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个农业大国，五千年的农耕史根深蒂固地决定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的命运，那就是与土地和庄稼息息相关。许卫国的长篇小说《小高庄》（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6月版）就是中国乡村的一个缩影，且切片于共和国建立初期到二十一世纪初期的六十年间，将农民、乡村、土地的经历和遭遇都压缩在小高庄这片土地上，成为一卷风雨跌宕，风情百里，风光无限的乡村风俗画。
“许卫国生成该是块写小说的料”。他小学同学一致这么认为，而我说他的颜值本身就是一部饱经风霜的长篇小说。是典型的从农村走出来的农民作家，农村的一草一木、一田一垄；春耕夏忙、秋收冬藏等等，没有他不熟悉。正因为农村是许卫国得天独厚的丰富宝藏，所以他的写作无不来源于这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深井，这也成了他独特风格最优资源。
《小高庄》里承载了许卫国农村生活的全部积累。在此之前还尝试性地写过许多短篇小说，还有长篇小说《花庄》《上帝原来是个近视眼》，散文随笔集《远去的乡村符号》《小城里的中国》，在这些作品中我们看到了不仅仅是许卫国自己的视角，而更多的农民和乡村的视角。讲述和描述是许卫国能从记忆中为我们再现原始场景的唯一方法。许卫国的写作是以他生活的苏北乡村为基地，并辐射周边县乡城镇，是比较典型的“苏北写作”。“苏北写作”除了要具备鲜明的本土意识以外，更重要的是文本内容要具有强烈的文化意识和性格意识，人物与事件带有不可磨灭苏北特征，语言与表达都有着苏北平原的粗粝而坚韧、粗犷而柔情、粗俗而本真的地域特质。以《小高庄》为例，所呈现出的就是一部乡村断代史、一幅乡村风俗画和一堂乡村语言课。
一、狂欢与苦难交织汇流成的乡村断代史
小高庄在《小高庄》里就是以自然村落，这样的村落在中国大地上比比皆是。农民——这一中国的最大的群体，都是生活在这样的土地上，甚至是祖祖辈辈绵延至今的传承。小高庄的人虽不是祖辈传承，却也是土生土长。从共和国初建，战争的阴影正在远去。刚刚解放出来的农村和农民一下子跌进从没见过的新社会，一切都是新鲜的，一切都是开始，万头千绪的新事物喷涌而来，
《小高庄》集中聚焦在这片坐落在洪泽湖东岸的一片贫瘠而苦难的土地上。在这里的男女老少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命运已转手到新政权的名下时，历史就开始了。小高庄的土地上战争的烟云刚刚飘过，小高庄的人也是穷苦出生，没有文化而且闭塞保守。老蛮子虽是外乡植入型的干部，但他在小高庄当书记却是中国特定时期的产物。这小高庄赶上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土改与四清运动把土地还给了农民，大跃进点燃了农民对共产主义未来世界的渴望和热情，建高炉大炼钢铁，支大锅全村都吃大食堂，浮夸虚报让小高庄有了出人头地的机会，随又遭遇三年自然灾害，饥饿这个魔兽也来肆虐，饿死人后小高庄便恐慌起来。再后来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席卷而来，人人都斗争，人人都想着斗争。夺权，批斗，整当权派，成立造反司令部。干部下放知青下放在这里也有涟漪。全国动乱十年，小高庄也混乱了十年。文革结束后很快迎来了改革开放，小高庄与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一同走进新的时代。这是一个足以让人值得记住的乡村断代史。
