刊于《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20年5期
内容摘要：新时期以来，长篇与中短篇小说的写作、获奖及其叙事风格呈现出不同的地域分布。西北中原等北方地域的长篇小说以厚重的历史纵深、宏大的现实视野，一直为全国瞩目。以江苏为核心的江南作家则多偏于中短篇小说（特别是短篇小说），多关注生活时代片断，叙事轻逸智慧灵动，与江南地域的审美意识自觉、自足性情、关注日常生活等文化特质有着内在同一性，构成了审美意识的内在契合。新世纪以来，这一状况有所改观，苏童、毕飞宇、格非、徐则臣等江苏长篇小说陆续受到多方关注，显示出中国长篇与中短篇小说文体在新世纪的一种风格转换，也是时代审美风格的内在调整。当代作家应继续关注地域文化与小说叙事之间的内在关系，将地域文化与叙事探索、人文精神等进行关联审视，不断在地域文化中挖掘面向世界的文学创造有效因子。
关键词：小说文体 地域文化 新世纪 小说叙事
对20世纪中国文学而言，小说一直占据文体文类制高点，散文、诗歌、戏剧多相形见绌。无论在时间抑或是空间序列上，自现代到当代，从作者读者数量、影视传播、社会影响，到文学教育、批评研究，小说几乎成为时代与地域层面上文学创作能量的衡定器。这里面既有故事所蕴含的历史与现实复合交会的多元因素，也有时代风云变幻，从宏大到细微，小说尽皆包含的现实动因。与小说宏大与细微尽皆包含的生活与思想容量相适应，长篇与中短篇小说由此成为小说文体的细分文体文类。就小说文体细分而言，长篇、中短篇都是文学大家庭的孩子，彼此本应具有同等地位，然回顾中国现代小说史，长篇与中短篇小说显示出不同等量级的社会文化与文学意义，无论对作家、时代或社会而言，长篇小说都是受到持久关注的文体文类。有关原因，研究者有不同解读，既有中国史书宏大叙事传统的影响，也有现代消费社会出版的需要，其缘由不一而足。但长篇小说对于作家、对于地方文学影响力，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已是当下社会各界的大体共识。问题或许由此生发，新时期以来，长篇与中短篇小说的写作、获奖及其叙事风格是否有着地域分布规律，不同的小说文体是否受到地域文化及其审美意识的影响，长篇与中短篇小说文体风格转换与地域文化驱动之间是否有着内在关联，这种转换是否有着时代审美风格调整的内在影响。本文由此出发，对新时期以来小说文体文类与地域文化略作考察探究。
一、长篇与中短篇小说的传统地域格局
回顾20世纪中国小说史，可以看到，以1949年为时间分割线，文学创作出版重心由东南沿海向北方中原地区转移，北方中原等中国偏北地域长篇小说不断受到社会及时关注，也在阅读、改编、传播、研究、教育等不同层面受到较多重视。新时期以来更是如此，以陕西中心的北方地域逐渐成为长篇小说重镇，最明显的是1993年，陈忠实、贾平凹、高建群等五位陕西作家在北京不约而同出版长篇小说，其中《白鹿原》、《废都》更是引发社会文化各界广泛议论，形成了当代文学引人关注的“陕军东征”小说现象。何以东征？惟长篇小说这一自带文化光环的重量级文体莫属。西北地域长篇小说就此征服东南沿海以致全国，加上此前柳青《创业史》、路遥《平凡的世界》，陕西长篇小说由此瞩目全国。不仅如此，随后河北作家何申、谈歌、关仁山等也相对集中出版了一系列书写时代变革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被评论研究界称为长篇小说“三驾马车”。尽管这些标签或许不具有恒定的文学史意义，有的也是文学批评的策略之举，但在相当层面上，以新时期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宏观视域考量，不能不说，西北华北中原等北方地域是一块盛产优秀（为时代与社会集中关注）长篇小说的丰厚土壤。这里面既有内在缘由，也有外在动因。内在方面，陕西中原传统历史文化久远，尤其是《史记》诞生地的陕西葆有着史传文学传统，加之延安文艺所标举的现实主义小说观念也多受苏俄文学多元影响。新中国小说创作的重要标尺就是苏俄现实主义文学，关注国家民族、时代命运的宏大叙事是长篇小说文体所必须考量的。因此，“文革”时期，大量出版发行并产生广泛影响的是革命历史小说，是空间时间层层累积叠加起来的宏大叙事。
