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多数读者来说，也许周荣池的名字尚显陌生。这位里下河平原土生土长的农民后代，从散文集《草木故园》《村庄的真相》等到长篇小说《李光荣当村官》《李光荣下乡记》，一直坚持书写乡村。
“我在二十岁之前没有离开过这里，后来求学归来有扎根于此，所以我的写作是‘在乡的’。”周荣池说，恰恰是这一段珍贵的自然记忆成为他写作的天然宝库和独特经验。他并不排斥城市生活，但无论走多远，却最终依然要回到乡村。“一个写作者的精力是有限的，我愿意将这点未必是才华的精力用于在乡的写作，或者说我愿意将土地作为我写作的最大现场。我写的是中国的普通乡村，而普通乡村也许是‘最中国的’。”
中华读书报：在《李光荣下乡记》的阅读中，感觉并未以故事或情节取胜，而你在后记中也谈到里下河地方语言优雅却散漫拖沓的问题。对于这部作品的叙述方式，你是怎么考虑的？
周荣池：我的小说叙述确实有散漫拖沓的问题。农村特别是集镇有一种非常优雅的缓慢，那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歇的节奏，那种吃早茶闲谈半日，泡澡堂叙旧到深夜的生活方式也让下河平原上人们的表达也是悠然自得的。我在这部小说的后记中也写到了里下河平原人们的这种特性，写字犹如说话，文字受到语言的影响，我们的叙述也是散漫悠然的。其中的集大成者自然是汪曾祺先生的散文体小说。同时，我对于小说写作有自己的认识，我认为过于机巧、灵活和神秘就会让小说失真，这并不是失去真实，而是失去逻辑上的可靠性，让人觉得太过有设计感而失去亲切感与舒适感。我觉得写作者要有一种纯朴的坦然，不要过分编造与假想，因为读者比你高明，知道写作者那点小心思，久而久之就会失去信任感和安全感。
中华读书报：你的写作素材是采访而来吗？采访中最感动你的是什么？为何没有写成纪实文学？在改写小说的过程中，又是如何处理采访的真实故事和虚构之间的矛盾？
周荣池：这部作品真正是一部“深入生活”的作品，我在故事的发生地断断续续走访了近两年的时间。采访中给我最感动的是农村的巨大变化。这个村落并不是我生长的地方，甚至有些地方与我所在的村庄是异质的。然而我在了解了她的过去与现在的时候，我为这片土地上人们改变自己命运所做出的努力而感动。他们最早从唐朝最晚也是元朝就聚落在大湖之滨，虽然没有惊天动地，但是那种生生不息也是足以写进历史的。我本来是打算写纪实文学，但是采访过程中大量精彩的故事，让我看到了生活之中天然而大美的戏剧性和诗性，我不想让太实在的笔法和功能化的文本破坏这种天然的美好，所以又写成了小说。
中华读书报：生活在里下河，你如果看待脚下的这片土地给予自己文学上的滋养？你的文学爱好来自哪里？
周荣池：我觉得里下河土地就是我最大的写作现场，我为自己的在乡写作而倍感珍惜。里下河给我的滋养是生命本身层面的，她给了我生命并让我像巴根草一样野蛮而顽强地生长；她给我浸润的并不是这些美好的生命之源，而恰恰是那些痛苦不堪的记忆。贫困、羞愧甚至是龌蹉的现实中，让人的生存和思考更加顽强，这在我后来的人生和写作中我觉得是一座富矿。我与这片土地和人们“患难与共”，这个过程的经历浸润了我的灵魂和思想。作为一个农民的后代选择写作，我觉得最初是源于表达的愿望，表达幸福和苦难都有其宝贵的价值。而随着写作的推进，我更觉得自己的写作的责任是在发现生活的苦难，并且尽自己所能去缓解这些疼痛，这是乡土写作最现实的意义之所在。
中华读书报：你曾谈到希望最大限度地逼近现实，那么在写作中，你觉得自己达到目标了吗？
周荣池：我接触的一些写作者和作品常常给人一种飘忽的感觉。这些人用西方的观念和笔法，讲的是似是而非的故事，表达的是含混而离奇的情绪，体现的是模糊而挣扎的价值。一个没有能力面对现实的写作者是懦弱无能的，他的文字再精美，故事再巧妙，都不值得我们钦佩。所以我觉得自己也许未必有这个能力，但是我努力地逼近现实，我无法改变现实，文学也无法改变现实，但是我们在努力地发现现实、分析现实、缓解现实，这就够我们一生追求了。
