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我们不自觉地将疫情之下的生活消化为一种日常。而当下被称为“日常”的生活已然不同于我们的过往经验，成为昨日之“他者”，需要在新的坐标系里被衡量。全球性的公共危机与社会事件，让生活内部藏匿已久、斑斑驳驳的创痕得以暴露。一些习焉不察的被质疑，区隔也在加深，但于小说家来说，却是把握时代的一个契机。相较于长、中篇，短篇小说对当下事件的触觉更为敏锐。由此，除了其微言大义的艺术张力之外，这一文体对现实的即时反馈之锐力也不得不成为考量2020年短篇小说创作实绩的维度之一。作家能否利用好短篇小说的特性直击时代真相，有待观察。
江苏文学在短篇小说创作领域一直保持着强劲态势，蓬勃的创作生机未因生活的停滞而断裂。将长期供职于兹和从江苏走出的作家都纳入年度观察的范围之内，2020年江苏短篇小说体量依然是可观的，提供了足够形成年度观察的样本。日常叙事依旧是江苏短篇小说创作的内核，逐渐有发展为一个新的写作传统的趋势。不同代际的作家自有其笔锋着力之处——以极小的单位切割日常的千面，而行笔之下的构篇机巧与话语智慧让小说不再囿于漫泛的日常杂碎。在“自我”与“他者”生活的时空、意义、意识都处于分裂与隔绝的背景下，我们看到作家开始重新审视人与世界的复杂关系、重构时代情感结构，并反射一种与日俱增的生存焦虑。
2020年，“疫情”必然是短篇小说日常书写的重要关键词。疫情对生活常规的颠覆是显而易见的，灾难之下，文学有其应担之责。江苏作家中不乏直接取材于社会热点、痛点的作品，除房伟的《一个人的旅途》以医护“逆行者”为题材表现灾难当前“大爱”与“小爱”相生相困的个人执着与矛盾外，韩东的《老师与学生》、余一鸣的《地下室》、朱文颖的《一个形而上的下午》、曹寇的《春风沉醉的晚上》《吃龙虾的人》都从百无聊赖的日常片刻入手，敏感地触及了生活的变局。
将疫情书写这一宏大命题沉潜为个人化视角，从而切入对现实的深度关怀与反思，这使小说逻辑走向的可控性更强，也更利于作家将疫情经验普泛化为一种指向未来的生活哲学。例如朱文颖的《一个形而上的下午》，如若不读至结尾，可能很难反应过来，小说不仅在写几位艺术家朋友的例行聚会，也以对话的机妙暗藏对庸俗艺术观的讽刺，更把握住了疫情如何在平常生活中悄无声息蔓延而最终击溃“日常”边界的过程——陈如冬身体抱恙、车前子“喉咙小疼”、易都戴上白色口罩——隐秘量变的积聚促成了生活质变的瞬间发生，这几近是经历疫情之人的共同心绪与体验。显然作家的思虑行进得更远：这样的质变是否与更为辽远的时空维度互成因果？高维空间对低维空间难以感知的窥视是否左右着当下事件的发生？小说中超越日常审美本质的思考，介乎想象、命运与科学之间难以捉摸的缥缈存在，为叙事空间的叠加与扩张提供了可能。同样将小说时间限定为疫情背景下艺术家集会的一个下午，韩东的《老师与学生》则因突发事件（金老师进看守所）始终弥漫着一丝紧张的气息，作家聚焦于这些学生们如何以善意与温情勉力抵抗无常的侵噬，有着向日常回归的信心与盼望。
不局限于疫情题材，更多作家从日常中将“自我”抽离，以敏锐的审视力站立于生活之外审视附着在个人身上的各种关系，并反思人之处境。
