流。再稍作分析，又会发现，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是南方作家写北方，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是北方作家写北方，格非的《山河入梦》是南方作家写南方。可以说，没有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些先锋作家的风起云涌，也没有他们如今的波澜壮阔。他们的语言和结构、叙事和形式各具个性，在极富创意的写作中，都体现出特质强烈的文学影响力之源流。 

　　面对现实，文学如何说话，怎么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些流淌着先锋血脉的作家都通过他们的伟大作品交出了令人钦服的答案，在现实的画布上实现了完美重建与超越。短篇小说新作《邂逅之美》也算是我的一次小小的尝试吧。 （《邂逅之美》发表于2016年第3期《人民文学》）

　　２０１６年元宵节，海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