中华读书报：如果说《村庄的真相》 在某些观念上还是批评的态度，而《李光荣当村官》还是在揭示问题的话，那么《李光荣下乡记》就是一个新起点，从《村庄的真相》到《李光荣下乡记》，从写农村之美，到写农村之丑，再到写农村之痛，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
周荣池：农村在变化，我也在变化。过去的我经济上穷困潦倒，现在我能够养家糊口了却又觉得自己精神上穷困潦倒。那就是因为我在过去贫困的时候没有好好珍惜那些本来很明媚的日子，那些我当时批评甚至诅咒的日子恰恰成就了我今生的好时光，至少说成就了我自己敝帚自珍的文字。从怀恨在心到揭露鞭挞再到今天的试图缓解，我并没有被现实所收买，却恰恰是在用自己的绵薄之力去实现一个美好的愿景——那就是收拾一下这片土地的疼痛，在文字的世界里找到暂时的安慰，为继续的出发积聚力量。我并不是一位歌功颂德者，其实我写的善意和美好都是针对个体的表达，也不是想以偏带全地去做一个文学的和事佬。我知道有些事情有些地方是出了问题的，但如果人是好的事情总会好的——这是一种写作愿景，也是一种自我信念。
中华读书报：从到《李光荣下乡记》，文本上有何延续？你是打算要写成系列吗？
周荣池：《李光荣下乡记》是《李光荣当村官》的姊妹篇，我也有将其写成三部曲或者系列小说的想法，因为农村的故事是讲不完的。《李光荣下乡记》与《李光荣当村官》自然是一脉相承的，这不仅表现在主人公经历上的自然承续，更在于人物内在精神的自然延续。这种延续是有抱负的，不是顺水推舟而是激流勇进。我试图让这个人物更加的丰满，是因为现实给了我更多的启示和喜悦。所以我愿意加强这种感受与书写，将这个人物写得更有力度，并给读者带来更为厚实的生活与故事，使他们能够了从一个人身上看到一片土地的魅力。
中华读书报：你觉得自己和80后作家相比，有哪些独特之处？
周荣池：我作为80后的作家，并不觉得因为自己致力于乡土写作而感到自己独特，恰恰的我更希望自己的写作能够遁入大众之中，在平凡中找到真实的位置。标新立异自然是舒服的，但是图一时之快也是危险的。如果说我非要有什么特别之处，那大概可以说我和我周边的同龄人相比，家庭的生活充满苦难，父母特别的辛苦，我的村庄也曾特别的落后与封闭。但是我已经不会再去无知地诉苦，因为我知道我经历的这些特别之处将成为我人生与写作中最特别的幸运与财富。
中华读书报：乡土文学经典作品很多，作为年轻的写作者，你在写作中会不会有顾虑？
周荣池：写作者必须是有所顾虑甚至是充满焦虑的，没有问题感的写作一定是平庸的。“说话”也许因为表达者颜值高或者地位高且多是在场表达更容易引人注意，但是“书写”不会有这些天然的优势。中国的乡土广阔，中国的乡土文学恐怕也是世界第一的，经典作品自然也是不胜枚举。我的顾虑并不是写得没有这些作品好，我也不会自不量力去与先贤比较，我顾虑的是有没有写好自己的村庄，写好自己的土地，写好自己的时代，这一点大概是我能够为之努力的。至于能不能成为经典，恐怕大多数写作者都没有这种幸运，能够看到自己创造的经典，“做好自己不负当下”是人生也是写作的达道。
中华读书报：我注意到你的作品语言很有地域特色。你是否有意追求汪曾祺式的语言风格？另外，你对自己的写作，有何规划？
周荣池：用汉语写作，我们有共同的母语，但也有自己的方言。这让我们的写作既严肃而又丰富。汪曾祺的语言风格自然是独特的，是具有里下河市井风情的写作。可是，使得汪曾祺作品成为经典的原因不仅仅在于特色，而在于他用特色撬动了汉语，他的乡愁是自己的也是大家的，是里下河的也是整个汉语文学的，谁读了都觉得特别却又觉得是自己的老家。诸如汪曾祺这样地域特征很强的作家，他的魅力就在于用家乡的故事讲出了共同的乡愁。每个人都会追慕偶像，但是我知道他们之所以经典是因为无法被模仿，就像一个时代无法复制，我们能做的是继承和前进。我在里下河，以后不管我走到哪里，我的文字现场是里下河，书写她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目前我手上一部反映上世纪三十年代的长篇《民国二十年大水》已经完稿，这部书讲了一个旧故事，但这一定不是复古与倒退，同样是想东施效颦前人的高明——好的东西必须要这样，站在现在讲过去的事情对未来有用。（2017年7月5日《中华读书报》 记者 夏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