“一切如常”“一切照旧”等“我”之内心话语在范小青的《今天你错过了什么》中反复出现7次，对无止尽的会议论坛的麻木、担心异常出现而破坏机械化生活秩序的不安是当下城市焦虑症候的典型一种。如果说“生活的本质是重复”仅是没有依据的段子，令人讶异的是，走错会场、身份错位的偶发性事件依然没有触发逃脱无意义、荒诞、循环生活的机关，作家以巧妙的讽刺艺术犀利地剖析着现实肌理。这一题材也延续了范小青近几年一直在思考的身份存在与认同问题，构成小说的双层讽刺逻辑。均质同频的生活让自我与他人的身份互换成为可能，那么我们确立独立人格的依据何在？反讽、讽刺、寓言手法加之于短篇小说日常叙事总能获得鞭辟入里的凌厉质感，“参会”情节也出现在韩东《动物•人的世界》中，空虚的精神状态与现实欲望对撞之下的人格形态通过动物寓言的方式表征出来。此外，王啸峰的《神经元》和朱文颖的《分夜钟》直接以神经、精神疾病作为一种人性异化的现实象征，葛芳的《长路山》建筑起了一座“石头屋”作为还抱有残存梦想的人的精神归处，李黎则以《卷纸之夜》《盘山之夜》《空城之夜》续写“夜场”小说系列，以诙谐的言语和情节调侃“游戏化”的现代性生活，无边的夜色既是时间背景，也是隐喻。
小说家亦向自己所处的领域、体制、文化圈层毫不留情地开掘，写作者、大学教师、青年博士、杂志编辑等形象在小范围内组成知识分子群像。朱辉的几篇小说《求阴影面积》《门对门》《见字如歌》虽非特意将矛头直指大学生活，但确实从冷峻的省察中凸显了知识分子看似平淡的生活背后的空洞、可悲。《求阴影面积》把“五子登科”的普遍物质欲望交予大学教师杜若来演绎，其外遇出轨的品行、对财富名誉的算计都与“香草美人”、轻逸君子相悖。可以看到，小说以一条鲜明的界限分割了道貌岸然的表象与人性的幽暗深处，如果生活隐秘的纵情与不堪具有“可计算性”，无可遮掩的内心执念和虚伪即为已知条件。《门对门》通过一地鸡毛的日常琐事来展现“老栾”这位大学教师为人处事的卑劣，《见字如歌》的笔调则不甚相同，人生并不相通的悲欢因为“我”的情感驱动力在巧合的时空重叠中获得了联动，在现实与虚构模糊的边界里，作家与同僚间惺惺相惜的情谊溢于言表。知识分子学术热情被物质现实击散后的落寞，在韩东的《我们见过面吗》也得以管窥一二。房伟的《格陵兰博士逃跑计划》是其“高校系列”小说的第四篇，批判力道与技法都超越了以往，小说以博一学生的视角刺破了象牙塔“理想”“神圣”的幻想，被学术体制的“内卷”、晋升路径的逼仄、各自为阵的冷漠围剿的文科博士们压抑、焦虑、扭曲的生存状态，都是酿成“格陵兰”悲剧的推手。更为悲哀的是，戏剧化的残酷情节却一幕幕在庞大的学术机器运作下、在我们生活的周遭真实上演。面对这种困境，作家似乎在往“回”、在过往的历史经验与理想时代中找寻寄托。“王小波”是一代青年知识分子囚困于学术与生活牢笼所尊崇的精神偶像，《“海妖”事件》即是房伟深浸于王小波研究后的致敬之作，也是跨越时空、超脱小说叙事功能本体与王小波的精神对话。