因为，在这段历史中见证了新中国农民一天一天成长过程。他们遭遇胜利者的狂欢和无知，他们自私保守，狭隘固执，小富即安，不思进取，急功近利，私欲低俗。他们善恶分明，吃苦耐劳，能明大义，能承大难，能解大理。从小高庄这个万花筒中我们看到了，中国农民在这段历史中经历了什么和遭遇了什么。
作家许卫国在小说中有一段对春天的描述可以看到小高庄的人是怎样的状态了：“春天犹如一个淫妇，把自已打扮得花枝招展，却使她身边的人们骨肉酸软，萎靡不振；春风中又像充满蒙汗药似的让人们觉睡不醒，让猫趴在墙头上整天不睁眼睛，让猪伸直四腿打鼾，让狗在床底翻身叹气，让杨柳随风摆动，晃晃悠悠像一个叫不醒的孩子。亮亮的沟塘让人眩目，远处蒸汽上升犹如水晶宫一样，全是竖起的波纹。疲倦的男人在田野里以棉袄作席，一手作枕，一手遮阳刺眼。把裸体让阳光无声地抚摸和熨烫。有痒处就下意识地抓一把，顿时就留下几道白痕，像几架喷气飞机编队表演留下的痕迹，他们在阳光下尽情地伸腿扭腰，舒懒像蛇在垂死挣扎，以此来补充短夜的长度。春天对劳动人民最为刻薄，越是没有米面吃时劳动强度越大。各种庄稼都在这时争着入土，争着成长，人就要跟着服务。过年吸收的一点营养早已耗尽，人不是驼骆还能储蓄留着慢慢消费。诗人赞美春天，城里人去游春，乡下人最怕春天。”春天原本是生气勃勃的象征，可是在艰难背景下的小高庄人却充满沉沉的压抑，以至于在这诗一般春天里尽然没有一点暖意，反而是一种厌恶和冷漠。由此可见“过去”的小高庄断代史中人们过的并不好，希望也非常渺茫。
二、事件与人物构建了色彩斑斓的乡村风俗画
《小高庄》全部三十八万字，分《小高庄》和《花园口》两部，前一部以小高庄本身为中心，将人物与事件都集中在这个“庄”子里发生发展和辐射，将农村的家长里短，春耕秋收，浮夸大跃进，文革夺权等等都摆在这个舞台上演绎，从中展示着他们的美与丑行为。而后一部则将这个舞台移至县城里，起背景还是坐落在小高庄的土地上。尽管主角换成县里的主要权利人物，但这些人物多多少少都与小高庄有着离不清关系。所以，《小高庄》重点在前半部分，而后半部分是辅助。前后呼应才构成一部完整的色彩斑斓的乡村风俗画。
一是人物性格突出，源于生活。小高庄里的人物个个都鲜活、典型，似乎个个都是主角，其实都不是主角，作者想塑造农民的群像而不是个体，这是一种难度选择，最见功力。胜安、老蛮子、马小鬼、朱秃子、刘大头、坐地炮、德志、秀忠、三凤、保国、老鸭子、毛刀鱼、德国鬼子、假大闺女、小右派、林医生、小龙、八斤等等，看着这些名字就如一群人活生生地迎面走来，土里土气，土的掉渣，土的有棱角，土的有活力。这些人物在小说里都是有缺点，几乎没有一个是“干净”的人，但他们的农民的本质还在，不论国家时政有什么变化，他们对土地的热爱，对乡情的眷恋，都会用自己的行为直接地表现出来。比如胜安娘因饥饿临终前的一幕，小说中是这样写到的：“胜安拿起镰刀，艰难地在水缸边上推去拉来，一会用手指试试刀口，只见他拽起小腿肚一刀下去，一块连皮带肉就离开了他的小腿。血无力地向外渗，胜安抓把陈旧的青灰按在口上，破布一扎就站了起来。地上没有烧火的东西。胜安挣扎着到门外扯下屋顶上的麦草，点着了火，一会一团肉就熟了。胜安一直以为自己是娘亲生，自己的。肉都是娘给的，割一点孝敬娘天经地义。胜安娘一口就吞下了那块肉。好久说了一声，胜安那，要是多点肥的就好了。说完，闭上眼睛，一脸安详，含笑死去，胜安没有悲伤，他知道娘去阴间享福了，反觉得欣慰”。我读到这里，心里捏的紧紧，半天才呼出了这口气，平静了许久才将注意力扭转回来。说古人有割肉尽孝的，那都事很遥远的传说，可现在这事就发生在眼前，时间地点仿佛还代着体温。
