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小说《端午帖》（《作家》2018年第十期，《小说选刊》2019年第一期转载）延续了罗望子小说中“内心戏”的路数，写的是一个中年男子的内心寂寞。叙事中带着浓郁的诗情，现代写法，又不乏古典情愫。
小说主人公张大伟五十出头，是一名大公司的高层，妻子离异，儿子上大学，生活中有一个稳定的女友和一个年迈的父亲，也曾经有一个灵魂知己K。应该说这样的生活不算好，其实也还不算太坏，毕竟衣食无忧的生活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轻松拥有的。然而张大伟却感到，这个生活了很久的世界正变得越来越陌生：曾经爱恋的妻子，即使还有牵挂，却已成了不便问候的前妻；上大学的儿子，对他的电话短信都爱理不理，一年到头难得回家，真回了家却依然很难沟通与相处；与朋友K曾有过一段畅快交流的时光，但后来K不告而别，说消失就消失。亲情、友情、爱情，是一个人最基本的精神安顿。坚硬的世界，唯有柔软的情感让人相连。这些生活中最基本的关系纷纷出现的危机，让这个中年男人听见了自己内心的四面楚歌，精神世界成了一片一无所守的荒野，万物凋零。给儿子的道歉红包24小时后又退回账上，k无声无息地消失在雨夜里，一层层爬上女友家十三层的楼梯却不想敲门……这些时刻，一个人内心的孤独一定是像没顶的湖水般将他包围，令人窒息，甚至溺亡。这时候，人究竟应该借助什么力量在深渊中攀援与自救？
张大伟的选择是：写信。这是一个颇具古典意味的选择。五十多岁的张大伟经历过书信年代，经历过把内心最真挚、最炽热、最疯狂的爱恋托付给书信表达的年代。好像还是不久前，但世界变化太快了，回忆起来，书信年代却已恍若隔世。“谁还写信呢？”这惆怅一问，饱含着对一个时代的怀念。写信，是一代人精神的乡愁。现实生活越是令人感到荒寒孤苦，张大伟就越沉迷于写信这件事。他不断地寻找合适的写信对象，令人忧伤的是，欲寄无人，最后只好写给自己。
写信是想与这个世界发生联系的一种努力。它一方面是向外的，表达了一个人沟通倾诉的渴望。同时它又是向内的。一个人提笔书写的时候也是他坦露内心、梳理自我的过程。写信，说到底就是一种相信：相信对方懂得，也相信语词对内心的抵达。写信，借助的是语词，是一个人在语词中的敞开，是人对语词的信仰。
罗望子是一个对语词的诗性、美及其带给事物的可能性怀有无限痴迷的小说家，这篇小说几乎是在用故事演绎诗，用诗句理解生活和内心。孙甘露的小说《信使之函》中，曾用五十多个“信是……”的判断句，语词在淋漓尽致的狂欢中，实现了无比华美的碰撞。这篇小说在叙事中不仅多处引用了《信使之函》中的诗句，同时自己又写下了许多诗一般的对信的定义。看起来，这就像是一篇在诗句中穿行的小说。它以《信使之函》的诗句起始与终结，完成了一次小说对诗的演绎，也完成了一个小说家对另一个同样痴迷于语词魅力的小说家的凶猛致敬。
与罗望子的许多小说一样，这个短篇的主题依然并不明确，它写的是情绪，带着湿漉漉的迷蒙气息。罗望子是一个时代情绪的执着书写者，他似乎从来不屑于在一个明确的主题之上构造小说。他只钟情于以小说变形的方式摹写生活与人心，不断用语词的变幻探测生活的可能与人心的无边。
张大伟，名字普通得像大街上每一张行色匆匆的脸庞。确实，生活在人与人之间越来越隔膜与疏离的现代社会，在某些瞬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张大伟。对于寂寞中的泅渡者而言，语词就是精神的故乡。语词之上，无地彷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