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来，第一次见到邓全明副教授，是于2019年春天在徐州举办的第三届中国长篇小说高峰论坛上。在那次论坛上，我主持了一场围绕叶炜“转型时代三部曲”的学术研讨会。发言中，来自苏州健雄职业技术学院的全明兄从向内和向外的关系、自由和趋同的关系、正义和苟且的关系等方面，系统而精辟地对叶炜小说进行了个性化的阐释，令我印象十分深刻。也是在那次论坛上，我与全明兄相谈甚欢。全明除了对王元化的学术思想、莫言的小说创作有深入的研究外，近几年又以较多的精力系统地研究苏州文学，或者从地域文化的角度考察江苏文学。两年前他出版的着作《从建构性价值取向看新时期苏州小说创作》就受到文坛的高度关注。而我这些年也一直关注和追踪江苏长篇小说的创作。因此，我们俩有着较多的共同语言，也能够彼此互通信息，交流看法，讨论观点，相互砥砺。日前，全明兄将厚厚的新着书稿《新时代、新制度、新文学——“文学苏军第二方阵”小说作家论》（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4月版）发给我，嘱我写点文字。于情于理，这都是督促我学习的一次好机会。
拿到书稿，我既惊讶于全明兄写作之勤奋、反映之迅疾，也深深折服于其开阔超前的学术眼光和高屋建瓴的研究视界。“文学苏军第二方阵”应该说是全明在研究界首次系统使用的一个概念，它来源于“文学苏军新方阵”这一说法。2017年11月底，江苏省作家协会通过各种形式，以“文学苏军新方阵”的名义，整体推出朱文颖、王一梅、戴来、韩青辰、李凤群、黄孝阳、育邦、曹寇、张羊羊、孙频等10位江苏新一代作家。“新方阵”之“新”则有呼应文学苏军“领军人物”阵营之意。这被视为江苏省2016年集中推出赵本夫、范小青、黄蓓佳、苏童、叶兆言、周梅森、储福金、毕飞宇、鲁敏、叶弥等10位江苏文学领军人物之后的又一重大举措。全明笔下的“文学苏军第二方阵”，作为一个研究概念，虽然以“文学苏军新方阵”为主体，但在内涵与外延上颇有不同，主要基于文学考察的内在需要和学术研究的考量。“文学苏军新方阵”所选作家基于综合性的创作成就，不限文体形式；而这里的“文学苏军第二方阵”主要是小说家。“新方阵”因名额所限，难免限制批评家的研究视域；相对而言，“第二方阵”的说法就更加灵活、客观、科学，宜于回归小说本身的价值探讨。“新方阵”作家虽然都是“70后”“80后”作家，但“新方阵”之“新”既有年轻之意，更有思想新锐、创造力旺盛、探索性强的内涵，如果有人误认为他们是文坛新人，是新出道的作家，那就大错特错了。像朱文颖20多年前就已登上文坛，风格独树一帜，创作成就蜚然，是国内重要的“70后”代表性作家。“第二方阵”的说法至少不会给人造成这种误解。
实际上，无论从江苏还是从全国来看，“70后”小说家，尤其是“80后”小说家，在许多方面已经超越了他们的前辈。特别是在表现新的时代与新的生活，表达新的思想与新的情感，创造新的人物与新的人性状况，等等，在这些方面，他们才是文坛的代表，而不少“50后”“60后”作家其实已经开始落后于时代与生活，尽显审美上的老套与思想上的疲相。甚至可以说，即使在整体性的思想高度和艺术成就上，他们也已经不逊于后者。江苏作为备受文坛瞩目的文学大省，在这个层面上，依然走在全国的前列。这也正是读者将要在该书中看到的，江苏的“第二方阵”在文坛上已成大气象。
通读邓全明的《新时代、新制度、新文学——“文学苏军第二方阵”小说作家论》，有四个深刻的印象凸显出来，即其富有成效的文学制度研究，独到的以传统文化为核心的“大文化”理论视域，文学史与文学评论相结合的良性互动，以及论评结合、独出机杼的批评家个性。
首先看该着的文学制度研究，既有宏观的视野，又有实证的分析；既有全国性的制度背景扫描，又有针对性的地方场域剖析；既有历史延革的梳理，又有零距离的观察思考，构成了一次富有成效的尝试。作为近年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学术增长点，该着在吸收国内外学术前沿有关文学制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当代中国文学制度与文学创作的关系进行了个性化的透视，并对新世纪以来特别是“新时代”以来文学制度的新举措及其与文学创作之间新的动态关系做出了思考。尤为重要的是，对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制度做出了自己的分析、科学的判断和理性的评价。如作者认为“新时代”的文学制度一定程度上继承了中国传统礼乐一体的精神，这种继承是“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的具体体现，其中不乏作者的独立思考。