二是事件的发生与展开紧贴着乡村命脉。正值春耕将大忙之际，“沟西队一条曾经打败方圆二十里无敌手的老水牛死了。头天老水牛还以独犁独耙保持近十年的记录。第二天早上起来，翻身打滚，口吐白沫。眼睁得要爆炸似的，眼圈一周向外渗血。伸直四蹄，似乎要在生命最后一刻把所存的力都释放出来，这样也许死得轻松些。”小高庄围绕死牛事件牵出人物，并且不同的人物以他自己特定位置，性格做着自己的表演。老鸭子是养牛的，牛死他最心疼：“放下树条就哭，比老娘死时还要伤心。老鸭子一哭，围观的人就多了，小高庄人不懂事物发展的哲学，还一味地惋惜说，昨天还好好的么，还耕了一套地呢。这种形而上学的观点使老鸭子听了更是又惊又悲。只朝自己的头上打，说不该睡得那么死”。胜安叫人“去带吴兽医，叫他来查查原因。胜安说的轻巧，可这对老鸭子来说意味着什么呢。退一万步说，不说是他破坏，不说是他失职，就这一条死牛躺在他的面前，真是跳进太平洋里都洗不清呢。”马小鬼拿牛死来说事，东一句，西一句，冷一句，热一句，用广播让全庄子人都听到。因是沟西队的事，故是想出队长胜安洋相的。牛死了，又是剥皮又是烀肉，处理完牛肉后请一桌吃牛肉更是有戏，作者设计了这个场面主要想突出了几个人的表演：“朱秃子好请，马小鬼还牙疼腚疼的假支了一会。二人一到就开始喝酒。朱秃子依然是老习惯，一上酒桌便沉默不语，眼盯着菜便目中无人，马小鬼则是深表同情仿佛是来凭吊一样。刘一刀和几个大队干部在一起喝酒，觉得作陪的规格很高，就多喝了几杯。这时胜安才想起来没叫德志，胜安故作惊讶问马小鬼，德志怎么没来？朱秃子这时已经有了说话的时间，就说，小两口正在兴头上，去城里看电影呢，哼，也不怕大乱岗狗给吃了。朱秃子似乎看不惯德志小两口的做派，也似乎在讨好胜安。”在乡村也是个大社会的缩影，每个人都会有他自己的角色定位，许卫国非常清楚他们各自存在价值和意义，在这里就透过桌面上的寥寥数语，让我们看到这几个人的性格和特点。在《小高庄》里几乎每件事中都有这样的描述，看着似乎是不经意的事件，细想来却是精心设计所为，因为这些事件无不与乡村的生活和乡村农人密切相关。或者这些本身就是乡村中每天发生的真实事情。
三、妙语连珠与民风淳朴互融呈现出乡村的语言魅力
在我们阅读的小说视野里不乏语言精妙，魅力独特的作品。古典的如《红楼梦》《水浒传》自不用提了，甚至《九尾龟》中的苏州方言的淋漓表达也是种典范。现当代的大师们曾用他们出色的小说语言精心地抚育了我们胃口，使得我们在这方面也有了不少挑剔。但能够成为语言大师的也还就是有限的几位，比如沈从文那灵动飘逸、如诗如画的叙述语言使得我们记忆很深。老舍的小说里纯正的北京方言更是让我们过目不忘。赵树理小说的冀中平原语言也会是一座无法逾越的高峰。在陕西作家群中陈忠实、贾平凹、路遥的小说里，我们领略了陕地风情和陕味方言的魅力。汪曾祺的语言又是另一种经典的定格，将自然朴素的“话语”形式锤炼成雅俗共存且又富有韵律的文学语言。正因为我们的小说语言对于小说本身来说更具有多姿多彩的可能性，所以我们在阅读时总有着一种期待，甚至将这样的期待赋予我们所有可以读到的小说作品中。
读许卫国的《小高庄》我就是带着这样期待而来的。果不然许卫国没有让我失望。整个一部《小高庄》让我酣畅淋漓地享受了许氏语言的沐浴。归纳分析其中特点，可以有以下几点：