面对新时期东征而来的西北华北长篇小说，江苏等东南沿海作家们如何思量应对？如何显示自己由地域文化生发的审美意识与文学风格？诚如有的学者穿透地域和历史的直观总结，1949年后，“从全国文学的总体来看, 提到江苏的小说创作, 人们首先想到的必然是它的短篇”，“江苏短篇小说的发展, 显然已经客观地形成了这样一个‘定局’”。 这一判断貌似是大致的文学印象，是一种文体审美视角的直觉判断，其实不然。将1980年代以来全国优秀中篇、短篇小说奖与鲁迅文学奖（以中短篇小说为主）等重要全国文学奖获奖名单排列出来，可以看到江苏作家中短篇小说获奖数量与质量之相匹配。新时期开评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先后获奖的江苏作家作品有：1978年陆文夫《献身》；1979年方之《内奸》、高晓声《李顺大造屋》；1980年高晓声《陈奂生上城》、张贤亮《灵与肉》、陆文夫《小贩世家》；1981年赵本夫《卖驴》、汪曾祺《大淖记事》；1983年陆文夫《围墙》、张贤亮《肖尔布拉克》；1987-1988年陆文夫《清高》等。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获奖的江苏作家作品先后有陆文夫《美食家》、张贤亮《绿化树》、朱苏进《凝眸》、叶兆言《追月楼》、周梅森《军歌》等。20世纪末开评的鲁迅文学奖方面，江苏获奖作家作品有：第一届（1995-1996年）毕飞宇《哺乳期的女人》获短篇小说奖；第三届（2001-2003年）毕飞宇《玉米》获中篇小说奖，魏微《大老郑的女人》获短篇小说奖；第四届（2004-2006年）范小青《城乡简史》获短篇小说奖；第五届（2007-2009）鲁敏《伴宴》、苏童《茨菰》获短篇小说奖；第六届（2010-2013）徐则臣《如果大雪封门》、叶弥《香炉山》获短篇小说奖，格非《隐身衣》获中篇小说奖。这些获奖中短篇作品贯穿新时期以来近40年历史，在主题开拓、叙事架构等方面显示出江苏小说中短篇文体的独特主题意识、思想取向与审美特质，是江苏中短篇小说在全国小说艺术坐标中出位的代表。
与江苏作家中短篇小说获奖相适应的是，从老一辈汪曾祺、高晓声、方之、陆文夫，到赵本夫、范小青、叶兆言、朱苏进、苏童、格非、毕飞宇、韩东、朱文，直至最近的叶弥、鲁敏、魏微、徐则臣、朱文颖等（这个名单可以列很长），不同代际的江苏作家都有结构精当、文字奇崛、主题幽微的中短篇小说受到读者和批评界的集中关注。当然，将江苏中短篇小说拎出来，并非说其他省份或地域的中短篇小说没有或很少获奖、或中短篇居于弱势地位（实际上陕西、广西、河南、北京等地中短篇小说也有较多获奖而且影响较大的作家作品，但其美学风格、思想意识、主题趋向显然殊异于江苏中短篇小说），而是说，江苏中短篇小说不但连续在全国受到关注，而且这些获奖文本所呈现的美学风貌、主题内容、思想含量（多关注日常生活，语言富于韵味、有嚼劲，审美意识较强）有着穿越历史的文学生命力和影响力，这一点突出表现在八十年代中短篇小说奖获奖的汪曾祺、陆文夫、高晓声、方之等作品中。八十年代文学与社会政治一直处于配合、冲撞的摇摆环境中，不少其他地域获奖作家作品今日早已被社会文化与文学界忘却，而汪曾祺、高晓声、陆文夫等江苏作家获奖中短篇小说依然不断被文学研究、文学教育作为文学样本解读分析，显示出一种穿越历史时间的文学生命力与审美影响力。在这样的意义上来说，江苏作家擅长中短篇小说，江苏是中短篇小说大省，这种中短篇小说文体的江苏地域优势才能凸显出来。
