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罢新近出版的《澄兰作品集》第九卷《杂树生花》，我的心灵被深深地震撼了！这是一位有胆识有才情有担当的文化战士，一位胸有大爱、令敌胆寒的斗士，是杂文界一位真正的勇士！她勇往直前的无畏精神和战斗风格，使她的杂文不拘一格而令人耳目一新。
敢写身边的腐败。让袁成兰遭遇了1154天官司的《“梅花奖”舞弊案随想》，打响了在公开发表的杂文中直接点名道姓揭露握有作者生杀大权的顶头上司腐败行为的第一枪，成为中国杂文史标志性事件。这场旷日持久的官司最终以袁成兰胜诉而告终。这不是袁成兰一个人或这一篇杂文的胜利，而是杂文和杂文界的胜利！ 如果写身边的腐败成为望而生畏的“禁区”，杂文还是杂文吗？她让我们重新审视杂文的本来面目和写作走向。那些虽然议论飞扬但不痛不痒的温吞水式杂文，那些所谓的“写古不写今，写远不写近，写外不写内”的杂文写作经验和范本，在袁氏杂文面前略显苍白！
当然，写身边的腐败和歪风，点名道姓批评必须精准审慎。《“梅花奖”舞弊案随想》给我们的本质启迪是：杂文要勇于直面现实，直面敌者，敢做社会的“清道夫”！正如袁成兰在《我因杂文惹官司》一文中所说：杂文“从来就不是优雅文苑飘出来的仙笛和牧歌，也非文学之宫的宠儿和骄子，而是勇士在行进的荆棘途中吹响的冲锋号角，是从现实生活的矛盾斗争中传来的厮杀和呐喊！”她的杂文写作，正是从这一理念出发，一路向前，永不回头。如《一字之差》、《邳州的“太阳”落山了》等篇，矛头直指徐州当地重量级的腐败分子和腐败现象。在《一字之差》中，袁成兰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徐州接连发生的多起官场腐败乱象列举于文中，尖锐提出：“多年前徐州发生一系列腐败案件都被有权人捂住了。今撰此文诚望我市新任主政者彻查被一直捂着的家喻户晓的腐败案件，对全市人民有个明白的交代。”其中，她写道：“时任县委书记的阎长印是强奸犯，却被《徐州党建》撰文说阎是‘焦裕禄式的好书记’。我撰写多篇文章揭露，阎判刑出狱后搞房地产开发，许多官方大工程，让阎承接……”可见，袁成兰不仅敢打“活老虎”，“活老虎”死而复活，她还要猛打。在《邳州的“太阳”落山了》中，贪腐落马的原邳州市委书记、徐州市副市长李连玉，早在1996年他任丰县大沙河果园头头时，袁成兰就根据果农反映他掠夺果农向上行贿的问题，画了一幅讽刺漫画取代原本打算写的正面文章。可见，“老虎”还是“幼崽”时，她就发现端倪，警醒人们！此外，《试航》、《谁来教育教育工作者》等文，都直接批评了徐州当地的腐败风气和不良现象。
敢歌身边的公仆。袁成兰有不少杂文是正面写徐州官员或曾在徐州“做官”的政界人物的。我读这些文章时感到一种莫大的快意，一扫读她笔下那些魑魅魍魉丑恶嘴脸的沉重。有人可能会问，歌颂领导还有“敢不敢”的问题吗？当然有。有私心，有个人目的，就难于写；怕人议论，特别是杂文同好误解为“被招安了”，就不敢写。但是，袁成兰不怕这些。或再问，这些歌颂性的文章还是杂文吗？我的回答是肯定的。因为他们具有这样几个要素：
其一，以事写人，小中见大。袁成兰记人，总是从记事入手，讲一个故事写一个人，而且都是她亲历的故事，真实感人。如《市委书记除夕之夜》，袁成兰只写了市委书记徐鸣除夕之夜在办公室为袁成兰文集写序的一件小事，便让我们一下子对这位市委书记刮目相看。请看文章开头的一段对话：