一是口语化与幽默感。在小高庄里，进进出出，来来往往，上上下下都用的是口语，这是许卫国之所以有着语言优势的最好的表达方式。随便拎出一段他的描述：“人少地多的年代，种地也是随心所欲的，熟地都忙不过来，每一块地也都是谁开垦谁拥有，有力气有工具高兴怎么种就怎么种，怎么顺手就怎么种，斜一块，横一块，高地种芝麻，洼地点黄豆。没有沟，也没有埂，不高不洼的地，就一把小秫秫撒出去，权当三十晚上的兔子，也像无娘的孩子，让其好自为之，而小秫秫却真有几分野性，生命力不一般，两场风雨的怂恿，顿时就枝叶茂密，哗哗作响。小秫地里常有野瓜，这瓜虽无人照料却十分甜。庄上有个天生贪吃的小孩，春天挖猪草时发现小秫地坟头上几棵野瓜苗后，便秘不传世。待小秫秫红头时，他一人就悄悄钻进小秫地独自享用甜瓜。吃完了瓜，那孩子便撑饱了肚子热昏了头。怎么也走不出这片小秫地。正午时分，天地不应，最后和甜瓜同归于尽，直到秫秫砍倒才发现。这块地的主人绰号洋鬼子，被一堆白骨吓得扔下镰刀就飞奔起来。白骨上几只蛆和它的长辈苍蝇在进行最后的晚餐，白骨缝里又长出了一撮野瓜苗。孩子的母亲将信将疑地哭了一阵，就回家了。兵荒马乱的年头人也不当什么。从此，花庄少了一个贪吃的小孩，又多出了一片荒地，谁也不敢去种那块地了。洋鬼子曾在上海逃荒几年，真鬼子来了，他又逃回小高庄，经过这件事，发音又回到小高庄的方言上。不再说哎呦喂阿拉勿晓得格，而说哎呀我不知道啊。”这段文字很丰富，有场景地域的描述，有事件介入其中，还精细的叙述了一个孩子的死和别人的感受。语言没有束缚，顺着口语流淌，流到哪里是哪里，恣肆纵横，收放自如。他的这些口语中似乎显得粗俗和低下点，但更多的是他们来自于乡村农民，来自于文化水平较低的那群人的自我生成的活的语言，土的掉渣，还含有让人心疼的幽默。比如：“马小鬼正在放《东方红》，一遍过后，又是抬拍话筒，嘘嘘吹了几口气，再干咳两声准备向全大队发表讲话，朱秃子进来了。马小鬼马上又把《东方红》再太阳升一遍，急忙问朱秃子有什么发现。朱秃子只是叫苦又困又饿，又是摇头晃脑，马小鬼指着桌上碗说，那你表婶摊的油饼，我还没动筷子呢。朱秃子自认为应该享受，也不客气，上帝也说不清他是什么意思，把油饼理开，上下左右浏览一遍，像看报纸一样，然后重新卷上便大口大口吃起来。”读完这段有一种想笑又笑不出来的感觉。一句“又把《东方红》再太阳升一遍”特显得幽默可笑，虽不合语法一般规则，名词动用却获得意外的效果。细一琢磨场景与人物，觉得却实在情理之中，且是恰到好处。
二是开放式与多变性。小高庄虽是坐落在中国内地的乡村，但许氏语言的开放和多变的特点让我们会感受到与外界没有隔阂。“自从胜安当了沟西队队长，老婆便像候鸟一样如期飞回来。顿时讲话那牙齿就能耙地，像女皇一样到处许诺允愿。这家多给二斤粮，那家多给三尺白洋布。仿佛她的嘴就是仓库，就是纺织厂。胜安听了就生气，就吓唬她：你再出鬼就把你交给德国鬼子处理。她马上就像犹太人一样老老实实了。”这里的神来之笔是“德国鬼子”和“犹太人”，在许卫国这里只是信手拈来，而在小高庄的“德国鬼子”是村书记的绰号。小说中有解说道：“专区来的两个人，没经介绍，小高庄见多识广的人就根据他们的特征为两个命名了。第一个个高、脸方、鼻长、白皮被叫作德国鬼子；第二个年轻、脸红、长得腼腆，身材适寸被叫做假大闺女。这俩名字的产生具有代表性又有群众性，果然不到几天就被全庄人认同，显示了民主的优势和群众的力量”。而全世界都知道“德国鬼子”对犹太人的屠杀令人恐怖，许卫国用在这里既是他的灵感所致，又是他开放式思维和变化多端的具体体现。还有“猪圈一夜之间消失，若不是几根木料指东指西，他们连记忆也找不回来。经过紧张‘走穴’的猪们，失去了记路的天性，找不到自己本来的家，在大田里一起一伏地巡游”。“这些见过了世面的猪反而显得更加胆小，一见人来便四下逃窜。黑土经水一泡便似是粘胶一般，人们一脚下去半天拔不出来，这就显出猪的优势，四蹄提插自如，如海豚逐水前去。于是有人便用文明的办法，声情并茂地呼唤。这种喽喽的呼唤声，对于猪是世界语，只要听到这种声音，即使在异国他乡，即使是举目无亲，它都会驻足谛听或都要回头留恋地张望。”这样描写很是引人入胜，亲切无比。描写的叙述放得开，又收得拢，跟着他的思维走还是一种享受。
