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命名时，我们在大的方面要讨论：一、“江苏”（不仅是文化江苏）如何影响了“苏军”，“苏军”如何超越了“江苏”（如果“苏军”的意义只在江苏，那么区域文学史的意义并不重要）。二、“苏军”中的“我们”（江苏籍的“苏军”）和“他们”（非江苏籍但长期在江苏或主要成就在江苏取得的作家）各自的文化背景及相互影响，“我们”如何接纳“他们”，“他们”又如何成为“我们”，或者说“文学苏军”既有“我们”也有“他们”。如克利福德•格尔兹所言，我们其实都是持不同文化的土着，每一个不与我们直接一样的人都是异己的、外来的。在江苏以长江为界，南北中的文化和心性也有很大差异。这种差异是否从根本上影响了作家的创作？这是需要追问的。我们是着眼于这种细部的差异，还是在整体上研究“文化江苏”与“文学苏军”？文化差异固然会影响作家，但作家文化选择的多样性也许产生的影响更为深刻和关键。特别是在文化碰撞、交流、融合越来越显着的今天，更多的作家虽然带有文化的“胎记”，但通常都没有局限于此。在全球化过程中，虽然区域文化仍以各种方式保护和传承，但已经受了异质文化的冲击，地方性知识也随之被压缩。或许有一天区域文学研究中的地域特点需要我们去尽可能发现。
“文学苏军”或许不是一个文学史概念，而是研究作家创作的一个视角一种框架。尽管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也有总结区域文学的文章（差不多是年鉴式的概述），但区域文学的研究，特别是在文化框架中研究区域文学，则兴起于80年代以后。因此，我们关于“文学苏军”的讨论可以向前追溯，但主要的时间段是“新时期”以来的江苏文学。如何在“文学苏军”的视角中，将“散装”的“苏军”聚拢在一起，形成“苏军”论述的历史与逻辑脉络，其实不是一项轻而易举的学术工作，我们现在所做的只是分而论之。只有解决了这个问题，“文学苏军”才有可能成为文学史表述。考察江苏当代文学的历史会发现，江苏当代作家开始成为“苏军”，并不是因为他们从开始就具有“江苏意识”，而是他们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思考文学问题，50年代中期的“探求者”事件是“文学苏军”成型的标志。从“探求者”这一代作家开始，“文学苏军”才获得了自己的身份。他们当中的高晓声、陆文夫、方之、艾煊、叶至诚等在“归来”之后，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期刊编辑等方面，都让江苏当代文学成为八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晓声和陆文夫往生多年，但他们都留下了载入当代文学史册的作品。高晓声的“陈奂生系列”、陆文夫的“小巷文学”，在时间过滤后仍然可圈可点。在某种意义上说，“文学苏军”因他们而得以命名。或许因为高晓声、陆文夫两位声名显赫，与他们差不多同辈的胡石言、张弦、忆明珠等则很少有提及。
高晓声和陆文夫的80年代，成了后面几代作家出场的氛围，这一“氛围”中包括了传统、尺度和生态等。在高晓声、陆文夫风生水起时，赵本夫、范小青、叶兆言、周梅森、储福金、黄蓓佳等也陆续成为“文学苏军”的主角，这一辈苏军的创造力一直持续到现在。和许多区域的文学秩序不同，改革开放40余年江苏文学从来没有产生过断层或危机，也无“新老交替”问题，“文学苏军”更多地体现了自然生长的规律。在江苏，作家的地位不是以代划分并加以突出的，简而言之，作家的作品决定了他的地位。我们在讨论当代江苏文学时，越来越以作家作品论长短，这非常符合文学史发展和文学史研究的规律。在区域文学研究中，我们通常会放宽研究对象的范围，但在“文学苏军”与中国当代文学的框架里，“文学苏军”的选择范围无疑会缩小许多。