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鲁敏，人们大抵会想到“东坝”和“暗疾”，它们几乎可以与“鲁敏”这个名字画上等号。不过，她近期出版的小说集《梦境收割者》却顽强地抵抗着这两个标签。10篇小说或长或短，或丰沛或简洁，展露着另外一副笔墨和心肠。
单看书名，我们可能会产生一种虚实相间、真梦难辨之感，这里面包含着鲁敏的聪慧遐思和文学性构想。对于深受《红楼梦》熏陶的中国作家来说，写作和人生都是一场大梦，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可以自足自洽地反复推演。就像集子中的《有梦乃肥》，梦与现实的边界相互敞开，彼此缝合。甜晓患有多梦症，所做之梦竟然部分或全部实现。这个“特异功能”使她成了众人追随的“梦婆”。真梦不够的时候，甜晓就开始编梦。奇特的是，那些听到假梦的人，比听到真梦还要醍醐灌顶。到底是他们在收割梦境，还是他们被梦境收割了？
除《有梦乃肥》外，其余篇章均不涉及做梦，而是布满了琐碎真实的质感：《无边无际的游泳池》讲述都市男女的相亲，《在四十七楼喝酒》关乎不同婚姻场景的对比，《或有故事曾经发生》探寻女孩烧炭自杀之谜，《写生》展现了当下流行的慈善拍卖，《绕着仙人掌跳舞》取材于某大学教授换妻的真实事件。《球与枪》并不是真的“球”与“枪”，而是你我都无比熟悉又切齿痛恨的摄像头。《赵小姐与人民币》直白而反讽地对比了狗的生活费和人的生活费，孰轻孰重，孰贱孰贵，都市人满腹辛酸，想撕张人民币泄愤，想了又想，还是把百元大钞换成了最小面额，撕完后又仔细地粘好……这些故事仿佛是即时抓取的都市小景，让人倍感熟悉和亲切。
小说的另一重力量来自于它的情绪和经验处理策略。鲁敏敏锐地意识到，都市在给人们带来体面和成功的同时，也开始了对于人的大面积的修改和异化。孤独、隔膜、疏离、创伤，都是都市生活携带而来的现代经验。《梦境收割者》中的关系都是很传统的，如父子、夫妻、情侣，然而他们之间已经失去了亲密和信任。就像英格玛·伯格曼的《野草莓》《秋天奏鸣曲》《婚姻生活》，即便是家庭成员之间也陡峭地矗立着灰色的高墙，对话如同梦呓，亲热如同博弈。用安东尼·吉登斯的话来说，一切都“脱域”了。
鲁敏通过表面繁华喧嚣的都市场景，道出了现代社会的孤独体验。《在四十七楼喝酒》中,晓玫是一个标准的贤妻良母，因与丈夫争吵而离家出走。她想在大学同学NONO家借住一晚，以夜不归宿来反叛完美的自我形象。在NONO居住的第47层公寓，她发现离婚后的老同学是如此陌生，而自己和那两个正在追求NONO的男人一样，虽然热闹地喝酒聊天，却陷落于不知所云的心狱。“他们因为孤独而聚会，并在聚会之后又收获更多的孤独。”摩天大楼的悬空感就是都市孤独的标配，NONO这个空无所有的名字也包含着作者的隐含意指。
一种孤独的情绪流在小说中起伏着、涌动着：玩单词斩的出租车司机是孤独的，货比三家的赵小姐是孤独的，交换配偶的夫妻是孤独的，拍下诗歌课的“钱祖宗”是孤独的。《或有故事曾经发生》中的米米或许也是因为孤独而走上了不归路。这个自主创业的女孩自杀了，留下遗书说与任何人无关。记者在城市里奔忙寻找，将一个浩大的谜语撒向了荒野般的都市。按理说，米米之死最伤心的应该是其父母、男友和闺蜜。然而，记者却发现他们都不知道米米自杀的原因，而比“不知道”更可怕的是他们也“不关心”。记者在刨根问底的过程中疑窦丛生，不但没有查到女孩自杀的真相，就连米米长什么样子、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也成了一桩“罗生门”，以至于我们会产生这样的感觉：对于米米来说，活在这个无爱、无情、无趣的人间，还真不如自杀。
这样说似乎很残酷，但却是一种真实。在当下现实中，越来越多的悖谬如影随形，让我们不得不承认高度发达的都市同时包含着自我异化，比如《球与枪》所涉及的“身份”和“人格”的分裂。在小说中，执法人员根据摄像头拍到的资料寻找罪犯。有意思的是，他们找到的不是真正的罪犯AB，而是小公务员穆良，原因是他们长相酷似。作者的设置不难理解，穆良和AB是一个完整人格的两面：一个安分守己地度日，一个身手矫健地犯罪。“这世界上不止我一个”这种身份认知看似不确定，却强化了他们与现实的黏合度。这种设置类似于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电影《两生花》：两位分别出生于波兰与法国的少女薇罗尼卡从未相见，却深切地感受着遥远国度的另一个自我。两个薇罗尼卡的相互感知构成了唯心/唯物、现实/理想等一体两面的生命镜像。
《梦境收割者》中有一些小说涉及了“身体”，这并非突如其来，也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私人化、消费主义中感官化的“身体”大相径庭。在鲁敏看来，身体是比灵魂更为结实的存在，同时也是更易朽坏的外壳。她专心探讨身体的变化，以使生命的哲思有所附丽。在《无边无际的游泳池》中，以泳池为背景烘托出的身体差别何其之大。童年的身体甜美如人参果，到老年时却极度衰朽，连老头和老太太都难以区分，也难怪人们势利的生理反馈往往亲狎于前者而力避后者。时间的伟力对身体进行着“退化”式区分，逐渐消灭了身体与身体的巨大差异，直至最后消灭身体本身。
这种思考和表述在《火烧云》中抵达了简洁有力又繁复有序的禅意之深。居士与女客分别作为隐修和红尘的代表，在山上的“云门”相逢。一个是在有意识的隐居中饱受身体微恙的烦恼，不堪其苦；一个是在无心的逃避中承受着生育重疾的大苦，却心无挂碍。居士无法忍受女客沉醉于往事的絮叨和对世俗之物的眷恋，先是镇日抄经，后下山还俗。小说在时下流行的隐修中嵌入了性别、身体、身份、欲念等主题，欲以“世法”与“佛法”互证互换，但结果却是双重的解构与消隐。
鲁敏对于都市生活的关注其来有自，事实上，在多年来的叙事探索中，鲁敏一直是一个“冒险主义者”。她不断“变形”，不断寻找新的叙事领域，为现代性进程中的都市生活源源不断地提供着新的面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