三是白描法与机智性。在许卫国的小说里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善用白描手法叙述人和事。白描原本是绘画上的一种技巧，指单用墨色线条勾描形象而不施彩色的画法，白描在文学表现上主要用朴素简练的文字描摹形象，不重词藻修饰与渲染烘托。《小高庄》中很多地方用上白描：“车子过了双沟，胜安隐约感觉到这片土地是多么熟悉，那不是大酒厂吗？那不是下草湾吗？噢，这是冯洼，老婆不就是旁边那个水牛冲吗？噢，这不是官塘吗，旁边那新庄子不是在青阳街剧团打鼓的张小永老家吗。他去过小高庄呢。一切是那么亲切，噢，畜牧场该叫瑶沟了，三凤大姑家不就在那里吗？哎呀，都到洪桥了，以前叫姚圩子呢，母亲在世的时候带他来过表姨家，母亲死了也不来往了。嗨，姨娘亲一代亲，死了姨娘就断了根。胜安叹口气，车子上了大桥，东边三个大烟囱浓烟怒放，好不壮观，那不是化肥厂吗，就在我们小高庄的土地上呢。这些年小高庄不少人进厂当了工人，不少人靠拣煤渣，做小工也发了财呢。往年种水稻，不都是用那里的氨水吗？哪次去，厂长都把我高高在上呢。是啊，有的社员一不高兴就挖路放水，理由也充足，人家强龙不压地头蛇啊”。这是一段很典型的白描手法的叙述，是胜安坐车从省城回来，在省城的不幸遭遇都压在心底不说，进入自己熟悉的地界上，眼睛看到的心里想到的和车子走到的一股脑的都涌出来，许卫国有条不紊地“说”来，而且层次分明，线条清晰。一部长篇小说，这样的白描很多，也很到位。比如写人：“专员双手叉腰，站在大埂上，魁梧而高大，太阳似乎只能与他并列。专员放眼大埂，一手叉腰，腾出一只手左右指点，更显英姿勃勃。他一边走，一边向乡亲们微微点头，脸上笑一半，还留一半庄重，就是不说话”。一个当官的形象，拿捏着架子就凸显出来。歌德说过：“艺术要通过一种完整体向世界说话。但这种完整体不是他在自然中能找到的，而是艺术家自己心智的果实”（注）。毫无疑问，许卫国多年的语言修行在这里是终有收获了。不仅仅是小说，在我读到的他的散文随笔集《远去的乡村符号》和《小城里的中国》中我也都见识这种语言的存在，并且很好地完成了文字所赋予的使命。
在我们拿许卫国的小说来分析的时候，有些从语法规范来看就只能或略了。许卫国的语言源头不是来自于科班和教科书，而是来自于底层农民，来自于乡村田野，来自于为生存而打拼的小人物和卑贱者。所以在他的语言中没有那些规范语法和遣词造句束缚，也没有那些香艳的脂粉气和小资文人的华丽辞藻、酸腐习气。相反我们看到的许氏语言更是具有生活气息和生命的活力。
《小高庄》不是赞美诗，小高庄也不是值得推广宣传典型。在这里就是生活着一群最底层的农民。《小高庄》里记录了这群农民的生老病死和喜怒哀乐。在小高庄这个舞台上的这群农民为我们演绎了一场乡村悲喜剧，我们为他们拍过手、挥过拳、揪过心、笑出声。《小高庄》会向我们读过的许多经典文学作品一样，成为农民发展史中的一块里程碑。
（注）：《歌德对话录》【德】爱克尔曼着 周学普译 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3月版