西北华北中原长篇小说与以江苏为中心的东南沿海地区中短篇小说，就这样形成了小说文体与地域的内在关联。这种内在关联与地域文化所形成的作家审美气质显然有关。一直以温润柔美气息的南方叙事瞩目文坛的苏童曾直言，“我喜欢短篇小说，喜欢读别人的短篇，也喜欢写”，苏童的这一审美偏好为“很多朋友知道”。 苏童这种带有独特地域性的短篇小说偏好乃在于其小说中弥漫着性灵的审美，时间、空间浓缩的日常现实生活思绪被作家疾速捕捉到，以切面精当的短篇叙事恰切呈现出来。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短篇小说精妙的叙事结构、灵动的审美意识、浓缩的思想与生活才能打动读者和批评家，并具有穿越历史的思想意识和艺术审美能量。不仅苏童偏好短篇小说文体，汪曾祺更可以说是新时期以来短篇小说艺术代言人，从理论到实践，汪曾祺均有自己独特的短篇小说文体意识，他提出短篇小说就应该是一首诗、一幅画以及小说留白等观点，这些观点是汪曾祺多年沉浸于短篇小说中的经验凝结，与汪曾祺《受戒》、《大淖记事》、《异秉》等小说文本相呼应，构成了汪曾祺短篇小说审美的独特韵味，也因此一直为小说家、批评家、文论研究者所瞩目。从苏童、汪曾祺到其他江苏作家，从西北华北到江苏东南沿海，可以大致看出不同地域文化与小说文体文类及审美风格的内在关联。
二、中短篇小说的江苏地域审美特质
由此来看，文体学意义上的中短篇小说与江苏地域作家的文化审美、艺术气质有着内在的契合。“文体是人们解读世界、建构意义的框架”，文体也“制订了某种阐释世界的方案”。 。因此在审美思维和结构意识上，长篇与中短篇小说文体彼此有着内在区隔，体现出相对不同的审美思维方式与文化意识。在此视域下审视江苏作家的中短篇小说偏好及其在新时期以来全国小说创作中的特殊格局，可见一种相对清晰的小说文体与地域、作家及时代的幽微而清晰的内在关联性。
尽管在江苏地域内部存在着长江、淮河、太湖、洪泽湖，以及平原、丘陵、沿海等自然地理风貌的不同差异，江苏南北东西的历史文化也有着时间空间序列上的不同传承，但从中国历史文化宏观视域来看，江苏文化精神主脉及其内在审美性格还是江南文化，即有学者所归纳的“江南士风”
江苏地域文化的审美意识自觉、自足性情与关注日常生活等特质，与中短篇小说（特别是短篇小说）文体关注生活时代片断、审美思维轻逸智慧灵动有着相当大的同一性，在审美意识上构成了内在的契合关系。与之相对，在长篇小说文体理念中，传统长篇小说一般都追求历史宏大叙事，注重对现实生活与时代的深广阔大书写，要求“作家对历史的起源、发生、发展、结局的‘还原性’建构呈现的是一个有头有尾的‘时间性过程’”。这种传统长篇小说理念与受到江南地域文化濡染影响的江苏作家灵动智性审美思维形成一种文化错位。尽管20世纪50、60年代，从江苏走向全国的吴强以长篇小说《红日》与西北等北方作家的《红旗谱》、《青春之歌》、《保卫延安》等一起形成较大影响，但这种个案一方面说明大时代对江苏作家的塑造，另一方面也恰切说明了江苏长篇小说在1949年后中国文学创作中的文体缺位。
以关注度较高的官方评奖和民间认可情况为例。在长篇小说为主要评奖对象的茅盾文学奖中，新世纪之前的几届评奖中，西北中原等北方作家上榜明显偏多，一直居于官方认可主要地位，其他边地省份为辅，然均未见江苏作家上榜。尽管文学奖项有其各种弊端，在社会文化各个方面存在不同争议，但相对而言，可大致反映社会文化主要诉求，也代表着文学发展的文化导向与趋势。在官方茅盾文学奖项认可之外，新时期以来，西北、中原、东北等地作家的长篇小说市场认可、媒体关注、批评研究推介等显示度明显较高。突出的是陕西作家路遥《平凡的世界》在全国图书馆借阅量一直居高不下；莫言、贾平凹长篇小说一部接一部出版，并广受好评。还有河南阎连科长篇小说在海外的翻译与认可，刘震云长篇小说不断被影视传媒改编；东北迟子建、孙惠芬等长篇小说也各自有着相当大社会认可度。总体可见，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北方中原地区的长篇小说创作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
