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帆
傅元峰
他腼腆、朴实、与世无争、自爱自觉、恭谦礼让、尊崇自由、恪守传统，是有着异于他人的特殊秉性的人。
世纪之交那一年，同事倪婷婷和我说，她有一个很好的硕士生想介绍给我读博，于是，经过笔试和面试，傅元峰便在我这里开始提前攻博了。
傅元峰是一个十分内向的人，平时很难见他在公共场合下发表自己的意见，更加难得见他有侃侃而谈、慷慨激昂的时候。但是，他绝对是一个内心潜藏着巨大激情的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知识分子，正义伦理和自由信仰是他追寻的人生目标，爱憎分明、疾恶如仇、从善如流成为他个性的特征，然而，这些性格特征却往往不被人们所注意，因为他是那种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的人，其内心奔突的地火在燃烧，火山的喷发不是在人和事的纠葛上，而是漫溢流淌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之中。
攻博期间，我将他的学术研究框定在工业化和后工业化的文化背景下当代文学作品风景画的消逝这一论域，他便兢兢业业、认认真真地去完成这项任务，从未见他有过半句怨言，我也自认为给他选择了一个十分有意味、有前途的学术领地。我一再强调的是，博士生阶段一定要开始学术圈地，无论圈定的领地大小，只要能够达到两个满足即可，即首先是满足自己的学术兴趣，其次是自己的知识储备能够满足学术论文给养线的供应。当时，我自己也很得意，认为给他找到了一个前景十分广阔的学术空间。无疑，他的毕业论文做得也十分顺利，精华部分发表在2001年第2期的《文学评论》上，题目是《诗意栖居地的沦陷——论九十年代小说中的自然景物描写》。那时，我根本就没有在意这个题目是背离他的学术兴趣的，只是沉浸在自我陶醉的情境当中，现在回想起来，那正是他试图用自己的诗学理念去阐释这一文学现象的过程，成为他对学术诗意和诗意学术不懈追求的无意识表达，虽然在“风景”的论域里，他这十几年还是笔耕不辍，然而几年以后当我看到他终于回到诗歌的怀抱之中，才悟到他的学术兴趣是贮藏在内心深处的诗歌领域，我想，这不仅仅是文体选择的问题，文体背后潜藏着的是一个学者的巨大学术兴趣的取向，当然也是一个学者的学术性格的外化。从中，我才悟出了一个道理，倘若一个导师强求自己的学生按照自己的学术设想去勾画他们的学术蓝图，那不仅是一厢情愿的专制行为，更重要的是，他往往就会扼杀一个学术前景可能十分广阔的天才型学人，在摇篮里杀死婴儿是一件十分残忍的事情。
我十分赞同傅元峰的学术转型，从小说思潮研究转向诗歌思潮和作家作品的研究，他终于翱翔在自己喜欢的阔大无垠的蓝天之中，那里有他的温柔恬静的学术梦乡，那里有他可以表达和释放诗意的学术空间，更有那寄望着浪漫理想的性格栖居。
他写了大量的诗歌评论，被认为是诗歌评论界的老树新花。他很快乐地和同仁们组织了许多国内外的诗歌学术研讨会议，质量高、收益大，得到诗歌学界的广泛赞誉。他收集了大量的诗歌民刊的原始资料，不仅开阔了人们研究的视界，而且大大丰富了文学史的内涵。他还与诗界同仁主编了几个诗歌创作与批评的刊物，虽然尚未形成很大的影响，但是，就其投入的精力来看，是一定会在诗坛赢得声誉的……所有这些都得到了诗歌界的广泛好评，诗人们认可他，诗歌评论界的同行也对他的评论和批评给予高度的学术评价，这是他学术兴趣和学术性格得以充分体现和发挥的黄金时代。他还写诗，他的诗歌创作不仅有诗歌的美学品位，更有目前诗歌界缺少的人文思想内涵，得到了业界和圈内的一致好评。
在北师大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他的精彩发言不仅让大家吃惊，就连我也没有想到他能够发挥得如此酣畅淋漓，深刻而优美。《南方文坛》的主编张燕玲对我耳语了一阵，她说她十分看重傅元峰的学术思想和才华，认为这是当今中国70后学者里扎实而富才气的评论家，立刻决定要做他的专辑，我暗自为张燕玲的慧眼击节。但是，一直催了他好几次，他还是迟迟没有交稿，张燕玲说，还没有见过你这样拖拖拉拉的，许多人是迫不及待。我深知，他就是一个希望低调的人！怯弱和自弃伴随着他的诗意人生。