作为江苏省作协“重点扶持文学创作与文学评论”资助项目“新文学制度下江苏小说创作发展研究——以‘文学苏军新方阵’小说作家为重点”的成果，该着在以宏观的视野梳理中国当代文学制度与文学创作的关系的基础上，对“文学苏军新方阵”为代表的第二方阵小说作家的创作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在此基础之上，发现他们小说创作的“传统”与创新，并力图揭示其背后的制度因素。着作认为，来自江西的黄晓阳、来自山西的孙频、来自安徽的李凤群之所以能聚在“文学苏军新方阵”这一旗帜下，这“本身就是制度的结果”，“李凤群和叶炜乡土小说写作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房伟历史小说的国际视野和对人之‘大道’的反思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关联，戴来爱情婚姻小说的理性意识与建构性价值取向之间的关联”都不无制度因素的参与。这都是深入考察文学创作实践后得出的言之有据的结论，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也令人信服。
其次说该书所显示出的独到的以传统文化为核心的“大文化”理论视域。着作独辟蹊径地将中国传统思想运用于文学制度与文学批评研究中，充分显示出作者对优秀传统文化现代性转换的自觉意识和良好的把握能力，也说明作者中国传统文化功底之扎实、视域之深阔。根据全明的学术成长经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现代性的关注应该源于对王元化学术思想的研究。海外学者余英时、林毓生等触发了王元化对传统价值的关注，而对传统的审视是王元化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进行反思的重要视角。在全明早前着作《热闹后的苍凉——莫言小说创作论》中，他就试图用中国思想传统融入当代文学创作和文学现象的分析，这一倾向在其《从建构性价值取向看新时期苏州小说创作》一书中更加突出，即将中国儒家思想的现代性转换作为文学领域建构性价值的内涵之一。
在作者看来，过去我们的研究追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但文化领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点主要在民间文化，而对传统文化中的“大传统”关注不够。“新时代”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走出了一种新气象和大气魄，即追求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即“大传统”的深度融合。他甚至把这种“将马克思主义与作为文化内涵的中国精神进行高度的融合”称为佛教传入中国后的又一次思想文化的“大转折”。在《新时代新制度•新文学：“文学苏军”第二方阵小说作家论》一书中，作者不仅延续传统文化视域而且上升为学术建构的自觉意识。在论述中，不仅引用儒家孔子、孟子、朱熹、王阳明等儒家大师的经典着作，还引用新儒家重要代表冯友兰、钱穆、杜维明的不少论断。总体而言，作者对儒家思想的继承，主要体现在对儒家理性主义立场的肯定和坚持。儒家重理性，讲修身，这既是日常生活实践，也是理想信念，因此儒家的文学既是人生的，也是艺术的。该论着对儒家思想的继承既体现在对文学和社会关系框架分析上，也体现在文本细读方面。