三、新世纪长篇小说的江苏出位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新时期以来中国社会文化也在悄悄发生着转变，城市文化的崛起，电子传媒不断侵入社会生活，高铁高速等新交通工具的快速发展，中国政治经济在全球格局中的重构，这些外在因素不断影响着文学审美的内在变革与呼应，其表现便是新世纪以来长篇、中短篇小说的文体地域格局有了新变，突出的便是江苏长篇小说在全国关注度的逐渐增高。仍以文学奖为例，发端于岭南的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于2003年设立，携新世纪文化大潮，举办十多届后，逐渐成为国内最具影响力、社会文化关注较多、认可度较高的民间文学奖项。这一综合性文学奖最先关注江苏长篇小说创作：第二届（2003年度）以长篇小说《扎根》授予韩东小说家奖；第三届（2004年度）以长篇小说《人面桃花》授予格非杰出作家奖；第六届（2007年度）以长篇小说《午夜之门》授予徐则臣最具潜力新人奖；第七届（2008年度）以长篇小说《推拿》授予毕飞宇小说家奖（后毕飞宇拒绝该奖）；第八届（2009年度）以长篇小说《河岸》授予苏童杰出作家奖；第十三届（2014年度）以长篇小说《耶路撒冷》授予徐则臣小说家奖；直至最近第十六届（2017年度）以长篇小说《刻骨铭心》授予叶兆言杰出作家奖。长篇小说之外，魏微等中短篇小说也同时受到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关注。与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大致同时，新世纪起，在代表官方意志的长篇小说奖茅盾文学奖评选中，江苏作家亦开始受到关注，并先后取得不俗成绩。第八届（2011年评审）毕飞宇《推拿》获奖，第九届（2015年评审）格非《江南三部曲》、苏童《黄雀记》获奖，徐则臣《耶路撒冷》获提名并进入前十。
这一系列获奖江苏长篇小说有着与传统现实主义长篇小说美学不同的风格，故事很少是因果逻辑的宏大叙事架构，截取的时间段也很少如西北中原长篇小说跨越数十上百年等，主题内容不再是国族命运的宏大高远，而多是琐碎凌乱的个体日常，即便历史书写也多以个体日常生活为焦点，这显示了江苏长篇小说美学特质在新世纪中国文学坐标中的独特意义。这些小说既是对20世纪长篇小说美学特质与写作方向的一种告别，也与其他地域获奖小说一起汇集成新世纪中国长篇小说写作的文化审美新潮流。
新世纪以来江苏长篇小说中，主题内容、审美架构均出现了新的质地，这一新的审美质地其实与20世纪80、90年代江苏作家领立潮头的新潮长篇小说写作有着内在一致性。20世纪末苏童、格非、叶兆言等与孙甘露、余华、林白等一道，以强调技术性叙事手法的小说先锋艺术立场确立了一种带有南方气质的长篇小说写作观念与文本形式，“在小说语言的游戏化倾向和文本结构的精致化追求上,新潮长篇小说的‘技术含量’大大提高并远远超过了其‘生活含量’”长篇小说技术化潮流领导者以江浙沪为核心的南方作家为主，其在20世纪末的出场及其受到认可，也离不开江苏《钟山》、上海《上海文学》、《收获》三家杂志的不断刊载研讨传播，江苏、上海等批评家及研究者的集中关注推介。20世纪末新潮长篇小说的出场无疑与江苏为中心的江浙沪江南文化地域在20世纪以来开放包容、审美意识自觉、唯美自恰的审美文化有关。不仅如此，与新潮长篇小说技术化写作同步，这些长篇小说主题也与当时流行的宏大历史命运长篇主题拉开了距离，呈现出对个体命运、时代风貌的新的确认与书写，风景风俗也大多包含着明显的江南气息，如苏童与格非小说中迷茫的河流气息、叶兆言小说中的南京历史背景等。