在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文学苏军”中，苏童、毕飞宇和韩东具有重要意义。苏童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就写出了代表作，尽管他已经北上，但迄今为止的重要作品基本都是在江苏完成的。毕飞宇作为新一代“文学苏军”的领军人物，其中短篇和长篇小说均有建树，他对经典作品的解读也打开了文学批评的新空间。韩东在某种意义上是“文学苏军”的“异数”，他的创作和存在方式都值得我们注意。就小说而言，“文学苏军”中的鲁敏、叶弥、朱辉、荆歌、丁捷、朱文颖、戴来以及更为年轻的孙频、房伟等，都在发展和成长中。
显然，只以小说来论江苏文学是局限的，“文学苏军”的一大特点便是文学门类齐全。在小说之外，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和儿童文学等创作亦成就斐然。在我所熟悉的作家中，胡弦、小海的诗歌，丁帆、夏坚勇、黑陶、贾梦玮的散文，杨守松的报告文学，徐风的非虚构写作，都值得我们关注。我没有研究儿童文学创作，虽然熟悉一些儿童文学作家。江苏也是儿童文学的大省，重视研究江苏儿童文学应该成为“文学苏军”研究的重要内容。我说的这些当然不是一份完整的名单，有许多年轻作家包括网络作家我都没有提及，也许再经过一段时间的积淀后有很多人会脱颖而出。文学不会有固定的排行榜，沉与浮是规律。
我们通常不会对区域文学做“制度”考察，但我觉得研究“文学苏军”并不能撇开江苏的“文学制度”。在中国当代文学制度的整体考察中，政治和文化是重要因素。在这些方面，江苏的“文学制度”当然受制于整体。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社会经济的发展一直处于国内前列，“文学苏军”在各方面都得益于这样的发展。在制定鼓励文学发展繁荣的政策之外，江苏对文学创作经费的投入可能也处于全国前列。紫金山文学奖、江苏文学评论奖等奖项，“扬子江”系列文学品牌等活动，《钟山》《雨花》《扬子江诗刊》《扬子江文学评论》等期刊，江苏当代作家研究资料丛书、江苏文学评论家自选集、江苏文学蓝皮书的出版和编撰中的《江苏新文学史》等，以及各种扶持青年作家及网络文学的计划等等，江苏形成了一个具有良好文化生态的文学制度，并且持续数十年有效运转。
在谈及这方面时，我还要特别提到江苏的文学出版。江苏文艺出版社一直是国内当代文学出版的重镇之一，近几年又有复兴之势；译林出版社后来居上，在外国文学名着的译介和中国文学原创作品的出版等方面异军突起；江苏教育出版社重视出版文学研究着作，80年代以来也是领风气之先。我一直认为，没有现代出版就没有新文学。在文学制度层面上研究“文学苏军”其意义不言自明。
考察江苏当代文学制度，我们会发现大学文学教育与文学创作的积极互动，形成了批评与创作比翼齐飞的秩序，这是“文学苏军”的重要特征之一。从陈瘦竹、陈白尘，到叶子铭、董健、范伯群、曾华鹏、叶橹、范培松、吴周文，再到丁帆、朱晓进、吴俊、王彬彬以及丁晓原、张光芒、季进、方忠、何平、傅元峰等，几代学者同时以批评家的身份介入文学生产。我在读大学时便切身感受到了江苏创作与批评的互动。大学之外，江苏社科院和江苏省作协，也有一批活跃的批评家，如陈辽、徐采石、金燕玉、姜建、黄毓璜、王干、费振钟、汪政、晓华等。年轻一代的批评家如何同彬、韩松刚、李章斌、沈杏培、赵普光、刘阳扬等也逐渐脱颖而出。正是文学批评的强劲，“文学苏军”才因此丰富。
在实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后，江苏的经济和文化发展在融合中将出现新的变化。尽管文学创作不需要一一回应这种变化，但如何处理文学与时代的关系，创造出经得起历史推敲的作品，是“文学苏军”面临的重大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