傅元峰在当今的诗歌评论界确定了自己的学术位置。正如施龙在《审美救赎的焦虑——傅元峰诗歌批评论》一文中所言：“面对‘主控意识形态与市场经济的二元作用力的受动存在’文学局面，傅元峰多次沉重提及新文学的审美‘创伤’及其‘修复’、‘救赎’问题，具体到当代诗歌，更直言‘当代中国无诗魂’，因而‘诗歌史还不能是诗歌经典史，而是诗歌审美的问题史，是创伤及其修复史，而非经典认证史’。……傅元峰认为，审美现代性有广、狭两种界定：‘广义的文学现代性与文学的永恒命题（如爱、死亡等）和稳定的审美情感（如优美、崇高等）联系在一起，共同体现为对所处的社会现实的独立姿态与超越品质’……”。“当代中国无诗魂”的全称否定性价值判断，是要有理论勇气的，但如果是没有理论目标的妄言，这便是哗众取宠的谵语，而他提出的“诗歌史还不能是诗歌经典史，而是诗歌审美的问题史，是创伤及其修复史，而非经典认证史”是有学术眼光的新见。把诗歌发展史拉回到审美的永恒主题当中，应该成为诗歌创作和研究的本源。只有把诗歌的创作放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们才能清晰地定位和定性其价值的所在。傅元峰是找到了其解析的学术路径的。
在《“诗学”的困顿》中傅元峰指出了“中国当代诗歌史研究的学术误区”是“当代新诗史的书写大多依赖学术本能，依赖于诗歌流派和诗潮的推动力，诗歌的流派线索养成了诗史书写者史料发现的惰性。因时间推延而获得的编年时机，成为另一个诗史书写的应激性触点。由于民间存在被忽略，导致批评的虚妄、程式化的研究心理、对民间的误认或忽略等缺陷在新诗研究中普遍存在。另外，诗歌本体的迷失也促使诗评界形成了‘诗人批评家’和‘非诗人批评家’的身份区别。改善这种状况，需要诗评家进行深刻反思。”无疑，这种持论也是建立在文学史的大视野之下的，对于“民刊”的重新发现，这成为傅元峰考察文学史构成的新视点，其独到的学术视野，让他对当代诗歌研究有了一个比他人更加广阔的学术空间，同时，也逐渐使其逻辑化和学理化。
因此，在《中国当代诗歌民刊文化身份考论》中傅元峰如此说道：“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大陆创办过数以千计的民间报刊，其中大多数为诗歌民刊。大多诗歌民刊继承了中国新文学的良好的‘同人’传统，汇聚着的编读群体映射出民间文学的生态格局。但因为合法性问题，该重要文学族群至今未能进入文学研究者学术视野的中心，大量民刊也不能在各种公立图书馆收藏，导致了文学研究资源的损耗和研究对象的迷失。其中，也包含了文学观念的偏差。对当代诗歌民刊进行资料搜集和研究，并勘察它们的文化身份和历史地位，已经是学界的当务之急。”其实，我以为他的这项工作在当下来说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但是，为了为中国当代诗歌史保留一份珍贵的历史档案，为了抢救被淹没的历史，他的这项工作却又是功德无量的学术史大事，否则我们无法面对诗歌的历史和未来。
在《错失了的象征》一文中，他对新诗抒情主体的审美选择做出了这样的判断：“象征主义作为现代派文学的源头，对中国诗人影响深远，但象征主义在中国并未如文学史家描述的那样获得创作实绩。象征主义的中国接受存在理论认知与创作实践的失衡。由于新诗抒情主体未完成观念转换，亦缺乏合适的文化土壤，新诗未能超越技法范畴在更深的抒情主体层面接纳象征主义的诗学养分，形成了对象征主义的错失。”这种大胆的立论是建立在推翻前人的许多学术成果之上的驳论之文，不但需要胆识和勇气，更需要的是学识和学养的积累和沉淀。无疑，这种否定性判断对文学史的重新认知提供了另一种观察和考量的窗口和依据。
通过解剖一个文学群体来认识一代作家的沉浮，则是贴近文学史分析的最好方法，傅元峰选择了与自己同时代出生的作家为分析对象，他在《“70后”作家叙事话语特质论析》中说：“当代汉语写作呈现的特性与作家代际有无直接关系？思考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在时代、社会、文化等领域进行的文学语言的探询，最终关注的思路将被牵扯进一个文学的‘话语’（discourse）范畴。当代大陆汉语文学状貌的变更，确实和说话主体受影响的语义环境的变更相对应，这使作家的代际研究，特别是与代际有关的文学语言的研究，在‘话语’方面呈现出空前的学术意义。甚至，指认‘70后’作家的文学行动，也是一种历史自新行为——在代际更迭中完成文学话语更新的诉求，不可避免地要放弃对陈旧话语的继续依赖，对新的话语族群进行重新指认。那么，对前代作家（他们已被逐渐认知为丧失了话语更新功能）文学期待的自动放弃，对话语新质的培育，具有残酷的同步性。它类似于文学经典化中的主观断代行为，在本质上，它是文学的话语自觉，也是在文化意识和精神价值决定论下汉语文学的语言自觉和审美自觉。”对同代诗歌作家的无情审视当然是要有学术勇气和理论功底的，倘若因为害怕得罪人而不能说出真话，那将不是一个学人真正的治学态度，而“对前代作家（他们已被逐渐认知为丧失了话语更新功能）文学期待的自动放弃，对话语新质的培育，具有残酷的同步性”。这就是他对文学“话语”进化的期许，这种期许是建立在“如何培育”新的汉语体系的学术建构之中的。