20世纪末，新潮长篇小说带有江南气息的审美风格为中国现代长篇小说提供了新的叙事起点，这种江南气息的长篇小说美学一定程度上冒犯了传统的带有西北华北中原等北方气质的长篇小说宏大叙事美学。这种冒犯也因其关注日常生活、强调审美形式等，曾受到文学研究不同程度的批评（苏童的《河岸》、《黄雀记》，鲁敏《六人晚餐》等长篇小说都曾被批评界认为是中篇小说的拉长，实际上是一种长期形成的现实主义宏大长篇小说叙事观念压抑下的文体审美偏见），也自然很难赢得官方主流认可。但江苏作家领立潮头的新潮长篇小说和其他地域作家文体与叙事探索长篇小说一起，打开了新世纪文学面向世界、面向日常生活、审美自恰的文体审美意识新通道。
随着时代彳亍前行，国家社会文化不断发展，长篇小说艺术观念也在内外不同动力下进行着自我反刍。新世纪以来，长篇小说写作在观念、时代、社会的协调作用下不断得得到新实践，江南审美气质的长篇小说逐渐为文学界和社会所逐渐认可，从而成为新世纪文学思潮演进中的一种艺术风格新标志。这种变革在长篇美学风格之外，实际也是中国文化思想的新转变，传统一元意识形态主导的宏大历史逐渐解体，个体与日常生活逐渐成为文化艺术书写的新触点，与个体和日常生活相伴的罪与罚、爱与情、命运与抗争等逐渐成为长篇小说关注的新焦点。因此，由江南地域文化及文学审美精神涵养生发的江苏长篇小说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对时代暴力与社会文化的内在反思，便成为江苏长篇小说在新世纪对中国文学的一种思想贡献。正如有的评论家所言，苏童小说中的“南方形象”，“无疑是现代以来中国文学与文化独特重要的组成部分”， “不仅是风物、人物书写上独具格调和色彩呈现”，“他铺张了南方既有的精致、细腻、轻慢、祥顺，也放大了暴力、粗鄙、凶险和叛逆。”
如果打开审美与地域关联视角，由江苏地域文化及小说写作延伸开，把目光关注到江浙沪这一江南核心地域的小说审美风貌，可以大致映照出江南地域文化在新世纪全国小说创作中的美学新坐标。这一美学新坐标并非是说，以江苏为核心的江南地域关注日常生活、审美意识自觉与叙事探索的小说（长篇与中短篇）叙事美学（融汇了现代主义、现实主义等多种艺术气质）取代了传统现实主义叙事美学（曾是西北中原等地域主要的小说审美坐标），典型环境、典型人物、情节完整、主题宏大、占据主流地位的现实主义叙事美学即将走向终点。而是说，以江苏为核心的江南叙事美学为中国小说写作提供了新的审美路向，打开了关注日常、认识世界及与自我关联的审美新视角。在新世纪面向世界的中国文学大道上，江南小说叙事美学可以与传统现实主义小说叙事美学一道，携手相向而行，丰富中国社会文化对自我人性、日常生活等的深刻认知，与欧美西方展开可以互相理解、平等交流的文学对话。
实际上，在八十年代先锋文艺与思想解放汇集而来的大潮冲击下（江浙沪等南方文学艺术占据潮流主导地位，借取西方文艺资源冲击旧有文艺观念），20世纪长期固化趋于稳定的现实主义小说美学根基逐渐松动，到新世纪，西北中原等北方现实主义小说叙事传统已焕发新的审美质地。贾平凹、红柯、高建群、阎连科、刘震云、刘恒、迟子建、莫言等立足北方中原地域的长篇小说已经具有了新的叙事结构和艺术精神质地，如贾平凹长篇小说《带灯》、莫言《蛙》等小说中不同文体的介入，尤其是莫言小说借用戏剧艺术形式对长篇叙事美学的新建构，显然都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而是带有一定文体实验性的长篇小说新美学，但值得注意的是，新世纪北方中原地域长篇小说写作的主题内容、思想指向多是依然葆有对国族历史命运的深刻关注，这为其长篇小说审美探索增加了思想厚度。究其根本，长篇小说的“限度、难度”等，不仅仅在于篇幅长短、人物出场多寡、时间跨度大小，而在于小说跨越的思想疆域到底有多远、人物主题覆盖的思想空间到底有多大、对生活与人性的追问挖掘到底有多深。所谓长篇小说，说到底是思想的长篇，是文化精神的长篇，是叙事化、可触摸、可感动的艺术化大思想。