对生活各种面目的坦然应承也许是另一种应对现实的气度。储福金的《洗尘》以“棋语”观人生，透视了以弈棋为伊始进入社会声色场的三种人的人生得与失，为心灵拂尘的过程也是于日常中迈入新的精神向度的过程。刘仁前则继续扎根于乡土传统，以《栽棉花》《豆腐坊》《村小》抒情性的诗话叙事丰富“香河纪事”，同样立足于乡村日常的还有李云的《青山上》《喜鹊》。而罗望子的《佛系女子》，吴晨骏的《燕尾街》、汤成难的《引体向上》、葛安荣的《野雪》、李樯的《我们能忍受多少疼痛》《柔软的生活》、王大进的《山上山下》、李永兵的《宠物店的男人》中人物对自我命运波澜、生活负重的平静接受、泰然处之亦或忍痛前行的品格，正如朱婧在《先生，先生》中表述的那样，这些“追索秘密的人，亦是怀抱希望的人，在个体所能专注的微小空间里宿命般的投浸”且恰如其分地顺应时势，未尝不是在被“身份”规范与限定下的一种内心坚守，但也是物质利益与精神利益最大化下的妥协，是如何处世的自我质疑与自我追问。
当然，为对抗、挣脱庸常更容易产生的心理倾向是建构“在别处”的生活。可以看到，2020江苏短篇小说创作中，多组与日常形成对照的“他者”生活被纳入小说叙事结构，拉伸了短篇小说展示现实的立体性。所谓“在别处”的生活，其一，是“理想的远方”。叶弥的《久违了，地平线》、黄梵的《雷司令》、汤成难的《飞天》《去珠峰看雪》、周洁茹的《51区》、陈武的《贪吃小柜》、李樯于2020年出版的短篇集《喧嚣日》等作品都在俗世生存的焦虑与不满之外建立了一个难以抵达的精神支撑地，是地平线的那一端，是具有神性气息的西藏、珠峰，或是脑海中虚构的一个乌托邦。其二，是非常态化的家庭关系。王啸峰的《耳中双明珠》《四时自成岁》《不速之客》、朱婧的《光照进来的地方》《葛西》、李云的《高山流水》等作品都在反观家庭伦常，破除集体道德意志捆绑之下的既定伦理秩序，“探索看似正确无误的空间‘景观’框架内部渗透出的惆怅、焦虑、冷漠、悲观、庸碌、恐惧”（顾奕俊：《脱去家庭的外套——朱婧近期小说印象》，《青春》2021年第1期）。尤其在朱婧的小说中，作家未让自己笔下的人物抛入与家庭和解的俗套情节之中，对人性中难以摆脱的因循惯性和惰性的体察恰恰是短篇小说思辨的闪光之处。其三，是异度空间。黄梵《失眠症治疗指南》、鲁敏于2020年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梦境收割者》、朱辉的《彼岸》《小跑的黑白》、王大进《奔跑，不要停》等作品探索并质问了现实与梦境、生存与死亡、正常与疯癫等镜像人生关系，在虚实相生的朦胧地解构当下，叙述“逃离”的欲望。
再者，他人生活对以“我”为主体的参照坐标来说，也是一种“在别处”的生活。“他者”话语结构在这种叙事中出现频率较高，其中也包含一个看与被看的窥探模式——以一个主观的“我”之限知的视角，通过转述或他人转述拼凑起被窥探对象不完整的生活碎片，从而加长了短篇小说透视生活的“景深”。叶兆言的《德莉莎的疯狂》以“我”之视点讲述了领居家黑贝犬在城外别墅——这一排他和利己的环境中——难以为继的生活。除了人与狗之间的伦理，地处江苏安徽交界的别墅、穿插于湍流社会的退伍兵老杜、两性关系的剑拔弩张等等难以兼容的关系圈圈层层的嵌套在我们的生活中，捆绑着我们的自由与本性，叶兆言以无意之笔驳诘了生活的有意与刻意。另有一篇《走向冬天》中，“我”的学生“浦锡金”抑郁失意的人生也是由流言蜚语和“我”之回忆搭建起来的，他人口中如普希金般“为爱决斗”的浪漫想象、或是渗透悲凉的“自杀表演”都让浦锡金的形象变得虚化而难以捉摸。我们也许永远猜不透能够低吼出“南京有诗人吗？中国有文学吗？”