今年除夕晚上，我给市委书记徐鸣打个拜年电话，他说：“我在徐州，正给你写序。”“你怎么没回南京过年？”“我岳母病了，在无锡住院，爱人去陪护她母亲了。儿子在省电台，他们工作越到节日越忙。我回家也是一个人，不如在办公室值班，给你写序。”
这段对话透出了诸多信息，市委书记的坦诚和朴实，市委书记自己动笔为作家写序，市委书记平凡的家庭……这些，会让人们生发许多感想！
其二，以事寓意，事微意深。《老马拉车》记述，60年代，刚从南艺毕业、在梆子剧团任编剧的袁成兰到睢宁乡下采访，自行车胎没气了，一筹莫展间，“正巧遇上一个人，他头戴破斗篷，身穿旧便装，一双黑布鞋，像当地的农民。”他热情用自行车拉自行车将她拉到目的地岚山，托付给公社干部。当“那些公社干部都一齐围着这位大爷，叫他‘马书记’”时，袁成兰才知道，“原来他是县委书记马德明。”这样的县委书记，现在还能找到吗？这仅仅是赞扬县委书记马德明吗？
其三，以人比人，云泥自现。《拜年拜到大运河》，写新来的文化局长张锡昌大年初一来到船上给在体验生活的袁成兰拜年，同时写他“平易近人，清正廉洁，虽有两个儿子，一生只有一套住房，后来患癌症，没请病假，手术后就办了病退。他认为病了不能上班，拿全薪，心不安。”紧接着，袁成兰写道：而年轻的吴某当上文化局副局长后，“很快得到在湖滨村文化局盖的新房，任正局后，又在梆子剧团弄了两套新房。后来，他又以专家名义在云龙湖南岸取得一套三层楼别墅。”“那年，吴某农村老父病了，在徐州住院，床头名字竟是吴某。”两相对比，人品天壤之别！还需再说什么呢？
这正是袁成兰的个性！敬所爱者，鄙所恨者！这正是袁成兰的品格，有好说好，有坏说坏！也证明，袁成兰并非专门挑刺的“刺儿头”，而是有良心的公正的杂文家！通常人们总把歌颂性的文章排斥在杂文之外，认为杂文只应是批判而不可歌颂。袁成兰用她的笔记式的小品文纠正了这一偏见。
敢把自己写进杂文。读袁成兰杂文，有一个深刻印象，在杂文中，她不是一个旁观者，而是一个参与者，她将社会中形形式式的人和事写进杂文，也将自己写进杂文。袁成兰，成为她杂文中的一个重要形象。
着名的《我当被告》，袁成兰就是主角，自不必赘言。《“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说”》又是一篇以袁成兰为主角的犀利杂文。作者开篇就说：“鄙人年近半百，由于只知人生有路，不知人生还有墙，经常碰壁，盖因其‘该说’的不说，‘不该’说的说了。”这段话道出了一个敢讲真话的正直知识分子的心声和心酸！袁成兰赴港参加“三兰诗书画展”之前，“关怀”她的领导与她的对话令人生厌！那反复念叨的“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说”，缺乏对艺术家的尊重、信任和文化自信！事实证明，袁成兰在香港与记者的机智对答，真正表现了一种文化自信和自觉！然而，袁成兰还是要问：“最后，我有一句‘不该’说的还得说：‘一位艺术工作者到自己的国土香港去参展究竟有什么不该说的？……’”这一发问，在引发人们更多思考的同时，也让我看到了一位艺术家的思想锋芒！
《小人不小，大人不大》，是一篇最能彰显作者做人原则的人格宣言。依然是开宗明义：“鄙人做人原则是大人面前不小、小人面前不大。大人若比我大，我比大人还大；小人如比我小，我比小人更小。”