比如，冯友兰儒家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将马克思主义融入儒家思想传统，以实现儒家思想传统的现代性转换，作者显然受到冯友兰的影响。冯友兰特别看重“极高明而道中庸”对于中国思想的价值，认为这是中国思想的一个重要传统。作者将冯友兰的思想进一步引发，认为共产主义理想对当下社会生活的关系正是“极高明而道中庸”中国思想传统精神的延续，足见作者对传统现代性转换的严肃思考。另外作者将钱穆“艺术属于全人生”的思想运用于对当下文学制度的分析——特别是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上，也体现了对传统继承的自觉。读者将会看到，该书在分析孙频、房伟、叶炜等作家的小说创作时，都渗透着中国心性哲学思想，如从“人之性”与“人的所有之性”、“人之性”与“人之道”的关系等层面去把握和分析孙频“底层叙述”的成功。尽管我从新启蒙主义的立场对全明兄的部分观点持一定的商榷态度，但由该书自成体系的话语系统来看，其理论的自洽性、深刻性和启发价值确实是值得击节叹赏的。
再说该书显示出的文学史与文学评论相结合的良性互动模式。我们知道，以年轻作家为对象的研究因其时间近且正在发展中，多以评论性文章为主。但该书锐意追求“规模效应”，力求从文学史的角度，把握“文学苏军”第二方阵作家的小说创作，认识其价值。“文学苏军”是中国当代文学大家庭中的一支劲旅，“文学苏军”第二方阵作家也表现不俗，其中许多作家的创新性和个性甚至更加突出，要对他们的创作做出恰当、全面的评价，的确是一次极大的挑战。尽管整体性的历史受到质疑，但该书从发展史的角度把握这一批作家的价值和意义，仍然不失为一个好的方法。在该着对对作家创作的把握和评价中，文学史的回溯构成了一个重要维度。着作从“涉农”题材、“底层叙述”、知识分子题材、爱情婚姻家庭题材、先锋小说、历史小说、通俗小说等七个方面分析“文学苏军”第二方阵作家的小说创作，既提供了一种可供借鉴的史学叙述框架，同时也建立起一个横向与纵向相结合的审美参照系。作者在认真阅读、深入理解作品的基础上，将其放到相应的谱系中比照和剖析，准确把握他们所承袭的传统以及在传统基础上的创新，较好的实现了史与论的结合。如从“底层叙述”发展的角度肯定孙频小说的意义、从西部文学的角度分析孙频小说的风格；如从乡土小说、农村题材小说、新乡土小说、新农村题材小说的内在联系分析叶炜涉农题材小说发展的过程；再如从建构性价值取向在新世纪以来的发展趋势认识戴来小说理性的回归。这些都独到地形成了文学评论与文学史研究相结合的互动模式，切实推进了文学苏军第二方阵整体性的研究。
最后我想谈的是邓全明着作显示出的才气与锋芒俱佳的批评家个性。书中的作家作品论有论有评，论、评结合，不少独到之处令人难忘。一段时期以来，论而不评、脱离具体作品的高谈阔论是文学批评的一个毛病，甚至导致文学批评的“失语”之虞。或许源于作者是长期从事文学教育的教师，作为一个基层的文学工作者的原因，《新时代•新制度•新文学》的一个突出特点是高度重视文本分析，在大量的文本阅读的基础上，“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力图对作家作品进行深入、全面的把握。比如作者认为孙频的“底层写作”，无论表现底层人群卑微的生活及幽微、复杂的内心世界，还是揭示底层沦落的原因和批判社会的不公，亦或表达对社会、人生形而上的认知，都通过鲜活、生动的人物来实现，将人情、人性、人道融于一体，以自己特有的艺术方式开拓了“底层写作”的空间，丰富了“底层写作”的主题。这应该是对孙频小说创作比较中肯也十分到位的学术评价。
再如，作者认为《福地》的突出意义在“展示了乡土中国基层组织——自然村落——社会治理的基本特征”，从对知识/权力场的反思角度分析、认识叶炜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意义，也足见作者匠心。另如作者认为房伟的抗战小说是战争小说的一个突破；朱文颖《高跟鞋》《莉莉姨妈的细小南方》等继承了自庄子以来的古典浪漫主义精神传统，并以此建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新的传统；戴来的爱情、婚姻、家庭小说所渗透的理性反思反映了建构性价值增强的趋势；曹寇的小说看似漫不经心、一副嬉皮士的脸孔，实则隐含着“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咽”的沉重，是寓热于冷、举重若轻，等等。这些见解往往论断果敢，一语中的，启人深思，无不展现出一位批评家的独特个性和令人难忘的思想才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