的浦锡金的真实经历，但这种朦朦胧胧间不写“实”的心酸与困顿，加剧了被灰色社会包裹的青年知识分子的悲哀。叶弥的《对岸》则通过五位女性接力讲述了柴云妹的故事，孙频《猫将军》在“我”的限知视野内窥探着老刘生活的隐秘角落，赋予“在县城”的日常以悬疑、神秘的张力。黄孝阳也潜心于以县城作为小说叙事背景的写作，持续发表了以“县城报告”为名的系列小说：《县城报告（三篇）》《县城报告：扁脑壳》《县城报告：美籍华人孙子平》《县城报告：刘小花与王小玉》。这些小说由一个写作者身份的“我”和另一人物陈庆礼的视角及回忆贯穿，叙述了各色县城人物的日常传奇，其打破时间线性的笔法彰显着先锋小说的锋芒。“县城报告”之外的一篇《彩票中奖了》则注意到了在数据时代，被“他者”实时监控、窥探的个人无所遁形私生活。需要补充的是，江苏许多作家在短篇小说叙事视角上也进行了先锐的试验，赵刚的《我朋友》全篇小说的叙述主语皆为“我朋友”，罗望子的《枇杷》以第二人称叙事关注了底层人物的爱恨、欲望，王啸峰的《金色项圈》则以“狗”的视角反观人的生活，这些特异叙事视角的运用让小说获得了与读者互动的对话性想象，无论这种结构技巧是否达到了作家的期待效果，其将小说从静态艺术加以动态的突破、开发短篇小说叙事的多重功能，还是值得肯定的。
此外，考察2020年江苏短篇小说创作，我们会发觉一股不可忽视的青年力量源源不断地扩充着“文学苏军”的阵营。代际并非一个硬性标识，但不同年龄层的作家确有其审视日常的别致之处。相较于成熟作家，江苏青年作家的创作反而在日常叙事之中寄予了悠远的想象，以奇妙的意象探索时代的新走向。除了上文提及的朱婧、李黎、汤成难等人，翟之悦的《离线》、秦汝璧的《思南》《今天》以絮语行文把握思想流动下的日常生活，庞羽一向是一位高产且写作续航力十足的作家，2020年又创作了《小一号的岛屿》《红豆加绿豆等于黑豆》《撸串》《阳光下》《你你你要唱歌吗》《有大片云朵燃烧的夜晚》《走失鲸鱼》《宇宙飞船》《美国熊猫》等作品，在生活的光影交织间寻找“自我”的价值，杨莎妮的《大象往右》《迷雾酒吧》《弹钢琴的人》则彰显了作家对青年生活的熟稔与关注，将小众乐队、酒吧交际、网络社交等真实青年生活作为创作的叙事载体。值得一提的是，《雨花》杂志社于2020年设立了“长三角青年作家联展”，推出了一系列优秀青年作家作品，为江苏青年作家交流、发表作品创设了优质的环境，汤成难的《锦瑟》、尼楠的《从前》、李云的《青山上》、黄不会的《迷魂记》、邝立新的《天台公寓》、汪夕禄的《洋楼》、杨莎妮《小镇电影院》都是其中突出的作品。青年人的话语力量正在走向文学中心，被听见、被聚焦。
无论是身份与存在问题的继续书写、知识分子群像的开掘，还是建构“在别处”的生活，2020江苏作家们以哲理的话语、精巧的构思、新视角的尝试，充分发挥了短篇小说的叙事优势，在小说叙事功能方面也不断摸索突破创作局限的切口。在“后疫情时代”，作家如何写作，何以在场，江苏作家都以创作实绩给出了答复。当然，需要警惕的是，当日常叙事开始泛滥、成为作家反馈时代的“唯几”选择，是否形成了创作的局限，限制了作家想象力的发展。短篇小说对现实的即时反馈理应走向更灵动的笔触、更深的内容、更远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