发此感慨，是因为作者碰到一件“小人不小、大人不大”的事。一位警官学院毕业不久的青年帮助作者送书稿给市委书记被门卫拦下并遭到“门卫的冷笑”。袁成兰“感觉有点不对劲，穿警服进机关就这么难，那工人、农民不更难了？”“门卫成了门阀”，“自然会隔绝政府部门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袁成兰向市委书记反映了此事，市委书记很快过问。这篇文章不只针对机关作风问题，表现了袁成兰既不怕大人逞威、也不容小人轻狂的高贵人格，表达了尊重人、善待人，坚守人格平等的理念。以此为钥匙，可以读懂她的许多杂文。
发表在《安徽文学》1986年4月号的《孙悟空受审》是一篇值得关注的杂文。很显然，这是一篇通过唐僧师徒4人的故事为正义之士伸张的寓言式的妙文。该文本来是第三人称叙述的，但到了文末，作者突然站了出来：“笔者向来一不想得到什么，二不怕失去什么，视坎坷为财富，把挨整当动力，能忍恶人害我，难忍好人受害，敢冒死为老孙鸣冤！”奇人！妙语！我终于悟到：从《孙悟空受审》到《我当被告》，这之间难道没有某种必然吗？！
把自己写进杂文，是需要勇气和底气的。“不想得到什么，不怕失去什么”，就是她的勇气之源，底气之根！
敢于创新杂文表达方式。与她的锐利思想一样，在杂文表达方式上，袁成兰也敢突破框框、另辟蹊径。通常，杂文以议论为主，但她说理议论并不多，简约精妙。她更擅长寓思想于形象思维中，寄情怀于人物故事里。因此，她的杂文内涵深邃，生动有趣，诙谐幽默。
既是杂文家又是剧作家、诗人、书画家的袁成兰，善于将剧、诗、书、画的艺术移植到杂文中来，不拘形式，挥洒自如。她的许多杂文，就是小型情景剧，通篇是人物对话。获“百字杂文”一等奖的《我儿无儿》，除了“一只破瓢伸到我面前”和“原来是位衣衫褴褛的老翁在向我行乞”，其余就是“我”和老翁的对话。但这简短的对话，却将官僚主义者、教条主义者嘲讽得无地自容！《局长的车》只写了司机和局长的5句对话，包括标点符号39个字。袁成兰还善于借用歌谣、民谚、俗语、网络语言等增强杂文的感染力。《邳州的“太阳”落山了》的结尾借用电影《铁道游击队》主题歌重填新词：“邳州的太阳已经落山了／城乡的百姓欢呼跳跃／弹起我心爱的柳叶琴／唱起那反腐的新歌谣”！“新歌谣”是什么？作者将网友制作的《李连玉版〈HIGH歌〉》歌词附于其后，产生很强的讽刺力和批判力！在《吃紧与紧吃》中，袁成兰大量引用民谣来批判公款吃喝等歪风，如“一支烟半斤油，一顿饭一头牛，屁股底下一座楼（指轿车）”，深刻反映了人民群众对腐败风气的不满！
在杂文素材选取和表达方式上，袁成兰善于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结合起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大胆虚构，极度夸张，使辛辣嘲讽的效果更强烈。如《民意测验》，写干部考察，一位局长只得了一票“优秀”，故事和矛盾围绕这一票展开。局长愤愤不平：“不是我，张某老婆凭什么转非的？不是我，刘某能调到我们这么好的单位？……”众“亲信”都争先恐后私下对局长说“那一票‘优秀’是我写的”。局长大怒：“滚！你们都是骗子，这一票是我自己写的！”闹剧的高潮在于：“后来，大家奏到一起七嘴八舌地说：‘我们都花钱了，谁领他的情！’”贪婪和虚伪的灵魂皆跃然纸上！
2019年5月30日于记者家园
（作者为江苏省杂文学会副会长，江苏盐城市文联原主席，盐城市盐阜大众报报业集团原副总编辑、高级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