当然，对于旧的学术论域的延展性研究，他仍然是有新见的，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城乡意识错乱及其根源》中，傅元峰认为：“在中国现代城市化进程中，殖民历史语境和当代简单的城建思维导致了城建先行、城市文化滞后的‘片面城市化’格局。在此情形下，如果忽视都市文化作为文学语境的特殊性，就容易忽略都市文化和城市文学、乡土文学之间特异的对应关系，造成对文学史和当下文学现象、作家作品的误读。学界应对现代文学中的‘侨寓者’、‘城市异乡者’和‘局外人’等关键词作都市文化视角的比较分析，结合‘片面城市化’的文学语境对城乡文化和文学的关系进行重新辨认，以矫正与西方文学和文化理论简单比附的研究偏差。”在他随我攻读博士的这些年来，他一直没有丢弃对乡土文学的研究，与很多人不同的是，他是那种能够在领悟你的学术意图之后，能够发现和提出新的观点，并延展这一领域研究的学者。
综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在学术论域里大胆理论、小心求证的傅元峰的面影。
但是，他还有另一副文学创作时的行状。在其诗歌创作里，我们仿佛能够看到他的理想主义的激情，看到他为正义而宣示的庄严，看到他为伦理道德辩护的勇气，还看到他对真善美的追求，更看到他对诗歌意境美和语言美的追求。
在《我需要深深地写景》中，他写道：
整个有我生命的这段时代，
在安静地委身蛇行，朝着光，愚蠢而又坚定。
我自恋，喜欢后撤并深情地看它。
当年纪关闭了眼睛，耳朵和触觉，
我的审美需要深深地写景，有一颗嗜血的雕刻之心，
用雨天的碎玻璃，来自那些空酒瓶。
祖先啊，某个无名的黄昏，因为红霞的喜事你才多喝了几杯。
只有雷雨能把你的黑夜照亮，把你的清晨抹黑，
把古老的毒药像香瓜一样种植在你无所事事的夏天。
我抱着女人和孩子，像抱着空酒瓶，反过来也一样。
像孝子出殡，野狗刨食，
像浪子寻找宿醉和痛哭。
我以为，这一首诗就高度凝练地概括了傅元峰的诗歌审美倾向，无须赘言，这里面的内涵和外延的喻指是不言而喻的。
《我们》一诗的开头一句：“我们回头，是为了摹仿每次天亮？”就充分表达了他那追寻自由天空的飞翔欲望，这凝聚的诗句是积郁了几代人的心声，似乎是穿破林间的响箭，直抵意象的终极人文目标。最后一句：“我们没有黏着语，干脆而缺少情感，几乎是世界上最简单的河流。”同样是把我们带入了意象的河流，让你久久沉浸回味在人性的思索之中。
而《青木原纪事》中，“东京繁华的夏夜也被啄食了/何况你”，那些他在谷川俊太郎诗歌中读到的日本“镂空诗学”和“物哀之美”，通过风景传达到了诗人的生命里，产生了“既做柴烧/又当琴弹”的对生活的放纵与深情。
在《藏南札记》中，他是这样表现自己诗歌意绪的：
1.行走的树
那些老人是怎么上路的
一棵树在走
他们的走，根深蒂固
他们怎样移栽自己到尼洋河边
带着仅够活命的泥土
他们的走，日暮途穷
羁留成都的时候
他们枝叶已枯
却约见故友
分食了各自可吃的部分
带着爱情
吃了仓底之粟
穿了寿终之衣
带着高耸人世的恍惚
一棵棵树在走
非常可观
2.刑罚
告别使峡谷扬起了她的鞭子
在流放地，史书只写了这些鞭影
除此之外
祥云下，也有情欲升起
打好行囊的那个早晨
两只小狗在楼下做爱
早起的夫妇露出微笑
苍茫的雅江啊
放下鞭子
客人就要走了
给他一个可以这样的姑娘
3.云之一种
我们次第溜进了马厩
它们的清秀是云之一种
我们的手臂上多了串珠
胃里多了牦牛
心里多了女人
它们是云之一种
我们对云的爱在高原狂奔
徒劳的热烈的奔跑——
飞回原点
买了假货
醉了酒
多了兄弟
我们，是云之一种
这些带着藏地特色的意象群，在风俗与宗教的掩映之下，诗人本身在浮世当中的皈依心态已然可见一斑，而对于人类归属的终极哲学思考，才是作者所要表达的诗歌初衷。树的行走、雅江的情欲、云的奔跑，倒映出人性中的悲悯、不羁、迟暮、怅惘……从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沉思者的形象。
我不知道傅元峰在学术的道路上还能够走多远，也不知道他在诗歌创作中尚有多大的艺术潜能。但是，从对他的性格揣摩中，我分明看到的是一个在逶迤天路里踽踽独行、一步一叩首、渐行渐远的背影。
2017年10月20于南京—北京G5次列车上
10月22日凌晨于北京友谊宾馆
（丁帆，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南方文坛》201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