由此说来，新世纪江苏小说不同文体文类共同的审美定位及艺术贡献背后有着江苏地域文化因子或隐或显、或多或少的影响与制约，新世纪江苏小说审美意识、叙事形式、主题内容等在文学多元层面显示并确证与塑造着江苏地域文化的独特品格。此外，放眼全国乃至世界不同地域、不同体量、不同艺术手法的小说创作，江苏作家还应看到，通过日常生活关注，在审美意识自觉、叙事形式探索中不断勉力前行的江苏长篇小说，在为中国文学提供叙事审美新坐标的同时，仍应自我警醒的是，如何在思想上更为贴切地架构长篇小说之厚重，将形式探索、审美自觉、日常生活下沉到人类、世界、国家等相对宏大的思考中，这也许是江苏为核心的江南地域作家所应共同思考的。
就当下而言，对于新世纪中国小说，无论长篇或中短篇，现实主义、现代主义，或其他审美语言已不再具有太多批评研究的话语效力。经历新时期以来40年的历史沉淀，通过吸纳中西不同叙事资源，不同代际作家进行着中国小说艺术的不断革新与创造。新世纪小说创作的题材、艺术手法等日益走向多元，小说艺术审美风格的地域文化关联逐渐弱化。那么，多元之中，如何把古今中外不同文化体系中的审美与思想真正融汇起来，如何使中国文学与经济体量相配，如何建构可以与西方对话而又葆有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叙事美学。笔者认为，出生成长于中国这片土地上的当代作家们，仍应由个人生活情境出发，从不同层面和视角继续关注地域文化与小说叙事之间的内在关系，将地域文化与叙事探索、人文精神等进行深度关联审视，不断在地域文化中挖掘面向世界的文学创造因子，这或许是江苏及中国作家仍然不能忽视的。
本文为江苏哲社重点项目（16ZWA003）、江苏高校青蓝工程项目、江苏理工学院社科基金项目（KYY19524）资助成果，
董健：《江苏短篇小说五十年》，《江海学刊》2001年第2期
苏童：《我看短篇小说》，《全国新书目》2008年8期
南帆：《文体的震撼》，《当代作家评论》2001年3期
吴义勤：《难度·长度·速度·限度——关于长篇小说文体问题的思考》，《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4期
吴义勤：《难度·长度·速度·限度——关于长篇小说文体问题的思考》，《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4期
参见费振钟《江南士风与江苏文学》（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对江苏文学风格的总体判断与分析。
费振钟《江南士风与江苏文学》，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0页
汪政、晓华《多少楼台烟雨中———江苏小说诗性论纲》，《小说评论》
吴义勤《难度·长度·速度·限度——关于长篇小说文体问题的思考》，《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4期
吴义勤《难度·长度·速度·限度——关于长篇小说文体问题的思考》，《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4期
吴义勤《难度·长度·速度·限度——关于长篇小说文体问题的思考》，《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4期
张学昕《苏童：重构南方的意义》，《文学评论》2014年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